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空心化的社会网络演变特征及规划响应——以四川省A村为例

近40年城镇化进程中,我国大量乡村地区的空间生产逻辑因人口流动发生变化,乡村的社会关系被赋予了新的形式与内涵,也蕴含了由于社会关系变迁而导致国土空间规划衔接乡村振兴的现实困境。本文以四川省典型空心村为例,展开社会关系网络变迁机制及乡村规划探讨。过程如下:收集村落40年间的人口、社会关系、就业等基础数据,借助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构建1980年、1990年、2000年、2010年、2020年的血缘、地缘关系网络结构模型,通过网络密度、k-核、中心度的指标计算,对比分析空心化前、后的社会网络结构整体紧密度、局部稳定性、个体集中趋势特征变化。结果显示:血缘关系整体紧密度先升高后降低、局部稳定性增强后减弱、个体集中趋势持续减弱;地缘关系整体紧密度持续降低、地缘关系局部稳定性及个体集中趋势呈现波动。进一步研究发现:(1)人口流动、聚居方式、就业分异是社会关系网络变迁的显性影响因素;(2)社会交往体系分化、家庭结构核心化、个体需求多元化是社会关系网络变迁的背后机制;(3)乡村的社会关系网络变迁与村落空间、邻里空间、家庭空间的变化紧密关联,并影响着乡村规划与治理。因此,依据“人口—社会关系—社会运行—乡村规划”的逻辑关联,尝试提出“土地流转、关系构建、空间重塑”的乡村规划治理策略,为我国西部地区的乡村振兴提供参考。

中国乡村人居遗产聚集区识别及其空间格局

中华文明千年不辍,乡村人居遗产构成国家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相关研究多针对单维度、单要素开展,对遗产的系统性和整体性有待进一步提升。文章以人居科学为指导,整合各类遗产要素初步构建乡村人居遗产系统,同时以小流域为基本空间单元,综合加权图层叠置、全局空间自相关、聚类和异常值等分析方法,识别中国乡村人居遗产聚集区43.64万平方千米,构建了由20个聚集区、48个聚集亚区、140个富集单元(组)构成的中国乡村人居遗产保护传承空间格局,为中国乡村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新格局的构建提供参考。

乡村设计:高荡村的案例

贵州省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高荡村是位于喀斯特山区的一处布依村寨,列入第二批全国传统村落名录。自2015年起,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团队联合安顺建筑设计院持续7年扎根村寨开展在地的保护更新规划设计工作。本文以此为例,讨论了一种在地乡村设计的模式,包括“调查研究—凝聚认同—规划协商—建设实施—反馈调整”的5步工作法,以及“共参、共谋、共建、共享、共治”的共同营造机制。在上述程序和机制的支撑下,实现了以保护村寨整体空间格局,改善传统农房居住品质,塑造特色文化空间场所作为目标的设计落地,最终促进村寨的保护与可持续发展。

“直过民族”聚落人居环境“生态—社会—生计”耦合适应研究——以独龙江流域为例

“直过民族”指在我国云南等地,由原始社会末期等社会形态直接过渡到当前状态的傈僳、怒、独龙等少数民族。滇西北边陲的独龙江流域是“直过民族”之一独龙族的主要聚居地区,其地域的单元性以及跃进式的历史进程使得该地区的聚落人居环境研究具有典型意义。通过田野调查和民族志文本梳理等方法进行比对印证,在河谷、小流域、村寨3个尺度上论述独龙族人居环境的时空变迁,并探讨其聚落营建历程中核心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独龙族以生存压力为主导形成了典型的山地聚落格局,并在游耕散居转为农业聚居的过程中不断调适其人居空间与社会组织。独龙族聚落作为独立的人居单元,在长中短时段的不同因素影响下构成多尺度嵌套的空间体系格局,并在形成与演变过程中建立起“生态—社会—生计”相耦合的适应机制。

明代黔中卫所屯堡聚落体系研究——兼与长城和海防沿线卫所比较

明朝初年全国范围内推行卫所制度,形成了诸多的卫所聚落。黔中地区至今仍保存较为完整的卫所屯堡正是肇始于此,为该地区当前城镇乡村聚落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文章以明朝设置于黔中地区的6个卫为研究对象,通过研读地方志、地方史籍和实地访谈、实地踏勘测绘等方式,梳理、确定该地区的卫所屯堡聚落的空间分布情况,分析其空间体系特点。文章认为该地区卫所屯堡聚落形成了与其军事等级相对应、满足相应功能、且适应于当地地形地势以及外部环境的都指挥使司城-卫城-(百户所)屯堡-旗堡的聚落层级网络体系。同时,文章还将其置于全国卫所体系之中与北部长城与东部海防卫所体系进行比较,认为黔中卫所聚落体系呈现出鲜明的"通道防御"型层级网络结构,与另两者在体系形态、层级设置以及分布规律性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别。

贵州省白水河谷地区布依聚落文化景观特征分析与价值评估

"文化景观"概念提出于19世纪并在地理学界普遍使用,1992年"文化景观"作为"自然与人类的共同作品"的代表,成为世界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梳理"文化景观"、"村落文化景观"概念基础上,分析总结了贵州省白水河流域布依聚落群的文化景观特征,其中包括空间景观特征、空间与地域文化的共同建构两方面。研究认为白水河流域布依聚落是在高原喀斯特山地环境、战乱多发的历史背景、农业种植业为主的自然经济以及独特的布依民族文化条件下,"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山地民族人居环境的一个典型范例,具有一定的价值。

生存压力下的贵州少数民族山地聚落营建——以扁担山地区为例

农耕时代民众长期处于"水深齐脖"的生存压力中,贵州少数民族多居住于群山峻岭之中,由于地形等原因,面临更为巨大的生存压力。扁担山地区的布依族先民在聚落营建时,必须首要考虑对所面临生存压力进行合理的回应。因此他们选址时综合考察山形、水势与河谷平坝分布;并以河谷平坝为核心要素,通过总体布局与营建形成"山-水-田-林-村"的聚落有机整体。并在随后的漫长演变过程中,通过生长、调适、应激、交流等方式不断调整、完善聚落空间,最终形成美好的山地聚落人居环境。

典型黔中屯堡民居类型研究

最初的黔中屯堡形成于明朝初年,是"卫所制度"下由外地征发至黔的军士就地屯驻营建、并经过600余年发展演变而成,其民居非常具有特色。为了总结屯堡民居的系统化、类型化特征,文章通过实地调研、详细测绘、空间分析等研究方法,概括了贵州安顺地区屯堡民居的建筑特色和基本形制,分析了各种民居类型的形成演变过程。文章的主要结论是:当地民居普遍形成了以"三合院"、"四合院"为基础的平面布局和石木结合的结构与立面形式,合院式民居是构成聚落的基本单元;铺面、随地形变化的院落、组合院落、碉楼-院落体系、外来文化影响下的院落等是基本形式的演变和发展;屯堡村落还形成了一种由"小院"而"大院"最终构成"村落"的构成方式。

黔中白水河谷布依聚落公共空间的形态研究

公共空间既是聚落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聚落公共活动的主要承载场所.黔中地区的布依族聚落因为地形环境、民族文化、历史进程等原因,具有明显的山地民族地域特色,其公共空间特色有待系统整理.根据对黔中白水河谷地带布依聚落公共空间的调研测绘,通过形态学与类型学的方法,对空间形态展开研究.在分析其营建背景及影响因素的基础之上,按照功能可将其分为集会与交流空间、仪式空间、防卫空间、交通空间等四类;同时,总结出聚落公共空间形成了线性序列型、中心汇聚型、格网节点型、区域整体型4种组合类型.

黔中白水河谷地区山地布依民居研究

黔中白水河谷地区布依聚落民居建筑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鲜明的地域特色。研究旨在通过实地探勘、调查访谈、详细测绘等方式,系统归纳该地区布依民居建筑的特色。在分析聚落建筑的群体特征的基础上,通过多处民居实例总结出布依民居的基本形制,分析归纳其"上人下畜"的竖向空间格局、"一正两侧"一字型的平面布局、以石材为主的立面形式以及木屋架承重的石木结构等4方面的特点。以基本形制为基础,进一步考察布依民居形制发展情况,分析总结其平面、立面以及屋架系统的衍生体系。同时,还对建筑的细部与装饰进行归纳。文章最后总结出布依民居建筑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可扩展性强以及汲取外来文化不断演化的特点,力求为传承山地聚落、民居的人居智慧提供借鉴。

山地民族聚落人居环境历史研究的方法论探讨——以贵州为例

出于材料、视角等方面的限制,此前的多数山地民族聚落研究存在缺乏聚落空间整体观、历史研究稀缺等问题。本文基于人居环境科学生成整体论,融合人类学、形态学等学科方法与材料,探索了对山地民族聚落人居环境开展历史演变研究的可能方法。文章首先厘清山地民族聚落"山体、河流、水田、山林、村庄"的人居环境范畴,并且认为应从河谷等区域层面进一步加深整体认识;其次,本文介绍了从民族志文本与聚落空间信息两者出发,再现或部分再现聚落演变、生成过程的方法;最后,文章认为,生存压力、生计模式与聚落空间这三者的辩证关系是聚落空间演变的核心问题,须在研究中持续关注。

都柳江地区侗族人居:过程、格局与机制

针对目前侗族人居环境系统性认识的不足,文章将贵州省都柳江地区视作一个由多个小流域人居基本单元构成的人居文化区,选取都柳江流域、河谷小流域、聚落三个不同尺度的嵌套空间作为研究对象,梳理、总结都柳江地区侗族聚落人居环境系统的营建过程、空间格局与机制。研究发现:侗族人居的产生与发展,经历了迁徙、选址、经营、调适、拓展到建立社会组织的全过程;侗族人居作为复杂系统,在多尺度嵌套空间中形成了差异化的空间格局,并最终形成耦合自然、社会、文化等各系统的“人居文化区-人居基本单元-聚落”层级体系格局;侗族人居在时空演化过程中,各组成要素互相影响适应,在动态耦合机制的作用下,都柳江流域人居系统最终完成由完全自然环境向“自然-人工”耦合的人居环境的转变,并由此形成独具特色的侗族村寨人居。

山地县域空间因子与贫困现象关系的实证研究——以贵州省为例

我国贫困人口大部分分布于山地地区,具有一定的空间特征与规律。本文在分析山地贫困现象聚集的空间特征的基础上,建构人居环境体系中自然、人、经济社会、城镇和支撑系统在内的空间因子与贫困现象之间的理论关联模型,并利用贵州省75县的数据,通过偏最小二乘回归的方法加以实证。实证结果表明多项空间因素与贫困现象的产生有广泛的关联。进一步的分析结果显示,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突出的人地矛盾、薄弱的县域经济与城镇发展水平所带来的经济整合能力落后、滞后的空间支撑能力三方面相互耦合,是贫困产生的重要空间机制。最后在空间规划、建设等层面提出了相应建议。

黔中安顺屯堡聚落水环境与水景观营建研究

水作为重要的自然环境要素,在屯堡聚落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文章在系统调研的基础上,分析了安顺屯堡聚落水环境与水景观营建的4个主要方面:聚落选址山水相生,主要选址位于河谷坝子与周边山体交接之处,形成"山—水—田—林—村"的整体空间格局;因水兴建重要的屯田安居设施,解决饮用水源、山地稻耕农作以及污水收集处理问题;凭借河流水体参与防御体系构建,利用山水之势抵御外侵,并人工修筑水渠等方式加强聚落防御性;理水成景,营造稻作农业湿地景观、水口园林景观等特色山地水景观。

乡村景观遗产视角的黔东南苗族聚落特征与价值分析

2017年"关于乡村景观遗产的准则"在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第19届大会上公布,为遗产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价值评估框架。文章在对现有世界文化遗产中涉及乡村景观的案例进行梳理分析的基础上,以列入中国世界遗产预备名单的黔东南苗族村寨为研究对象,对其乡村景观特征进行概述,并认为该区域苗族聚落具有显著的山地乡村景观特征,处于长时段历史演进的过程中,并且是艰苦环境下山地农耕文明的杰出范例,因而具有乡村景观遗产的价值。

贵州南侗地区山地聚落人居环境营建初探

文章结合文化人类学研究与聚落空间形态研究的相关方法和材料，对分布于贵州黎平、从江、榕江等县的南侗地区山地聚落进行研究，讨论其聚落迁徙、选址、初建、演变的历史过程。本文有以下主要发现：①在对生存需求进行讨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侗族先祖迁徙以来河谷平坝一山间谷地一山腰坡地的聚落营建谱系，并且在生存适应性下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聚落模式；②分析河谷平坝地带聚落“察山、布局；理水、开田；蓄林、立寨；同构、展拓”的营建过程，总结出聚落人居环境的“山-水-田-林-村”基本空间格局；③分析山问谷地与山腰坡地聚落营建过程，认为在对山溪、山坡等进行改造与适应的情况下，形成了“山-水-（塘）-田-林-村”、“山-水-梯田-林-村”等衍生空间格局。

旅游先导发展与民族文化自觉——贵州少数民族村落保护发展思考

贵州少数民族村落具备极高的文化价值,保护与发展是其必须同等重视的两个方面。旅游为实现这一目标提供了凭借,但现状存在多数村落仍普遍贫穷、缺乏区域整体发展的考量、旅游对民族文化造成负面影响等问题。文章提出从"唯旅游论"到以旅游为先导发展、同时重视政府对普遍村落的基础设施投入、促进村民文化自觉的建议,最终实现少数民族村落内生型的保护与发展。

黔中安顺屯堡聚落防御体系研究

最初的安顺屯堡是明初"调北征南"的军事产物,经过了明清六百年的发展,广泛的屯堡区域逐渐形成。无论是初期的官方戍守还是后期的村落自保,由于周边形势的复杂不稳定与战乱的多发,防御性一直是屯堡聚落营建的重要考量因素。本文通过对数十个屯堡聚落的踏勘以及对典型聚落的调研测绘,对安顺屯堡聚落防御体系进行了研究。首先从各类聚落的选址特点分析了聚落的防御性;其次详细论述了山水、寨墙寨门、巷道、院落民居、碉楼、"坉"等几种防御要素;最后,从区域层面到聚落层面研究分析了以防御性为主的聚落整体空间格局,并依据营建时间和选址的不同产生的聚落空间格局差异将屯堡聚落分为就地驻守而形成的类军营型、迁至依山傍水之地的据险而居型、迁居各自营建的多院成堡型以及避难山顶的由坉成村型四种典型类型。

基于GIS的喀斯特山地河谷地带聚落分布规律研究：以贵州省白水河谷地区为例

本文以安顺市白水河流域布依族聚落为研究对象,利用GIS空间分析方法定量分析该区域聚落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及其分布特征。结果表明:(1)布依族村寨沿河流分布,且主要分布在距离河流100m^500m,海拔1000m^3000m,坡度在5。~15。的山脚与山腰地带;(2)村寨空间规模主要以中型聚落为主,组团式串联分布于河谷平地与山体的交界地带;(3)村寨分布充分考虑耕地需求,耕地主要分布于海拔1 000m^1 300m之间,其中坡度为0~5。区域主要为依托河流灌溉的水田,坡度15°~25。之间为山腰地带的旱地,村寨与耕地之间保持密切联系;(4)聚落发展依托于交通道路,聚落分布距离道路距离越近,数目越多。

西部农村村民外迁居住状况调研与思考——以贵州中部三村为例

本文着眼于西部欠发达地区农村居住状况的改变,实地调研获取数据。通过对数据的分类整理,说明当前西部农村居住与迁徙状况的几种趋势。并将其放在城镇化的大背景之中,归纳该趋势出现的原因,分析该趋势导致的对农村社会的影响。分析表明:市场经济发展与城镇化进程是农户外迁的根本原因,农户外迁对乡村社会与传统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时,县域经济发展对解决农村发展问题、促进城乡全面发展具有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