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宗三“道统之道”溯源

儒家的"道统"说始于唐代韩愈。在现代新儒家中,牟宗三的"道统"意识尤强。确定其"道统之道"的具体内涵,对于理解牟宗三思想的发展,尤其是其判朱熹为"别子为宗"的根据,具有非常关键的意义。追溯"道统之道",其源头在《诗》《书》中的"帝"、"天(天命、天道)"。

气相色谱法同时测定烟叶中三种农药的残留

采用气相色谱法研究了仲丁灵、氯氰菊酯、溴氰菊酯3种农药在烟叶中的残留情况。样品经乙腈提取,Florisil硅土和中性氧化铝双吸附剂层析柱净化,正己烷-乙酸乙酯(98∶2,V/V)洗脱剂洗脱和浓缩后,采用GC-ECD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当样品的加标水平为0.05,0.25,1.0 mg/kg时,加标回收率为73.8%～89.4%,相对标准偏差在5.5%～10.3%之间。该方法可用于烟叶中农药残留的快速分析测定。

德性伦理学视野下的和谐社会建设

德性伦理学旨在回答理想人和理想生活的问题,它们与社会的理想状态存在着复杂的互动关系。和谐作为社会的理想状态,不仅强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自我与他人及自身的和谐,同时也指明了实现和谐理想的途径,即通过存在差异的事物相反相成地互动,使所有事物成就自身、各得其所。实现社会和谐的过程中,公民要有自主的德性,同时努力使自己的整体德性在此过程中逐渐养成。为此,公民应当明确生活的意义,持续省察自己的人生。

“政”、“刑”在德性养成中的作用——孔子与亚里士多德德性养成论之比较

孔子认为政与刑不能在德性养成中起积极作用。他认为,政制禁令和刑罚惩治的威慑,虽可令人不违反法律,行为合乎规范,却正好成为德性内化的障碍。亚里士多德对于德性养成的见解与之恰成对照,他认为德性的养成要依赖习惯和训练,同时也离不开法律的教化与惩罚的威胁。两种不同的见解促使人们思考政治与刑律对于德性养成的作用。

《孔子诗论》的思维方式与孔子诗教的政治伦理功能

本文通过对《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中诗章的解释与《论语》所引"诗"的分析,认为孔子将诗进行了政治和伦理化的解释。在此基础上,作者探讨了孔子诗教的这种功能与类喻式思维方式之间的关系,认为除了价值观外,这种思维方式是诗教之有政治伦理功能的原因。

社会制度的人性化转型与环境崩解

顾名思义,"环境悬崖"即人类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环境处于危险边缘,若人类继续目前的行为方式,则人类及其环境便将坠入深渊绝境。"环境悬崖"作为一诗意的表达,可用来概括我们的处境,激发人们投入环保的热情;但若被当作科学的表达,则有失精确性。科学的"环境悬崖"观可被理解为"环境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或"经济增长对自然环境依赖程度"的陡然降低。这种前瞻式的"环境悬崖"观虽可为努力的方向和目标,但其是否可能本身值得怀疑。然而,无论如何理解,我们的环境形势确实非常严峻,它正趋于"崩解"。环境趋于崩解的根源,一般认为是"人类中心论",而对应之道便是"生态中心论"或"弱意义人类中心论"。但无论"生态中心论"还是"弱意义人类中心论",都与"人类中心论"有共享的前提:以人类的利益和福祉为目标,都不足以阻遏环境崩解之势。实际上,当今环境趋于崩解的根源在于量化、物化的效果论思想以及以之为据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因此,阻遏环境崩解,需要我们摆脱效果论立场,去另寻资源,促进以其为根据的社会转型。阻遏环境崩解,一靠技术进步,二靠制度创新。技术进步由于其天然的局限,无法根本阻遏环境崩解;而建立在尊重和善待一切存在者本性基础上的,能使一切存在者各得其所各遂其性的制度创新,以及因此向"敞开的社会"的转型,将成为阻遏环境崩解的必然选择。

黄宗羲的学术史方法论

黄宗羲的学术史方法论成熟于其学术与思想活动的过程之中。他的学术史方法体系有两个核心观念,即学脉和宗旨。黄宗羲继承并发展了已往具有学术史性质的著作中的同类概念,因而才成就了黄宗羲在中国传统学术史上的地位。黄宗羲之有此学术史方法体系有其社会和个人根源,此种方法对于今日中国哲学史学科发展仍有一定的意义。

康德论有道德价值的行为

通过抽丝剥茧的分析,康德发现,普通人类的理性能够在日常行为中找到规定他"应该做什么"的根据或法则,康德将其称为普通理性的道德知识。在这一分析中,康德全面分析了行为与义务、爱好的关系,并指出一个普遍必然的道德的行为,不可能同时出于义务和出于爱好。并且当一个义务要求的行为出于义务,该行为即具有道德价值。

“对列之局”或“隶属之局”——牟宗三文化历史哲学的关节点

牟宗三先生认为文化是一种由人创造的,内在于人的生命和精神活动中的生命人格之精神表现方式。各民族文化既有“义理上的具足”,也有“功能上的缺陷”。中国文化在历史上的“功能的缺陷”主要表现为未能实现科学与民主政治等价值,因而其全幅价值未能完全展现。现代中国文化要展现其全幅价值,就是要发展科学与民主政治方面的价值。在如何使科学与民主政治生根于中国大地方面,牟先生提出了“本内圣开出新外王”和“良知自我坎陷”的理论,其间不乏许多极有价值的论断和观点,但也在某种程度上存在混乱。

“践仁知天”与“截断众流”——牟宗三对孔子“仁”与康德德性法则的比较

在《心体与性体》一书中,牟宗三认为宋、明儒的“道德理性”有三层含义,即:由“践仁知天”对应一个圣者的生命人格而一起顿时接触到的道德性之严整而纯粹的意义;由第一层含义同时“充其极”,因宇宙情怀而达致其形上意义;同时即在“践仁尽性”的工夫中,表现此既独一无二又异地而皆然的道德性。他并主张,其中的第一层含义即能融摄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基础》中所说的一切,亦即“践仁知天”即具有“截断众流”的能力。牟宗三并没有解决“践仁知天”如何“截断众流”,本文主旨即在对此作出解答。

设计调查问卷的关键点

本文从调查问卷的前言、内容等方面提出了调查问卷在结构设计上的关键问题。从问卷的形式和内容必须突出调查项目的特点阐述了调查问卷的原则及要求。

设计调查问卷的关键点

调查所取得的数据资料是否真实可靠，关键是设计好调查问卷。各领域各行业调查问卷虽然形式多样．但它们都是根据不同的环境和调查问题“度身定做”的，依据调查行业和调查方向的不同．问卷的设计在形式和内容上必须突出调查项目的特点，从调查问卷的结构设计上应抓住以下关键点：

“践仁知天”与“截断众流”

在《心体与性体》中,牟宗三认为宋、明儒的“道德理性”有三层含义:由“践仁知天”对应圣者的生命人格而一起顿时接触到的道德性之严整而纯粹的意义;由第一层含义同时“充其极”,因宇宙情怀而达致其形上意义;同时即在“践仁尽性”的工夫中,表现此既独一无二又易地而皆然的道德性。他认为,其中的第一层含义即能融摄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基础》中所说的一切,即“践仁知天”具有“截断众流”的能力。但牟宗三并没有解决“践仁知天”如何“截断众流”的问题。

探讨统计中组距式分组的理论——与白先春老师商榷

文章针对变量数列的组距式分组及其组中值的计算等方面问题,提出了不同意见并与白先春老师商榷。通过教学与实践中对统计的应用,阐述了组距式分组等相关理论的新观点。

道德现象的层次结构

对于道德现象的划分,一般是内在于道德,分析道德现象的构成并将其划分为道德活动现象、道德规范现象和道德思维(道德意识)现象。这种划分方法对于了解人们的道德活动是很有意义的,但对伦理学学科的自身理解来说,这种划分却应该让位于一种新的、纵向的层次划分方法。

“道问学”的认知精神:乘舆者,抑或舆隶——余英时清代学术史观的几点疑问

余英时在清代学术研究中提出的"内在理路"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学术思想,但这一思想在《论戴震与章学诚》中被过分强调了,虽有所见,然亦有所失。余英时在分析戴震与章学诚的思想,处理"尊德性"与"义理之学"、"道问学"与"考据之学"的复杂关系时,纠结缴绕,《论戴震与章学诚》一书的主要价值诉求亦未能达成。

“舍生取义”与“死伤勇”——兼论孟子“义”字的含义

在一个假想的伦理困境中，产生了对孟子对待死亡的态度及其“义”字理解的分歧。这一分歧实际上也是由于历史的局限所无法避免的。不过，通过细致的分析以及对《孟子》文本的系统解读，我们发现这种分歧只是字面上的矛盾，而矛盾的化解却能发掘孟子学说的时代新意——从职业操守的角度来理解“义”。这也是一种创造性转化的途径。

萧萐父·现代新儒家·中国哲学启蒙

作为严格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萧萐父先生，尽管可能会赞赏现代新儒家群体致力于中国哲学与文化现代化的努力，但不大可能会同意他们的具体的观点和主张。而现代新儒家群体是否会同意“中国早期哲学启蒙”的提法，也是可以存疑和讨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