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高管权力差距的“双刃剑”效应

尽管高阶梯队理论已经认识到高管团队权力配置的重要意义,但目前关于高管权力差距对企业绩效影响的研究并未得出一致结论,且尚未将企业绩效稳定性纳入考虑。基于此,本文从权威和信息两个核心作用机制出发,尝试提出一个综合性的理论框架以解释企业高管权力差距对企业绩效与绩效稳定性的影响,并以2000-2016年中国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进行实证,本文发现:董事长与总经理间的权力差距对企业绩效有正面影响,但对绩效稳定性则有负面影响,即高管权力差距存在“双刃剑”效应。进一步研究显示,董事长和总经理之间的长期合作能够强化权力差距对企业绩效的正面影响,弱化其对绩效稳定性的负面影响。同时,高管权力差距的“双刃剑”效应在民营企业与多元化程度较高的企业中更为显著。本文的研究揭示了高管权力差距对企业绩效与绩效稳定性的关系,丰富了现有文献对权力和高管团队研究的认识,也为实践中不同情境下的团队搭配提供了启示。

企业结对帮扶能助力县域经济增长吗——来自扶贫工作信息披露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鼓励以企业为代表的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振兴,有利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本文通过整理上市公司结对帮扶县域的信息,利用2016年企业扶贫工作信息披露形成的准自然实验环境,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分析了企业结对帮扶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结对帮扶能显著推动对口县域经济增长。帮扶企业层面的机制分析揭示,企业通过自身的知识转移与相关实践的经验整合能够助益县域经济增长。结对县域层面的机制分析表明,企业结对帮扶通过推动金融发展与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县域经济增长。异质性分析显示,结对县域中帮扶企业之间资源互补性越强、帮扶企业网络嵌入度越高,企业结对帮扶县域的经济增长效应越明显。本文揭示了以结对帮扶为典型案例的企业社会责任的正外部性与社会效益,为深化结对帮扶工作、助力高质量发展与乡村振兴提供了启示。

高管权力差距的“双刃剑”效应——来自企业绩效与绩效稳定性的证据

尽管高阶梯队理论已经认识到高管团队权力配置的重要意义,但目前关于高管权力差距对企业绩效影响的研究并未得出一致结论,且尚未将企业绩效稳定性纳入研究框架。基于此,本文从权威和信息两个核心作用机制出发,尝试提出一个综合性的理论框架,以解释企业高管权力差距对企业绩效和绩效稳定性的影响,并以2000—2016年中国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进行实证,本文发现:董事长与总经理间的权力差距对企业绩效有正面影响,但对绩效稳定性则有负面影响,即高管权力差距存在“双刃剑”效应。进一步研究显示,董事长和总经理之间的长期合作能够强化权力差距对企业绩效的正面影响,弱化其对绩效稳定性的负面影响。同时,高管权力差距的“双刃剑”效应在民营企业与多元化程度较高的企业中更为显著。本文的研究揭示了高管权力差距对企业绩效与绩效稳定性的影响,丰富了现有文献对权力和高管团队研究的认识,也为实践中不同情境下的团队搭配提供了启示。

企业结对帮扶与县域利用外资

在脱贫攻坚战中,作为市场化的主体,企业践行定点结对帮扶形式的社会责任,有利于培育对口地区发展的内生动力。本文以2016年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有关企业扶贫信息披露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整理上市公司定点帮扶县域的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企业对县域的结对帮扶如何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研究发现:企业结对帮扶能显著提升县域利用外资水平,这一结论通过了稳健性检验。结合县域和企业数据,本文揭示企业可以基于对外投资纽带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同时通过社会责任经历改善外资的预期,从而促进外商投资。进一步分析发现:在参与特征上,企业帮扶存在规模效应;在参与地点上,存在本地知识效应及东西互补效应。本文的发现为如何凝聚社会各方力量畅通“内循环”、促进“外循环”,深化结对帮扶工作,从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提供了鲜明的政策启示。

数字化转型、竞争战略选择与企业高质量发展——基于机器学习与文本分析的证据

数字技术进步和数字经济发展赋予了企业新的发展空间和能力,同时也带来新挑战。数字化转型的成功将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在此过程中,企业自身的竞争战略选择亦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基于此,本文利用沪深两市上市公司2010—2019年数据,运用机器学习与文本分析技术构建了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竞争战略指标,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竞争战略选择如何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分析结果显示,虽然数字化转型整体提升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但两者之间呈非线性的倒U型关系,适度的数字化转型最有利于企业高质量发展。这一结论在考虑了内生性问题后仍然成立。同时,企业传统的竞争战略和新型数字化业态形式存在协调问题:成本领先战略会抑制数字化转型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而差异化战略对数字化转型的积极作用没有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成本领先战略与数字化转型不适配带来的负面影响在国有企业、行业竞争度较高和所在城市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企业样本中得到缓解。本文研究结论为企业推进数字化转型、塑造新型战略认知,助力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明确启示。

地方政府如何驱动企业“脱虚返实”--来自官员任期的视角

本文从地方官员行为的视角考察地方政府如何引导制造业企业"脱虚返实"。使用中国地级市市委书记和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本文发现制造业企业的金融化程度与地方官员任期之间存在U型关系。具体而言,制造业企业的金融化程度随着官员任期的增长而不断下降,在第三年末降至最低点,随后又逐年上升。机制分析表明,地方官员在任期的不同阶段,对当地实体投资的引领强度、对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效应大小及企业感知到的政策稳定程度存在差异。本文的研究证明了地方官员可以发挥积极主动性,引导企业"脱虚返实",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员工持股计划、内部监督与企业违规

本文利用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内部监督角度考察了员工持股计划对企业违规的治理作用。研究发现,员工持股计划能够显著降低企业违规概率,且对信息披露违规和经营违规的抑制作用更强。这一结论在考虑了内生性问题、竞争性解释和可能影响结论的情况后仍然成立。员工持股计划的治理效应源自它增强了员工内部监督的意愿与能力,具体途径包括提高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减少高管机会主义行为。进一步研究发现,对信息透明程度较低的企业而言,员工持股计划的治理效应更显著;而员工治理与媒体治理互相补充,媒体关注能增强员工持股计划的治理效应。本文从企业违规角度验证了员工持股计划的治理效应,并为进一步完善员工持股计划实施细节提供了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