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典型文本”到“一般文学史”书写的当代文学理论建构——与当代文学评论家周景雷先生的对话

从中国现代文学到当代文学的研究与梳理中,周景雷大约用了20年的时间,以积厚行远的治学理念,以文化关怀为着眼点,在对时代环境发展与变化中进行了个人的基本判断基础上,提出了文学创作——"生活"即"题材"的观念,提出了从"典型文本"到"一般文学史"书写的当代文学理论观点。前一个观念是针对文学创作而言,后一个观点是对梳理文学史而言,二者之间似乎没有天然的联系,但都有对文学不同"文本"创作的观念性启示。

地方高校应用型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以菏泽学院为例

在新工科背景下,专业育人与创新创业育人融合成为新趋势,如何在地产教学创多方融合政策引领下,培养出更多的具备创新创业能力的应用型人才,使其能够满足日益增长的行业发展需求和大学生自我创新、自我发展需要,是地方高校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以菏泽学院为例,从新工科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优化课程体系和建立双创人才培养模式的角度出发,研究在应用型创新创业人才培养中的实际探索和实践,为具有家国情怀的应用型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提供了启示。对年轻人创新创业、乡村振兴具有重要实践指导意义。

在理想主义的怀抱中把握现实——关于欧阳黔森的长篇小说《绝地逢生》《莫道君行早》

欧阳黔森是当下最具活力的多栖型边地写作者之一,尤以小说、报告文学和电视剧创作最为显著。但不论哪一栖,其创作的出发点始终围绕在他所生活的西南边地——乌蒙山脉和武陵山脉。特殊的生存环境和生活经验,加之早年的地质队员经历,使他的创作既具有贵州文学创作中所具有的地方性色彩,也呈现出极具个人标识度的创作品质。这种创作品质从主题上看,欧阳黔森有着较为“亲密”的现实把握能力,在现实与文学融入的关系处理上有其独到之处;从创作基调上看,欧阳黔森总是流溢着理想主义的光芒,而这也正是当下现实题材创作中所需要的。

中国式现代乡村叙事的新景象、新境界——关于老藤长篇小说《草木志》兼及新东北文学

《草木志》以草木写人和以人写草木,在书写新时代山乡巨变的背景下,用文学的方式表达了对生命、生态、文化以及它们与乡村振兴之间关系的认识。本部作品从文化和人的内生动力出发,立足于百年“乡土中国”的发展和叙事经验,以一种超越性的姿态展示了其创作上的独特性。老藤是新东北文学的代表作家,其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时代性、真实性、理想性、秩序性和东北性,不仅构成了新东北叙事的重要维度,也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在当下所呈现出来的新景象、新境界。

现代产业学院建设背景下工科专业课程思政建设路径研究与探索

文章针对工科专业产学融合过程中课程思政内涵、元素、路径不清晰等问题,开展现代产业学院建设背景下课程思政教学探索与实践。以课程思政系统化设计与实施研究为目标,从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指标点出发,通过构建课程思政建设路径,分析专业思政目标和课程思政目标,挖掘课程思政元素,建立教学环节与课程思政元素之间的内在联系,最终实现课程思政的全维度支撑。以期有效解决课程思政在人才培养全过程存在的系统性、连贯性、逻辑性等不足的问题,培养高质量应用型工科创新人才。

带有摩擦的机器人鲁棒控制

根据机械系统中摩擦力的特性,把有关标量情况下摩擦力的结论推广到矢量空间中,使机器人系统中的外部随机干扰控制问题具体化。首先利用反馈控制技术,把基于拉格朗日方程的机器人动力学模型转化成一个线性状态方程,并详细介绍这一转化过程。然后基于此线性状态方程,应用李雅普诺夫函数稳定性理论,针对摩擦力的一般特性,设计鲁棒补偿控制器来抑制摩擦力对机器人控制系统的影响,以使机器人实际运动轨迹能够全局渐近收敛于所给定的期望轨迹。所设计的控制器具有理论清晰、设计简单、鲁棒性好等优点。给予完整的理论证明,最后以两关节机器人为例,给出仿真试验结果。通过对比采用不同控制器所得出的不同仿真结果,可以看出所提出的鲁棒控制器具有较好的实用效果。

一种机器人轨迹的鲁棒跟踪控制

把基于拉格朗日方程的n关节机器人动力学模型,转化成了一线性状态方程。基于这种线性状态方程,利用李雅普诺夫函数方法分别针对机器人标称模型和有外界不确定性干扰时,设计前馈控制器和反馈控制器,使得机器人的实际运动轨迹在标称模型下,指数收敛于所给定的期望运动轨迹;在有外界不确定性干扰时,它与期望轨迹的误差是终值有界的。并且,针对后者所提出的控制律进行仿真。仿真结果表明,这种连续鲁棒控制律对于机器人系统存在外界不确定性干扰时是十分有效的。

机器人机械臂的鲁棒最优控制

基于拉格朗日方程,把多关节机器人机械臂动力学模型转化成一线性状态方程。然后,针对此线性状态方程,通过解一线性二次型优化问题,得到鲁棒最优控制律,保证了关节变量全局渐近收敛。最后,以两关节机器人为例,仿真结果表明所设计的控制律的有效性和鲁棒性。

市民主义的复活及其批判——简评金宇澄的长篇新作《繁花》

读《繁花》，首先感觉这是一部上海文学，只有在上海的时空中，用上海人的思维和语言才能读出其中的独特韵味。但作者在写作这部书的时候也特殊地强调了非上海人阅读的可能性，因此又对海上韵味做了某种刻意的调整。笔者曾在上海生活三年，虽然未习得上海话的只言片语，但对上海人对聊时的神态和语气却记忆犹新。因此阅读《繁花》时的亲切感自是在没有在那里生活过的人之上。程德培说：“笔者曾询问过不懂上海话而读过此小说的同行，他们同样读得津津有味。但和用上海话去读究竟有何不同，就不得而知了。”其实，我个人感觉这里的不同有三个，一个是不懂上海话的人在阅读时，往往要把某些方言转换成普通话，这个转换过程恐怕会对阅读的顺畅造成干扰；另一个是现场感要稍微弱一些。《繁花》的文本基本上是由对白构成的，每一段的对白都要有确定的场景，不懂上海话的人通过对白盘活场景相对地要费些周折。这个场景包括人物在闲谈或者对聊时的眼神、表情和动作。

民族身份的超越与现代性的救赎——近十年少数民族生活长篇小说论

一 一九九八年，藏族作家阿来的长篇小说《尘埃落定》辗转四年之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并引起轰动。小说通过一个傻子的视角，描述了一个藏族土司家族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土崩瓦解过程和土司作为一种封建制度的最终消亡。小说的热议视点有很多，比如独特的叙述视角、神秘而诡谲的历史、充满雪域色彩的高原风情、残忍而冷酷的权力斗争、

1960年代下半期中国文艺思想与《讲话》——以《人民日报》1967、1970年两个纪念专栏为例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和28周年之际,《人民日报》分别开设了两个纪念专栏。这是在研究《讲话》接受、阐释史时必须注意到的层面。专栏内所发文章主要关乎两个内容:一是把《讲话》认定为判断敌我、是非的唯一标准,强调了《讲话》在文艺理论与实践中的"武器"作用;二是重提工农兵形象问题,进一步窄化了《讲话》所倡导的服务对象。其时,也正是《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出笼和被"广泛倡导"之际,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这两个专栏也是对极左文艺思潮的集中贩卖,是借纪念《讲话》之命行推广《纪要》之实。

不可探查的“关系”与“坏乡村”的秘密——关于孙惠芬的《生死十日谈》

《生死十日谈》是作家孙慧芬用了五天时间，利用调查与访谈的形式，参与一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农村自杀遗族的调查与研究”后的一个“不期然”的创作（孙惠芬语），作品真实地记录和呈现了现代化进程中中国乡村某些“凛冽”和“刺骨”的内涵。

检讨书:一种接受与阐释《讲话》的方式

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文艺界大规模的思想改造和批判运动中,一些作家文艺家通过"检讨书"的方式完成了对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核心的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接受和阐释,"检讨书"因此成为《讲话》接受、阐释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和关节点。作家文艺家们的检讨书主要集中在《讲话》中所确定的关于立场问题、工作对象问题两个方面。通过检讨,作家文艺家们不仅有效地接受了这样的原则和规范,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经过阐释,也是对《讲话》中的这些原则和规范的强化与发展。

后乡村叙事:后工业时代的乡村呈现

在后现代文化境遇中,迥别于传统乡土叙事的后乡村叙事不仅在暴力张扬中消弭了传统的伦理道德界限,而且主体正在由沉重走向轻佻。由于对平面幸福的过度追求,命运主体已由抗争转为顺从。在城乡冲突中,背离了传统乡土文化的第三种文化正在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