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教改革与修女还俗——以明斯特贝格的修女乌苏拉为例

宗教改革时期,德国部分地区出现修女逃离修道院现象。修女还俗一般发生在信奉新教地区,在反对新教最为强烈的、天主教诸侯萨克森公爵控制下的修道院里发生其表妹修女乌苏拉主动还俗事件则较为罕见,对天主教地区的修女还俗和新教运动的深入推进产生了极大影响。乌苏拉与新教互动,并以自己的方式付诸实践。其方式有二:一是用亲身经历揭露隐修的荒谬;二是呼吁离开修道院,使包括自己在内的修女们摆脱家族和修道院的双重控制,过上积极的社会生活。修女还俗并不只是一个单纯的宗教现象,而是与其时修道院内外发生的剧烈社会变化有关。以不同方式发生的修女还俗事件还告诉我们:来自宗教的和非宗教的力量共同促成了修女的还俗。只有对此进行更为全面的研究,才能在修女与新教、宗教与政治、修道院与社会、修女个人意愿与社会集体意志之间,架起一座分析的桥梁。

丢勒与故乡纽伦堡的市民文化

丢勒是德国文艺复兴时期最具代表性的画家,他的出生、生活、绘画和死亡与家乡纽伦堡密不可分。在新教运动中,他与好友皮克海默、斯宾格勒都深为路德的思想触动,但三人最后却选择了不同的道路来应对时代的变迁。纽伦堡于1525年3月正式改信新教,丢勒没有随之改变信仰,而是在1526年赠送给市政府一幅自己的作品《四使徒》来表达他渴望世俗政府引领人民回到和谐稳定生活的愿望。

重新认识文艺复兴时期的四篇《君主论》

但丁、彼特拉克、伊拉斯谟、马基雅维里的四篇《君主论》,彰显出人文主义政治思想的发展。它们的共同点在于强调政府责任和民众利益;而它们的不同,则是随着统治者与民众关系的变化而给出不同理念。但丁、彼特拉克生活在共和国时代,他们宣扬美德和好的制度,期望通过建立人间天国来增进民众福祉;伊拉斯谟、马基雅维里生活在统治者与民众结盟关系已经破裂的时代,尽管伊拉斯谟仍在重复道德说教,但马基雅维里已经采用激烈的语言批判统治者,并且为他们划出了不能触犯的政治底线。这种情况说明:从但丁至马基雅维里的政治学是连续发展的,却又是根据时局的变化而改变,进而逐渐走向近代的。

斯宾格勒与纽伦堡的“路德小组”

帝国城市纽伦堡市政委员会秘书官斯宾格勒和纽伦堡"路德小组"的相关活说明知识精英在路德思想城市传播中具有重要作用。斯宾格勒利用他对社会变化的政治敏感性和多重身份———传单作者、改革筹谋者、纽伦堡新教改革的领导者,帮助纽伦堡于1525年转变成为新教城市。在他的参与和影响下,纽伦堡的人文主义小组率先接受了路德的思想,在1518年转化成为"路德小组"后,又把《九十五条论纲》译成了德文;通过兴办文科中学,聘用路德的追随者为教师,选用路德的《基督教小教义问答书》为教材,强有力地在纽伦堡传播了路德的思想,为纽伦堡最终成为德意志首个新教帝国城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自我的觉醒:彼特拉克与现代性

自布克哈特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中首次提出彼特拉克是"第一个现代人"后,引发学术界关于彼特拉克是"现代人"抑或中世纪人的激烈争论。身处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新旧交替以及"现代人"与旧有传统矛盾的历史时期,作为文艺复兴之父的彼特拉克首当其冲地经历了这场巨变。在经历青年、中年和老年的三场觉醒后,彼特拉克意识到自己需要摆脱过去与未来之纠缠,在新旧的断裂带中寻找突破时间限制的夹缝,让自己的作品在时间的洪流中保持永恒的鲜活。

宗教改革运动中的“宗教宽容”——纽伦堡新教政府调整宗教政策问题辨析

宗教改革运动带来了政治、社会和意识形态的世俗化,引起了新教统治者与虔诚基督徒之间的冲突,进而威胁到了新教社会秩序的稳固。历史学家对此通常的解释是:为了确保宗教改革的顺利进行,新教政府利用手中的权力,强迫民众服从其制定的各种规章制度。但是,帝国城市纽伦堡的证据却表明新教政府的政策具有灵活性。政策的制订不仅取决于新教政府的基本意图,也取决于知识精英和民众的意愿,甚至还出现过"宗教改革运动中的宗教宽容"现象。凡赞成纽伦堡改革的,个人可以保留天主教徒的身份,政府也不因为信仰问题对其采取强制性制裁。纽伦堡宗教政策的调整突显出把宗教问题当作政治问题来处理的趋势,具有一定的近代性。通过调整,纽伦堡的改革得到了民众的支持,扩大了新教政府的社会基础,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就。

流动着的永恒——见于法雍木乃伊肖像画上的埃及生命主题置换

本文旨在探讨公元1—2世纪罗马时代埃及法雍地区木乃伊肖像画的特点,以及这些画像所反映出的深刻的精神内涵:埃及人对死后灵魂不灭进行全新诠释,活的永恒代替了古代埃及固定不变的永恒。作者认为,这种变化具有很重要的政治意义,反映出罗马时代埃及人要求"复活"的社会内容。复活!复活!走出坟墓!走出坟墓!而这正是罗马统治下埃及人要求摆脱奴役、恢复传统的要求。罗马统治下的埃及民众具有强烈的摆脱束缚的要求,就在自己的坟墓里放进了最为鲜活的肖像画,使之变成了最奇特的、最美丽复活之地——进入墓室不再意味着人去另一个世界生活,相反,他们只是带着深沉的惋惜之情,携带着自己巨大的生命能量,进入到了一个复兴的圣地:在那里,他要靠着自己美丽的生命力去完成那使自己复活,也使埃及传统复活的重要使命。

德国的兴衰与沉浮:从历史到未来

研究德国历史演进中的要素是一个重要的命题。在古代,德国没有经历深度的罗马化;在中世纪,德国延续了千年的政治分裂;德国的帝国模式带有家族统治的特点,常常打着帝国的名号"以权谋私";德国的人民力量强大,常常在关键时刻起着中流砥柱的作用。德国历史发展中的经验教训值得重视,籍此可以加深我们对于德国的认识;同时,还要认识到德国的要素一直影响着德国历史的发展,无论是对德国宗教改革,还是对当今的德国的变迁。分析德国发展模式的特点和局限性,也能够辨别德国与英国、法国发展进程中的差异,加深对德国独特发展道路的认识,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知识分子的信仰、大义与家国情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历史学家们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如何抵制和克服法西斯纳粹造成的危机,是摆在每个人面前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关键时刻历史学家们的选择:用自己的生命和热血来捍卫历史进步,制止法西斯纳粹的倒行逆施。法国著名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参加了反法西斯主义抵抗运动,最后被纳粹残酷杀害;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在二战中成为一名皇家军队的工兵,其经历对理解战后欧洲新史学的兴起影响莫大;另一位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在二战中成了一名英国皇家空军少校,通过揭示德国的历史要素,为英美反法西斯提供了切实有用的建议。历史学家们在反法西斯主义斗争中的英雄行为,从一个独特的侧面揭示出一个真理:反法西斯的斗争是一场世界性的伟大的人民战争。

全球化进程中文明重心的转移

文明重心转移的本质是新兴文明先进、完善,条件是新兴文明大国综合国力强大。力量转移与新兴国家自身实力的消长有关,但导致中心转移的根本原因却是该文明是否具备了先进体制,在制度建设方面是否走在世界前沿,并且是否具有鲜明的文明特色。当前,世界文明的一种发展,是区域文明的出现,即我们通常所说的东方文明、西方文明、欧洲文明、中华文明等。

丢勒的几何学——德意志艺术与科学融合的开始

丢勒将几何理论具象化为图像知识,以此改造德意志传统艺术,使其焕发出一种以精确性为特征的新艺术风格。作为德意志的科学和印刷中心,丢勒的家乡纽伦堡汇集了一批优秀的学者和工匠。在数学家雷格蒙塔努斯的影响下,丢勒对几何学产生兴趣并认识到结构之于图像的关键作用。在前往威尼斯学习之后,丢勒对几何学进行了文字、装置和图像三个层面的处理,将数学变为一种可视化知识,从而解决了几何理论难以理解和应用的实践问题。丢勒的创造性改革不仅让数学内化为德意志艺术设计的知识体系,同时也激发出德意志工匠的创作热情,他们纷纷执笔著述,完成从工匠到作者的身份转变,而丢勒本人的著作也在16世纪中期被广泛译介至法国、意大利和尼德兰等地。

从数学到天体——哥白尼“日心说”在16世纪德意志的出版与接受

哥白尼“日心说”的传播,与近代早期德意志的天文学研究兴趣密切相关,德意志也成为第一个出版《天球运行论》的国家。德意志的天文学研究从15世纪晚期开始蓬勃发展,在“日心说”的推动下迎来重要转折:从翻译介绍转变为理论创新。《天球运行论》的出版过程分为观点介绍、部分出版和全文面世三个阶段。在《天球运行论》节选本和全本的出版地维滕贝格和纽伦堡,学者们在积极参与出版的过程中,也展开了一场热烈的天文学学术讨论。梳理《天球运行论》早期版本,辅以分析十五六世纪天文学作品在德意志的出版数据,既可加深对近代早期天文学知识谱系的了解,也有助于重新认识德意志科学发展的历程。

关于但丁“文艺复兴先驱”的三次大辩论及其政治意义

本文围绕着但丁"文艺复兴先驱"问题的三次大辩论,揭示其文艺复兴运动性质的转变:以复兴古典文化为宗旨的早期文艺复兴运动是如何转变成为以建立自由公民共和国为目标的政治运动的。这三次大辩论,不仅反映出早期人文主义者们思想的矛盾,也透露出他们思想的发展和日渐成熟的信息。辩论者用来评价但丁是否符合先驱的几个标准(古典学权威、新文化的开拓者、优秀的共和国公民、共和国的保卫者),分别代表了不同时期人文主义者们的政治态度。但丁最终被奉为文艺复兴运动先驱这件事,因而具有非常重要的政治意义。尤为重要的是,文艺复兴运动的宗旨是在但丁"文艺复兴先驱"的大辩论中确立的,这也说明了从研究古籍的文化运动向以建立自由公民共和国为目标的政治运动的转变是具有其内在深厚政治传统的,不尽是外敌入侵佛罗伦萨所造成的自然结果。

意大利文艺复兴对莎士比亚的意义

莎士比亚对古典作品的接受和对意大利"博学剧"的借鉴,是理解莎剧成为文艺复兴戏剧巅峰的关键所在。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对古代戏剧的再发现,既引发了学者们对古罗马作品的热烈讨论,也催生出用意大利俗语写作的"博学剧"。与此同时,古希腊作品在拜占庭陷落后大量流入意大利,亚里士多德《诗学》和《尼各马可伦理学》被重新发现,进一步丰富了戏剧理论体系。得益于早年在拉丁文法学校的广泛阅读以及16世纪英格兰流行的意大利热,莎士比亚对意大利文艺复兴作品有着广泛的接受和深入的理解,这不仅拓宽了其剧作的表现力和丰富性,而且在互文的基础上创造出了具有英格兰世俗趣味和审美风尚的经典之作。

永恒的在场——但丁《神曲》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多元接受路径

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对《神曲》的接受,确立了这部作品的经典地位,在此过程中,他们自己的工作也成为学术范本。其贡献的特殊之处在于:但丁是流放诗人,在《神曲》成书前已经逝世,而人文主义者通过构建物质形态和语义形态两条相互呼应的接受路径,开创了文艺复兴时期文本传承的典范。在物质形态方面,《神曲》文本沿着"散本—抄本—印刷本"的路径演变,在15世纪下半叶完成了版本的蜕变和存续。在语义形态方面,评注和传记两种副文本在正文本之外发展出引导、解读、建构作者身份和推广作品的重要功能。结合正副文本两种材料,可以系统考察人文主义者对《神曲》的多元接受路径,而这种接受史研究,正适合于分析但丁"俗语"作品内容上的丰富性和形式上"文体混合"的特征。

路德新教宣传的策略及其作用

马丁·路德宗教改革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很大程度上是以强调《圣经》权威和"凡信徒皆祭司"的原则为支柱,才得以贯彻和实施的。他的新教的宣传和传播,也具体体现了这个原则,特别是运用各种灵活手段对民众进行宣传,起到了事半功倍的积极作用。新教宣传运用传单、小册子、木刻版画、街头布道等方式,建立了广泛的传播网络,为自下而上发动宗教改革运动奠定了基础。作为一种斗争手段,新教宣传与罗马教廷进行论争并且占据了上风,极大地增强了市民、农民反对教俗封建贵族的力度。新教宣传利用图像和口述布道,推动了斗争纵深发展,证明了宗教改革是场影响广泛、深入的社会运动,宗教改革与百姓革命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从方法论上看,只有结合视觉材料、口述史料和文字材料,才有可能对路德改教的性质及政治作用做出客观的、令人满意的评价。

论16世纪纽伦堡慈善和社会救济制度改革

本文研究16世纪德国纽伦堡的慈善和社会救济制度改革,意欲阐明社会需要和宗教改革互相作用,共同促进了社会救济制度的转型,近代德国社会保障体系渐现雏形。路德的言辞和纽伦堡市政府关于救济的原始材料表明,16世纪纽伦堡的传统社会救济体制已经濒临全面瓦解,而社会危机日渐深化。如何照顾越来越多的穷弱之人成为社会必须回答的问题,方兴未艾的政府管理是适应新形势下穷人照顾的必然趋势,从而促成了社会救济在制度层面和政策思路上的改革。因此,对纽伦堡改革的原因、条件、理念、影响作出客观分析,同时阐明这种转变的历史作用是十分有意义的课题。在当时的宗教、政治和社会背景下,加上中世纪社会救济制度的瓦解,在纽伦堡出现了一种由政府集中掌控慈善救济的新制度。这种新制度不仅取代了传统的由教会掌控的旧模式,更奠定了近代德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基础。

丹麦宗教改革与新教国家联盟的形成

丹麦在1536年前后进行的宗教改革是其政治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目的在于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以增强丹麦国力。在政治方面,丹麦由分到合,挫败各方分裂势力,保障了国家权力的有效运行;在宗教方面,克里斯蒂安三世在马丁·路德和布根哈根的帮助下颁布《丹麦教会法令》,宣布丹麦为新教国家并由国家掌管教会一切事务,新教从此成为国家唯一的信仰支柱并增强了国家凝聚力;在经济方面,通过"教产世俗化"举措,成功解决了由贵族和教会长期把持大部分土地、造成国家财政困难的问题,极大地增强了国家的经济实力;在对外关系方面,丹麦先后与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以及德意志新教邦国结成同盟,又同皇帝查理五世达成免战协议,运用灵活的外交手段建立起新教国家联盟,以保护国家安全和避免使其卷入战争。丹麦的宗教改革不同于德意志路德派的改革,其实质是利用宗教改革为构建近代民族国家服务,其宗教改革的模式可为研究丹麦政治史和欧洲宗教改革史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宗教改革时期德国维滕贝格大学的医学教育

宗教改革前期,中世纪那种狭隘而不顾民众需要的大学教育招致了民众的普遍反感,建立务实、适合民众需要的大学教育应时而生,并获得了新教改革家和民众的广泛支持。作为新教运动中心的维滕贝格大学率先开始了近代医学教育的尝试,通过病理学和解剖学的教学,为谋求新型的大学教育提供了经验和样板。从维滕贝格大学医学教育的理论和实践来看,不仅为近代医学教育积累了丰富经验,而且还实现了大学的自我调整,使其逐步适应乃至融入社会和民众的需要。"崇尚科学和为民服务"为德意志宗教改革运动增添了浓艳的一笔,而在宗教改革时期出现的高等教育的改革,也成了德意志教育史上从中世纪向近代转型的一个标志。

但丁的政治价值与文化价值——薄伽丘《但丁传》略论

薄伽丘撰写的《但丁传》是反映早期文艺复兴运动重大转折的经典之作,但学术界对此理解却流于表面,重视不够。本文拟从《但丁传》的写作原因、该书特点及对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推进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回答早期文艺复兴运动的一个基本问题:以研究古典文献和诗歌创作为主的文化运动是如何转变成为社会改革运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