圈层壁垒下“二次元”政治传播的失灵与调适

公民or粉丝:官微虚拟偶像策略的尝试2月17日,共青团中央官方微博宣布官方虚拟偶像“红旗漫”与“江山娇”上线。然而,上线仅半日,该条微博就收到了大量的负面评论,随后,共青团中央微博删除了宣传内容,并清空了虚拟偶像“江山娇与红旗漫official”的微博。我国首个官微虚拟偶像的尝试就这样在一片质疑声中匆匆落幕。

互动性视域下的媒介技术与城市社区转型——以上海F小区为例

现代城市社区常常陷入“区而不社”的共性问题。媒介技术革命会通过改变居民互动实践的方式促进社区转型。本文以上海市F小区为例,分析当数字媒介成为社区日常实践的基础构件时,居民互动实践及社区形态的转型。首先,数字媒介创造城市社区中人与人互动的新体验,居民以“永久在场”“共同在场”的方式展开类似传统社区中面对面交往的互动;其次,数字媒介创造出人、地连接的新模式,通过将社区场景转变为可移动的拼贴式社区,实现居民实践“再地域化”,以此对抗现代化“脱域”趋势带来的社区空心化浪潮;最后,在数字媒介的中介下,居民互动建构起“交互化、去等级化、去中心化”的多重立体网络,人、地、物被整合到同一个数字化平台上,基于信任和协商的互动能够有效实现自下而上、权力流动、多元共治的自组织。

新冠疫情期间区级融媒体中心的治理效能与优化路径--以上海16个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为例

始自2019年末的新冠疫情持续至今,在作为疫情重灾区的超大城市中,建设水平领先的区级融媒体中心面临着社会治理的重大挑战。本文以县级融媒体中心的三个建设目的为分析框架,以上海2022年新冠疫情期间16个区级融媒体中心的微信公众号为例,分析了其内容生产和传播、服务功能设置等在社会治理实践中的效能与短板,考察了微信公众号作为一种治理技术建构了怎样的“可治理的空间”,并提出了提高治理主体性和加强技术平台化的优化路径。

近代报刊与晚清女性议题的“公共化”——以《万国公报》《时务报》为中心的考察

晚清对于中国女性解放来说,具有重要的开端意义,变革首先发生在公共话语领域,中国传统女性从“隐匿”到“现身”,而近代报刊作为一种外部力量推动了这一转变。《万国公报》所代表的西方现代报刊,让女性得以从封闭的文化和道德的逻辑链条中跳出,在“中西之别”的尺度上获得了“可见性”,并以“他者”的视野完成了中国女性的“问题化”过程。《时务报》所代表的国人自办报刊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成了改造女性的“合法化”过程,在国族建构而非在身体经验的层面来论述改造的必要性。这并非是一种历史局限,一定程度上是一种策略性选择。维新士人们秉持着“报为国口”的理念,认为报刊的言说主要是向国,所以只有在“国族建构”的层面获得意义,女性问题才得以在面向当政者言说的报刊版面中占据重要位置。于是,解放女性的理由,从传教士报刊中的女性个体权益,被置换成了维新报刊中的国家利益。不同的报刊以其相异的实践方式,参与有关女性的公共言说,并共同影响了女性在公共话语领域的现身方式。报刊成为开启中国妇女解放运动进程的重要动力机制之一。

“大上海计划”中城市共同体想象的报刊建构——以《申报》为中心的考察

1927年至1937年间,为改变华界落后的面貌,"大上海计划"在上海特别市政府的主持下出台并实施。市府秘书处从1927年12月开始与《申报》合作,每周四印行《市政周刊》专版,专载"大上海计划"相关内容,《申报》在宣传、动员和推动计划实施方面扮演着关键角色。"大上海计划"不仅是一项市政建设方案,更是一个媒介事件。在《申报》对"大上海计划"全方位的呈现和诠释中,城市共同体想象在地方和民族两个层面同时展开,二者之间既存在张力又相互统合。本文将"大上海计划"作为一个剖面,探讨这一时期《申报》话语建构的两种不同的共同体想象、二者在话语网络中的相对位置,以及这种相对位置背后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