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大的科学理性与隐没（默）的社会理性之“对话”－在地公众、科学专家与国家的风险文化探讨

本文从风险感知与风险沟通观点出发，分析在全球科技竞争的发展下，在地社会之公众、科学专家与国家间对科技风险（case塞因改造产品(GMO)）之认知与互动关系。文中指出，在地持续隐匿风险的社会系统「重科研、轻风险」，导致主流科学理性结合优势的科技政策资源，轻易的要展出支配性的科学（制度）论述，而压抑了生态理性的异议与高度不满的社会理性，形成了独大的科学理性与隐没、隐默的生态与社会理性。 这样的关系，持续的扩大介於公众、国家和科学专家间的风险认知鸿沟典落差，合众对国家与科学专家产生高度的不信任、科学专家不满国家缺乏风险沟通机制而有误导科技政策或丧失科研正当性之虞、国家制度能耐萎缩於未积极建构风险沟通与社会评估机制。亦即，本文重点在於，此种隐匿风险的在地社会系统如何毁坏信任，并累积不可预测的科技社会後果。 为实质检讨发展高科技国家与社会的路径，本文建议，应审视在地、後进国家的特殊问题脉络，以制度性的建构风险沟通与评估等机制，积极性地介入并重新形塑科学、合众与国家的关系。

知识、科学与不确定性－专家与科技系统的“无知”如何建构风险

现代抽象系统（科技系统、专家系统及知识系统）所建构的工业文明社会遭逢相当大的挑战，其内在所衍生诸多的文明风险，如全球生态灾难、伦理争议、健康风险与社会不平等问题，反匮的冲击与腐蚀其自我正当性的基础，更撼动了人们对现代的信任关系。 本文将从知识、科技与专家所构成的现代抽象系统出发，批判性的讨论其赖以为基础的知识或科学所构成的支配性问题，并延伸指出科学不确定性所衍生的科技风险问题。同时，将从不同的无知行动者(unaware agents)产生风险盲目的影响，分析其一方面冲击到科学与科技系统运作的正当性，另一方面导致社会公众对科学的争议与不信任。最後，提出应发展新的知识与行动典范，建构科技与社会沟通的平台与机制，以为日益扩大之知识鸿沟与社会伦理争议提供共同思考的民主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