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2020年我国全科医生配置公平性分析

目的:分析目前我国全科医生总量变化趋势和配置公平性,为政府部门制定政策提供参考依据。方法:收集汇总2012—2020年全科医生数据,运用人口集聚度(population agglomeration degree,PAD)和卫生人力资源集聚度(health re⁃sources agglomeration detree,HRAD)等指标反映我国全科医生按地理面积和人口配置的公平性。结果:2012—2020年我国每万人口全科医生数由0.81人增长到2.90人,东、中、西部地区每万人口全科医生数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4.15%、21.87%、19.86%;东部地区HRAD由5.392下降至4.533,HRAD/PAD由1.460下降至1.182;中部地区HRAD由1.149上升至1.479,HRAD/PAD由0.641上升至0.875;西部地区HRAD由0.273上升至0.328,HRAD/PAD由0.715上升至0.853。结论:我国全科医生总量明显增长,东、中、西部地区按地理面积、人口配置存在差异,按人口配置的公平性优于按地理面积配置,区域发展不协调,应建立全科医生培养与需求相适应的供需平衡机制,提高基层卫生服务能力。

2014年某儿童医院医院感染现患率调查

目的了解儿童医院医院感染现状及抗菌药物使用情况。方法采用床旁调查和查阅病历相结合的方法,调查某儿童医院2014年5月1日0∶00—24∶00住院患者的医院感染现患率及抗菌药物使用情况。结果共调查患者1 027例,发生医院感染8例(10例次),医院感染现患率为0.78%,例次现患率为0.97%。感染科室主要为血液中心(4例),感染部位主要为呼吸道(上、下呼吸道各2例),抗菌药物使用率为62.12%。各科室抗菌药物使用率、抗菌药物用药目的及联合用药方面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抗菌药物使用率居前3位的科室为新生儿中心(89.69%)、急救中心(76.00%)、综合病房(73.91%);除五官科(预防用药占57.89%)、外科(治疗用药占26.32%),其他科室均以治疗用药为主;五官科、心脏中心及神经康复中心均以单一用药为主(均>95%),新生儿中心二联用药率占48.28%,血液中心三联用药率占30.30%。结论儿童医院应重点加强感染高发科室和高发部位的日常监测,加强医护人员的医院感染相关知识培训,合理使用抗菌药物。

我国患者安全与医疗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循证分析研究

目的:分析2007年以来国内外有关患者安全与医疗质量评价指标的引用情况,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患者安全与医疗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提供借鉴。方法:采用循证分析的方法对搜集到的367篇中英文文献进行分析。结果:最终纳入146篇文献,中文文献132篇,共提取150项指标,总引用频次≥10的指标共27项;英文文献14篇,共提取34项指标,总引用频次≥5的指标共16项。结论:各级医疗机构应加大对患者安全的关注,规范指标的应用,学会善于使用负向指标,不断拓宽患者安全指标的涵盖广度。

患者安全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目的建立一套有效的患者安全评价和预警指标体系。方法通过文献分析和医疗投诉案例分析制定患者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Delphi法对指标进行筛选。结果两轮专家咨询问卷的回收率均为100%,专家权威程度均大于0.7,除一级指标的结果安全可行性评分无显著性差异外(P﹥0.05),其它指标重要性及可行性评分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最终确立患者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包含3个一级指标,6个二级指标,14个三级指标。结论专家积极性、权威程度及意见协调系数较好,所形成的指标可信度高且符合医院实际情况,为改进医疗质量提供了参考。

基于医疗投诉的患者安全管理问题研究

目的通过对患儿安全的投诉渠道、对象和诉求进行描述分析,完善投诉管理,并提出预防对策。方法采用回顾性研究法对183件涉及患者安全的医疗投诉事件的投诉渠道、投诉对象、诉求内容进行描述性分析。结果投诉途径主要为院内投诉,占95.63%,其中客服部投诉(138,75.41%)、医院行政值班投诉(37,20.22%);外部投诉仅占4.37%,其中北京市卫生局信访办投诉(6,3.28%)、12320电话投诉(2,1.09%)等。投诉对象以医生、医技人员、护理人员等为主。投诉内容主要有用药安全、诊疗安全、手术安全、护理安全、检查和检验、医疗器械安全等。结论通过分析医疗投诉事件,对解决患儿安全隐患有一定的作用,有利于完善安全管理制度,提高患者满意度。

北京市H区农村医患信任状况及存在的问题分析

目的:了解农村医患信任的状况及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关对策建议。方法:采用定性研究的方法,在北京市H区分层抽取3个乡镇,每个乡镇选取4个村,进行实地观察和个人深入访谈。结果:村民与村医间的信任关系总体良好,村民与村医的特殊人际关系和沟通方式以及他们对村医诊疗水平和服务内容的准确判断是农村良好医患信任形成的重要因素,但村民不断上升的健康诉求、村卫生室工作重心的转移、村医工作积极性下降等给农村医患信任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结论:应充分利用农村医患关系的特殊优势,提高政府及卫生部门支持力度,提高村医的技术水平及患者的配合度。只有医患双方都承担起各自的责任和义务,才有利于增强对彼此的信任。

基于北京市农村居民视角的城乡医患信任现状研究

目的:了解农村居民对城乡各级医疗机构信任现状及其影响因素,提出增强医患信任的对策和建议。方法:在北京市怀柔郊区3个乡镇中选取12个行政村,进行为期18天的实地观察,并对24位村民进行定性访谈,分析村民对各级医疗机构的信任情况及其影响因素。结果:村民对城市大医院医生和村卫生室的总体信任评价平均分均优于乡镇卫生院,其主要原因为村卫生室"人际信任"牢固,城市大医院设备完善与医疗技术水平高等,而乡镇卫生院医药报销比例高,但诊疗水平、设备条件相对不足。村民与城市大医院和乡镇卫生院医生信任建立类型为声誉型,通过一般的就诊过程建立;与村医的信任类型为社会背景相似型,因为彼此熟悉。结论:提高村民对各级医疗机构的信任,需要不断强化农村医患"关系信任",提高村医技术水平;提高乡镇卫生院医保报销比例,完善药品目录;积极推进医联体建设,分流城市大医院就诊压力,促使患者有序就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