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国政党格局从“两极对立”到“三足鼎立”

2023年大选后,泰国政党政治格局从过去20年中左与中右“红黄对峙”,转变为极左、中左、泛保守“橙红蓝鼎立”,并呈现代际分化特征。泰国国家发展道路转型的新分歧、“泰式民主”主流意识形态的空心化,以及社交媒体引发的政治动员模式创新等,是引发泰国政党政治格局变化的主要原因。泰国政党政治正处于“两极分化”与“保革和解”岔路口,其发展前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左势力能否发挥促和作用,并凝聚国家发展道路转型的代际共识。

国家发展道路转型视角下的泰国政治极化及其成因

近年来,泰国政治极化日趋明显。2020—2021年爆发的新生代大规模街头运动,公开提出“王室改革”的政治诉求,从而引起保守阵营尤其是极右翼的强烈不满。2023年泰国大选后,2019年崛起的极左翼政治势力开始取代中左势力的革新阵营主导地位,从而使政治极化进一步加剧。从国家发展道路转型视角来看,泰国政治极化根源在于代际分歧引发的经济利益结构、政治权力结构、社会文化结构等多重失衡困境,各派力量在全面重塑国家运作体系问题上的矛盾持续激化。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末的100多年里,泰国曾先后经历三次重要的国家发展道路转型,并促成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进程,由此跻身中等收入国家,并于20世纪90年代成为“亚洲四小虎”之一。但是,冷战后泰国的第四次国家发展道路转型却迄今未能取得预期成效。由于国家发展道路转型的内生动力不足,泰国短期内很难摆脱政治极化风险。

东亚外源型现代化国家政治发展的动力与路径

东亚外源型现代化国家政治发展的动力与路径存在四项基本关系:其一,政治发展的根本动力源于经济利益结构的调整;其二,政治发展的直接动力源于政治化社会利益集团的权力之争;其三,通过对政治精英和政治文化的形塑作用,社会传统文化会对政治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其四,外部环境因素有可能动摇和瓦解政治权力结构的稳定状态,推动政治转型,但稳定状态的重构取决于内生变量而不是外生变量。

全球化进程中泰国的发展道路选择——“充足经济”哲学的理论、实践与借鉴

基于在全球化进程中实现国民经济社会的长期稳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泰国确立了"充足经济"哲学的国家发展原则。本文首先探讨了"充足经济"哲学的理论内容,而后分析了"充足经济"的两项重要实践,即普密蓬国王的农业"新理论"和前总理他信的"双引擎战略"。同时指出,由于利益需求的不同,泰国各派政治力量在"充足经济"哲学的政策解读方面产生了分歧与矛盾,并因缺乏有效的政治协调机制,甚至引发了既得利益集团与革新同盟之间的政治冲突。文本最后探讨了泰国"充足经济"哲学的理论与实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借鉴与启示。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支点建设的几点看法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支点建设具有阶段性、曲折性、开放性特征,因此在建设过程中,要形成合理的功能定位,切实保证诉求、能力与目标相互契合;要立足于长远规划,坚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评判得失的根本标准;要着眼于多边合作,充分发挥双边合作的示范、引导、激励作用。要以"周边命运共同体"为发展目标,努力提高战略支点建设的政治稳定性、经济依存性、安全协同性和文化包容性。从工作机制创新来看,应当加强国内各部门和各地区的政策协调,统合条块关系,形成积极有序的外事协调机制;应当引导规模化、集群化的跨国产业分工,形成更具竞争力和可持续性的对外投资机制;应当构建新闻传媒、学术机构、社会团体等的多方联动机制,形成合力推动对外文化交流。

泰国对印太战略的认知与反应:“中等国家”的地缘引力平衡策略

近年来,针对美日印澳等国推动印太战略引发的地缘政治压力,泰国形成了"中等国家"及对印太战略"必要但非关键的次区域支点"的自我定位。泰国认为,印太战略的根源在于地区秩序重塑,将会增加地区安全风险,但也会为跨区域联通与发展提供动力,并将推进国际规则的制度化建构。于是,泰国采取了"以中美为主轴,保持地缘平衡;以日印为两翼,分散大国引力;以东盟为根基,提升抗风险能力"的积极地缘策略,试图通过保持地缘引力结构的动态平衡,从而趋利避害,甚至化危为机。对此,中国有必要重视泰国的次区域支点作用,防范政治风险,补齐安全短板,巩固经济优势,拓展文化纽带,稳步推进中泰战略合作的可持续发展。

中泰关系-东盟合作中的战略支点作用——基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分析视角

中国提出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将为中国—东盟合作提供重要动力和契机,有助于推进多层次、宽领域、全方位合作。不过,南海争端的现实难题,将在很大程度上制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海路通道建设。因此,通过中南半岛的互联互通建设,构筑从中国西南内陆出发进入印度洋的陆路通道,很可能成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优先选择。对中国而言,以中泰关系为战略支点,不仅有利于促进中南半岛次区域合作,而且有助于增强东盟国家对华合作的积极性与自信心。

“一带一路”建设与中泰战略合作:机遇、挑战与建议

"一带一路"建设的双多边合作框架,有助于促进中泰合作提升层次、拓展领域、扩大规模,特别是为方兴未艾的投融资合作提供有利条件,契合泰国国家发展模式变革的现实诉求。不过,中泰铁路合作的一波三折,也深刻反映出中泰战略合作在"一带一路"建设中面临诸多挑战,从多边层面的地缘政治博弈,到双边层面对互利合作的认知差异,再到泰国国内的利益集团分歧,都有可能影响中泰关系发展。本文建议,有必要构造多层次全方位的"一带一路"交流与合作网络,进一步夯实中泰战略合作的发展基础。

“一带一路”视野下中国-东盟合作的机遇、瓶颈与路径——兼论中泰战略合作探路者作用

"一带一路"建设将为中国-东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提供全方位支持,促进沿线各国产业结构调整,有助于推动构造更公平、合理、高效的地区产业分工体系,以及搭建更广泛、灵活、务实的人文交流与合作平台,从而为进一步深化中国-东盟合作开拓战略机遇。不过,中国-东盟合作面临战略互信缺失、国家治理乏力、多元文化冲突等结构性难题,将会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发展瓶颈,有必要加强交互式、滚动式、浸润式发展路径的探索与完善。得益于区位、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有利条件,中泰战略合作尤其是中泰铁路合作很有可能成为"一带一路"建设样板,从而积极发挥体制机制创新的探路者作用。

泰国政党政治重返“泰式民主”的路径、动因与前景

泰国政党政治发展以2006年政变为分水岭,经历了"过山车"式的调整,从"西式民主"折返到"泰式民主"。2014年政变后的党禁,更是严重阻碍了政党政治的有序发展。究其原因,关键在于,在泰国政党政治的发展过程中,保守阵营面临政治资源转化瓶颈,难以在以政党博弈为主的政治架构下获得与其政治资源相称的"权力—利益"地位,从而产生政治权力结构的持续张力,引发保守与变革冲突。短期来看,保守阵营依托2017年宪法复辟以非政党博弈为主的政治架构,试图在"还政于民"后延续权力主导地位;但中长期来看,随着保守阵营衰落,泰国政党政治将在新兴力量推动下再次转向"西式民主"的政治架构。

东南亚国家政治多元化及其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影响

近年来,泰国、缅甸、柬埔寨、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的政治多元化日趋明显。面对社会经济发展瓶颈,边缘化或半边缘化的政治力量开始要求更多的话语权,并试图构建更公平合理的发展模式,从而引发相关国家的权力结构调整。对"一带一路"建设而言,这是机遇,有助于在变革中塑造"一带一路"建设的共识;这也是挑战,将会使"一带一路"建设的合作面临严重的不确定性,因此有必要深化民心相通工作,加强政治风险的防范。

泰国政治转型中的政商关系演化:过程、条件与前景

本文基于政治权力结构的"同心圆"框架,从利益集团的视角对泰国政治转型中的政商关系演化进行探讨。本文认为,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泰国政商关系先后经历了"依附式"、"协商式"和"对等式"结构,并正在转向"一体式"结构。商人群体推动政商关系演化的根本动力在于结构性经济利益诉求;商人群体在政治权力竞争中胜出的核心保证是雄厚的资金支持,关键策略是依托新兴利益集团突破既有的权力结构。从短期来看,泰国保革之争还将持续,政商关系难以顺利实现从"对等式"到"一体式"的转型;从中期来看,新资本集团有可能建构稳定的"政商一体"结构,以适应体制改革的客观需要;从长期来看,随着体制改革成功,政商关系可能回归"对等式"或"协商式"结构。

泰国立宪君主政治权威兴衰的过程、原因与趋势

本文采用"政治体制-社会结构-经济形态"层级式互动框架,对泰国立宪君主政治权威兴衰的过程、原因与趋势进行了分析。指出,泰国立宪君主政治权威的发展变化,主要取决于跨越式发展进程中结构性失衡引起的新旧利益集团的政治权力竞争与妥协。20世纪60年代以来,泰国立宪君主政治权威复兴的根本原因在于军人集团与王室-保皇派从冲突到结盟的政治关系转变。从长期来看,新资本集团的政治崛起将使得王室-保皇派再次被边缘化。

新旧利益集团的政治博弈——基于权力结构“同心圆”模型的东亚政治转型研究

政治转型的本质是权力结构在新旧利益集团的相互竞争下进行调适与重组的结果。基于权力结构"同心圆"模型,对东亚发展型国家的政治转型进行分析,韩国、泰国、印尼等国军人威权体制衰落的原因在于单极自律形态缺乏必要弹性,随着社会经济发展,难以有效疏导新兴利益集团尤其是中产阶级与资本集团崛起的结构性压力。威权统治后期,军人集团曾试图构建更具弹性的单极多元或寡头自律的权力结构形态,但是军人集团的历史局限性,使其难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最终被迫退出政治主导地位,从而使各国相继转向衡平多元的权力结构形态。

20世纪中后期以来泰国发展模式变革的进程、路径与前景

冷战期间,泰国在军人集团主导下先后进行了两次发展模式变革,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经济跨越式发展。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城市中产阶级的政治崛起,泰国再次进行发展模式变革,但是,照搬西方的"选举民主体制—全面自由化道路"发展模式未能取得预期成效,反而引发危机。进入21世纪,泰国新资本集团在农民群体支持下推动新一轮发展模式变革,结果在存量改革困境下,引发了严重的政治冲突与社会分裂。2014年,泰国军方再次发动政变,强行接管改革主导权。从目前来看,泰国要构建稳定、有序、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必须首先完善协商机制,并在此基础上依托中泰战略合作契机形成兼顾各方利益集团的发展共识。

泰国政治权力结构调整的动力、路径与困境

基于对政治利益集团权力斗争的分析,本文认为,近年来泰国政局持续动荡的根源在于政治权力结构调整所面临的转型困境。20世纪90年代以来,泰国在全球化外部风险与国内城乡发展失衡的双重压力下,形成对国家发展道路的重新选择要求。经济利益结构的改革压力,形成对"碎片化"政治权力结构的调整动力。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成为推动泰国政治权力结构调整的契机。既得利益集团倾向于保留"碎片化"格局的改良方案,但代表新资本集团的他信派系倾向于政治改革,要求建构由其主导的"层级式"政治权力结构。他信派系得益于新资本集团与农民群体的政治联合,在"政治权力结构—经济利益结构"大循环调整过程中占据优势;既得利益集团得益于国王权威的支持,在"政治权力结构—政治文化传统"小循环调整过程中掌握主动。双方在政治权力结构的调整过程中相互制衡,从而使得泰国的政治秩序迟迟未能重建。

政治转型中的制度因素:泰国选举制度改革研究

本文认为,泰国政局持续动荡的重要原因,在于各派政治利益集团在重新划定权力边界的政治转型过程中始终未能在政治制度层面达成显规则与潜规则的相互契合。尽管各方对改变"小党林立"格局存在共识,但"反他信"阵营的既得利益集团偏好"两党对峙"格局,而"挺他信"阵营的新兴利益集团倾向"一党优势"格局。由于两派都存在对"实际控制力-潜规则权力边界"的错位误判,使得各方难以通过选举制度的显规则调整来重新划定彼此间的权力边界,从而导致持续的政治冲突与角力。

群体性事件的结构动因、传导机制与化解路径——基于社会分层模型的结构性分析

群体性事件发生概率与社会结构不稳定性呈正相关,并受到三个方面因素重要影响,即社会发展失衡引起日趋强烈的对立情绪,阶层流动受阻激发弱势群体的自我认同,以及公力救济失范促成自力救济的理性选择。群体性事件的发展规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传导过程中集群行动的组织化程度、信息传播的网络化程度以及利益诉求的抽象化程度。化解群体性事件,长期来看根本路径在于构建"纺锤形"的社会形态,中期来看关键路径在于构建更权威的公力救济体系,近期来看有效路径在于构建更规范的监管处置机制。

泰国政治动荡的原因与前景

2008年9月9日，泰国宪法法院宣布，沙玛·顺通卫在总理任职期间，四次主持电视烹饪节目，并收取报酬8万泰铢（约合2300美元），违反宪法第267条款，立即剥夺总理职务。随后，经过一周的内部协商，以人民力量党为首的执政联盟于9月16日提名颂猜·翁沙瓦参选总理职位。9月17日的众议院表决中，人民力量党副主席颂猜以298票对163票压倒反对派候选人——民主党主席阿披实·维乍集瓦，成为泰国第26位总理。

中泰合作对接“一带一路”的机遇与挑战

近年来,中泰合作取得显著成效。依托泰国东部经济走廊发展规划,中泰合作对接“一带一路”迎来新的发展机遇。中泰发展战略对接有助于深化中泰双边、中日泰三边、澜湄次区域以及中国东盟区域合作进程。然而,泰国大选后的政局调适以及美国“印太战略”的负面影响,有可能对中泰合作对接“一带一路”形成挑战。为此,有必要采取提升高层交往、加强政党外交、拓展外宣渠道等举措,努力夯实中泰合作对接“一带一路”的发展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