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政治的兴起与现代国家的型构

大众,是现代国家都要面对的现象和问题。它产生于现代化过程中,从传统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它一产生,便使得现代政治具有传统政治所不具有的新镜像,一方面,它是20世纪政治运动的主体,为极权政治(希特勒)的兴起推波助澜,如洪水猛兽;另一方面,它又构成了现代政治的合法性之源,在自由民主的框架下表现为有秩序参与的公民。正是从后一层面来说,它是现代国家得以建构的前提条件之一。所以,理解它的发展过程和表现方式,对我们推动现代国家和社会发展大有裨益。

普京时期的俄罗斯利益集团及其在中俄关系中的作用

俄罗斯利益集团是在俄急剧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从而具有自己的一些特点。普京执政后,针对叶利钦时期集团政治的弊端,采取强权措施,从而改变了利益集团的政治表现形态和活动方式。利益集团要求在国内外实现利益最大化,势必要影响到俄的对外决策和对外关系。

论NGOs的发展与全球公民社会的形成

文章认为当今世界迎来了一个NGOs全球行动的时代,NGOs所开展的全球服务在提供公民福利与社会服务中扮演了重要作用,以及在形成全球公民社会的进程中的重大贡献。特别指出了非政府组织在服务全球社会的过程中逐渐确立了很多普世性的价值。并指出了在一个日益开放和全球公民社会的时代,应该积极鼓励与推动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培育与发展。

话语的张力:政治信任流失——从“山寨文化”说起

政治信任不仅有助于政治稳定和发展,也可以降低公共管理的成本。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处于不断变革过程中,由于社会、制度的变迁,意识形态与现实的张力的作用,政治信任开始流失。政治信任的流失,在不同的历史条件、社会政治环境下,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近来以"山寨文化"为代表的一些网络话语,因其匿名、便捷和低成本的特性,在网络上迅速兴起,它们既凸显了新时期大众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也在某种层面上表达了大众对主流话语的不满与政治不信任。究其根源,作为大众话语的表达形式,网络话语是对当前政治体制的反映,是政治与社会权力结构的产物。在新形势下,促进政治信任的提升,一方面需要加强信息公开,建设阳光型政府,另一方面需要加强责任追究,建设责任政府,强化对官员的监督和权力制约。

政治恐惧:概念、机制及其功用

政治恐惧是人们面临社会危险而又无能为力时的一种情感体验。政治恐惧的产生,除了生理机制之外,还有社会与文化机制,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致使人们产生恐惧的因素是不同的。政治恐惧是一种比较经济有效的集体行为诱致工具,无论是在变革社会还是在秩序社会,逃避危险和趋向安全是恐惧之人的普遍心态和行为,尽管在这两种社会条件下人们的行为结果不同。因为有政治恐惧存在,政治角色可以利用恐惧,操纵和获致其所欲的大众行为,以实现自己的目的。

从大众社会到网络社会—当代中国政治表达民粹化的转型与治理

改革开放之后,社会多元、市场发展等改变了原先简单的社会结构与生态,但由于社会矛盾的增生,民众的怨恨由阶级仇恨转变为因机会、收益不均而诱致的怨恨,而网络空间的出现为民怨的表达提供了便捷的渠道,大众社会的民粹主义的集体记忆再次被唤起。治理民粹主义需要借助多元社会团体的力量,创新社会治理。

农村空心化与治理研究

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乡村人口大量迁出,我国的农村空心化问题日趋明显。这种现象带来了农村经济萎缩、土地浪费、农村环境恶化、农村文化危机问题以及城市压力。治理农村空心化及其社会问题,需要从发展新型农村经济、科学管理农村土地、鼓励劳动力回流以及完善农村基础配套设施等多方面入手,制定合理的政策。

建国初期宗教界爱国运动研究——以建国初南京、徐州两市宗教界爱国运动为例

由于意识形态和组织管理等因素,在建国初期宗教界与新生国家存在一定冲突。新中国需要清除这些影响,塑造国家认同。这些是通过抗美援朝运动实现的,控诉是整个运动的核心,激活和锐化了敌我边界意识,激昂着民族主义情感,增强了民族团结和国家认同。在集体冲突中,集体情感得以激发和极化,推动了抗美援朝运动的发展和高涨。研究发现,组织力量和情感能量是整个运动发展与规模的重要因素,使我们更加重视情感在政治运动中的作用,这对于我们以后调动人们的爱国热情、增强国家认同依然有启发意义。

政治恐惧:概念、机制及其功用

政治恐惧是人们面临社会危险时候的一种情感体验,有其特殊的发生机制。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处于恐惧之中的人们反应性行为模式不同,政治恐惧便成为一项重要的政治工具,政治角色利用恐惧,操纵大众行为,以实现自己的目的。

阶级、社会改造与国家认同建构

1949年中国共产党执政后,一方面要人们放弃基于传统文化的政治认同模式,另一方面要塑造人们基于意识形态的国家认同,实现社会整合。这种认同模式的建构是通过持续的社会改造和阶级斗争实现的,它强调国家的阶级性和工具性。但是当前国家社会转型的背景下,这种阶级国家观反而可能不利于合法性建设。

生源地助学贷款政策生成与发展的原因分析——基于多源流理论的考察

文章运用约翰·W·金登的多源流理论对生源地助学贷款政策生成和发展过程进行考察，从政策利益相关者的行为选择入手对其进行归因分析，最终得出结论：生源地助学贷款政策的出台是多元利益主体共同推动下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同时，要推进和完善这一政策必须形成政策执行的合力。

“整合”一词探源与概说

"整合"一词作为专有术语最早是由英国学者斯宾塞在1862年首先使用。20世纪初该术语在心理学、哲学、生物学、人类学等领域得到广泛的使用,但在20世纪中叶之前该术语也主要是在上述四个领域使用。20世纪中叶以后,随着以帕森斯等为代表的结构——功能主义学者对该术语的重视和推动,该术语在其他领域也得到了广泛的使用。中文中"整合"一词最早是由日文传入,在改革开放以前中文词汇中就有"整合"一词,但这一词汇只是一个地质学和神经生理学的词汇,我们今天在人文科学上广泛使用的"整合"一词是改革开放后由港台地区传入,目前学术界对它有过种种界定,但这些界定亦有明显的不足。

小鼠遗传背景对4n胚胎及2n-4n聚合胚制作效率的影响

不同品系小鼠的 2 细胞期胚胎 (二倍体 ,2n) ,经电融合后 ,获得发育的 4 细胞期四倍体胚胎 (4n)的能力上存在着差异。将不同品系小鼠的 2n、 4n胚胎分别配对作聚合 ,所获 2n 4n聚合胚的发育结果表明 :在着床前 ,2n 4n聚合胚的获得率因胚胎品系组合的不同而异 ;胚胎移植后 ,聚合胚在与 4n胚胎相同或相近品系的移植受体中 ,其着床率较高 ;在着床后胎儿及出生仔鼠的获得率上 ,采用遗传杂合性的 2n胚胎所组成的 2n 4n聚合组合较高。上述结果提示 :小鼠的遗传背景可影响到 4n胚胎及相应 2n 4n聚合胚的制作效率。以GFP标记跟踪2n 4n聚合胚 4n细胞着床后的发育命运 ,发现 :妊娠中后期的孕体中 。

波普尔的知识论在其“开放社会”中的运用

波普尔将其建立在证伪为主义基础上的知识论拓展到"开放社会",以之解释开放社会中的道德、批判开放社会中的"伪科学"、主张证伪主义的民主观、构建"可塑性控制"系统来解释自由与控制的关系。波普尔的知识论和以之为基础的社会政治理论颇具争议性,但他的知识论在"开放社会"中的运用具有独到的意义。

业主公共事务网络决策平台制度研究

在对业主公共事务网络决策平台制度背景溯源的基础上,可清晰地考察此种平台制度的创新之处和蕴含的积极效应。但业主公共事务网络决策平台制度功能的发挥受制于业主组织化状况,且有"决"无"议"、无法培养业主之间协商合作的民主能力和民主品格。改进业主公共事务网络决策平台制度,充分发挥平台功能,既要进行物业管理法律体系建设和网络决策平台的功能体系建设,也要在现实空间和网络空间做好相应的配套工作,以此实现该平台制度的预期目的。

业主网络社区维权性与治理性参与行为研究

在网络时代,生活性、交往性业主网络社区亦承载着业主的维权性和治理性参与行为,具有多重积极意义。但由于线下现实因素和网络空间特点的影响,这些网络参与行为存在诸多局限,包括积极业主群体的状况左右着业主网络社区参与行为的兴衰,重要的网络议题难以得到有效解决影响业主参与的积极性,非合作和非理性参与以及"沉默的螺旋"与"群体极化"现象削弱业主网络参与的效果等。对此,不仅需要探索在线引导途径,还应回归现实问题的解决,采取线上线下工作相互结合的方式促进业主网络社区维权性与治理性参与行为的改善。

论领导者的非权力性影响力及其提高

一、影响力与非权力性影响力 影响力是指一个人与他人交往中,影响或改变他人心理状态或行为的能力.领导者对被领导者的影响力有权力影响力和非权力性影响力之分.前者是由领导者的职务、地位和权力所形成的,对他人的影响具有强制性和不可抗拒性,造成被领导者的心理和行为的服从,而后者是由领导者本身的素质行为造成的,其特点是没有明显的约束力,要依靠自己博得的威信来影响部属的心理行为,对他人的影响具有自然属性.

非政府组织形象设计

非政府组织在我国已蓬勃发展起来,如何提升我国非政府组织的形象,促进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本文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进行:内部人员协调沟通,增强组织内聚力及认同感,精炼内部形象;加强外部宣传,获取公众基础,锤炼外部形象;加强与政府的合作,赢得政府的理解支持与尊重,获取合法性基础。同时本文涉及了非政府组织在我国发展的条件分析。

2N-4N嵌合体小鼠及其在基因功能研究上的应用

2N-4N嵌合体是由二倍体(2N)的胚胎细胞(或ES细胞)与四倍体(4N)的胚胎细胞组构成的一种拯救型嵌合体。这种嵌合体由于4N胚胎细胞独特的胚外组织发育特性,从而可获得完全源自2N细胞成份的仔鼠(或胎儿)这一特性最终在ES细胞转基因的基因功能研究中极具重要价值。综述了2N-4N嵌合体研究进展及其在基因功能研究领域的应用。

从大众社会到网络社会——当代中国政治表达民粹化的转型与治理

改革开放之后,社会多元、市场发展等改变了原先简单的社会结构与生态,但由于社会矛盾的增生,民众的怨恨由阶级仇恨转变为因机会、收益不均而诱致的怨恨,而网络空间的出现为民怨的表达提供了便捷的渠道,大众社会的民粹主义的集体记忆再次被唤起。治理民粹主义需要借助多元社会团体的力量,创新社会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