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改革背景下“捕诉合一”的推行动因、困境与改革进路

最高检推行“捕诉合一”办案模式最主要的目的,即为解决当前检察系统内部存在的案多人少矛盾。而这一矛盾被激化的直接原因在于员额制度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施后,检察系统内办案力量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且办案工作量还有了大量的增加。尽管“捕诉合一”改革有助于解决当前检察院办案压力骤增的压力,但存在着诸多弊端,不宜作为一项长久之计。当前应强化外部监督措施,并改良其他制度以削弱检察院对“捕诉合一”办案模式的需求。

印证原理的知识论诠释:理论纠偏与认知重构

印证原理的哲学解释需建立在知识论哲学中的“信念确证理论”而非“真理理论”之上。在信念确证路径上,印证是“内在主义”而非“外在主义”的;在信念确证机理上,“内容同一”的印证和“指向同一”的印证分别体现“基础主义”和“融贯主义”;在信念确证程度上,印证并不具有客观性,不能被单独用来推出具有唯一性和排他性的结论。对于印证与刑事证明标准在信念确证程度上的逻辑关系,需要从“入罪”和“出罪”这两个不同的证明方向分别予以考虑。对于公诉定罪证明标准而言,印证是必要条件;对于辩方抗辩成立标准而言,印证则是充分条件。司法实务中对印证的认知误区在于两个方面:一是错误设置了印证的逻辑条件关系,二是混同了相互矛盾的证据融贯系统的要素。对此,需相应地重构司法实务界对印证的认识,进而改良印证规则。

刑事诉讼事实观与真实观的学理重述——兼评“程序共识论”

刑事诉讼的事实观是“三位一体”的,由客观事实、主观事实和法律事实组成。客观事实是本体论上的事实,主观事实是认知建构的事实,法律事实是司法剪辑的事实。其间,客观事实是主观事实的基础,主观事实是客观事实的建构,法律事实是主观事实的剪辑。在刑事诉讼真实观的理论中也存在客观真实说、主观真实说与法律真实说的观点。三者在一定程度上分别体现了哲学上的真理符合论、真理融贯论与真理实用论的观点。与事实观的多元结构不同,刑事诉讼的真实观具有单一性,只得建立在法律真实之上。近年来,一些学者在传统诉讼认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刑事诉讼共识论,为诉讼认识理论贡献了新知。然而,其中的程序共识论却在事实观与真实观上存在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值得商榷。

证明力评判方式新论——基于算法的视角

算法并非仅局限于计算机科学领域,其概念起源于数学领域,并且生命科学领域的研究表明生物本身也包含了一定的算法设计。从以上学科的视角重新审视证明力评判方式时,便会发现法定证据是一种人工算法,而自由心证运用的是"生物算法"。两种证明力评判方式因在许多方面不能满足算法设计目标的要素,且不能调和复杂度、容错性、可读性、确定性与统一性等诸要素之间的矛盾,暴露出各自的局限性。相较之下人工智能算法在复杂度、容错性、确定性与统一性上具有一定的优越性,在技术呈"指数爆炸"发展的时代,未来将人工智能算法引入证明力评判中具有一定的可行性,这给证明力评判方式的再度转变带来了新的契机,同时也将面临困境与挑战。

论大数据证据的法律地位

大数据证据的法律地位主要涉及以下三个问题:一是本体与结构,二是法律性质,三是种类归属。在本体与结构方面,大数据证据仅为大数据报告,其与大数据集、大数据算法共同构成了一种外部性的结构关系。在法律性质方面,大数据证据系意见证据,且该种意见不涉及专门性知识,同时又有别于普通证人的一般意见。在种类归属方面,大数据证据不同于现有的任何证据种类,理应被赋予独立证据种类的地位。这三个问题之间存在着逻辑上的先后关系、推论关系或因果关系。大数据证据的法律地位对于司法实践的启示意义在于,大数据证据在司法实践中的审查应以“裁判者独立审查”为原则,且须设置相应的有限采纳规则与证据排除规则。

电梯，一个改变世界的发明

1854年的纽约世博会造就了美国人奥的斯，奥的斯的梦开始了，欣慰的是，不同于那个沸腾的年代的许多轰轰烈烈却昙花一现的发明，这个梦延续了下来，延续了一个半世纪并将继续延续下去，当时它承托的可能只是奥的斯先生一个简单的在我们今天看来再普通不过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