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知亳期间的思行矛盾

苏轼在评价欧阳修为“事业三朝之望,文章百世之师”时,又提到“力辞于未及之年,退托以不能而止”。这个“未及之年”“不能而止”正是学术史上一直被关注但始终难有确论的欧阳修晚年思想转型问题:从“醉翁”到“六一居士”,从诋毁道教到亲近道教,从致君尧舜、致力太平到买田清颍、数请归田的转换时间、地点和过程的问题。通过梳理发现,正是欧阳修出知亳州期间的思行矛盾,促成并见证了欧阳公从儒家外王的炽热向退守个体生命、追求林泉逍遥的转型。欧阳修从“醉翁”到“六一居士”而后再到“仙翁”自许的变化,是其晚年转型与自新的重要表现,又是一个矛盾的过程,充满了进退与犹豫。

主体的命运——论“作者之死”的背景、过程与实质

科技的进步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今天以网络技术为支撑的信息社会也同样剧烈地改变着我们基因之外的一切。因其正处于日新月异的发展过程之中,所以其革命性的意义并不能立即直观显现。然而。

西周礼乐文明之诗乐关系辨

就西周礼乐文明中诗乐关系的认识,历来有两派,一派认为诗先于声乐、声乐迎合诗。另一派则认为声乐是诗的根本,声乐在诗之前,诗要求合声乐。检索分析出土和传世文献,我们发现在《易》和《诗》的时代,较之于“诗”,“歌”更经常地代表我们今天所谓的诗歌艺术,而“诗”则更像是乐教文化中的一个概念。综合诗乐歌谣之间的源流正变关系,我们发现,发乎自然性情的歌天然合乎自然之声律,乃诗之前身——歌谣;而服务政教事功的诗却要求合乐而“中声之所止”;因诗制乐旨在诵美讥过的诗道乃是始于制礼之后,而制礼做乐发生在周代,做诗配乐也正是这个时代的产物。

归去来兮朝花夕拾——试探汪曾祺小说意象中的童年情结

汪曾祺复出后继承了1930年代的京派文学审美本位主义的风格,成为当代文学的一朵奇葩。综观其小说,除了在西南联大和"文革"生活中的作品外,大多数作品都刻有浓重的童年记忆。其童年生活场景简化成一些相对集中固定反复出现的意象,较有代表性的有"人间梵天的寺庙"、"质本洁来的水"和"缤纷开落的花"。这三者较能体现汪氏小说的风流蕴藉,也可从中清晰寻绎出这些意象原型背后作家的童年生活。这种朝花夕拾的还乡笔法,凸显了汪曾祺老而无悔的智慧,也是我们从深层次理解汪氏小说的重要维度。

从巴赫金的躯体理论看近年来的“躯体写作”

新时期开始,性主题的创作最初乃是为突破"文革"以来意识形态对人性本能的不正当压抑。90年代中期开始,一些女性作家秉承西方女性主义者用"躯体写作"去寻找"性别自我"的初衷,严肃刻画在女性躯体欲望的表面展现之下的深层冲突。流风所播,后来者则发展为几乎完全回避躯体文化的内在冲突,为颠覆而颠覆、为欲望而欲望,造成"躯体写作"的形而上建构意图淹没在躯体欲望的张扬之中。颠覆过度,建构阙如,最终如巴赫金所说的单纯"性"的躯体将丧失完整的躯体存在,沦于"欲望躯体"的行列。

观念与史实——“京派”之派的辨正与还原

在中国文学史上,京派是一个非常复杂难辨的文学现象。京派的能指和所指常常滑动不定,有的甚至否认京派的流派特征。现代学界也也远未能达成一致。观念的歧出,乃是因为不同的人从诸如审美的、阶级的、文化的等不同的视角看待京派的结果。"京派是否存在"、"以怎样形态存在"乃是一个主观认识和客观事实相矛盾的历史问题。在这种认识的指导下,我们透过种种偏于一隅的视角,经过对民国相关文献的钩沉磨洗、检索阅读,对京派的原生形态作了一个勾勒,揭示、界定、描述了作为文学流派、文学思潮的京派史实。

巴赫金“躯体理论”初探

巴赫金把躯体分为内在躯体与外在躯体。"我与他人"成为构建内在与外在躯体的重要参与因素。而在人与人的交往对话中,人群又共同构建了一个富有象征意义的"巨大躯体"。躯体和物质世界具有天然的开放性的交换关系,躯体成为内在自我与外在世界沟通的中介。巴赫金所阐释的"躯体"是一种价值向度上的"躯体",其在文学艺术等方面有重要的表现。

礼失而求诸野——论“京派”文学创作的人性寻租

面对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让渡迁移、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点滴侵蚀及西风东渐所引发的“人性之常”与“现实之变”的矛盾,“京派”诸贤“礼失而求诸野”地在乡土社会中寻找寄托美好人性的小屋,并形成了在所求之野的乡土社会背景上对民族文化深层结构中的人性之常、人性之美进行寻租模式的挽歌式创作。乡土社会既孕育了“京派”作家们自己生命中农耕文化情致,又承载了农耕文化所有美好的人性因素,既原型意义地构成作家的深层心理背景,又为其作品提供了土壤意义的意象体系和文化内涵。较之于革命派、人生派的乡土文学的作家的批判性,“京派”也因此染上浓重的理想色彩和挽歌情调,凸现该文化群落、文学流派的派性性征。

从新出楚简逸诗重诂“删诗说”——兼论《诗》的结集及淫诗问题

宋元以来,否定删诗越来越有成定论之势。通过分析新出楚简中的大量逸诗与传世《诗经》的复重现象,可初步印证太史公"去其重"之说。"去其重"乃历代太师接力所为,孔子又于最后在既有规模和形制上删削取舍刊定,非孔子一人就三千古诗上重编。"古诗三千"乃是泛称纵的历史上的诗歌规模。动态生成的《诗》到孔子前本已基本定型,但春秋末诗乐重新混乱,从文献记载和主客观条件看,最后删定者应该就是孔子。对勘出土和传世文献仍可见一些诗在杂沓去重中留下的工作痕迹。逸诗既是筛除的结果,也是被筛除的原因。今天所见逸诗比例少,盖由于今天所能见者亦即当时所广传者,亦即太师、太史等王官和夫子编订所尤其属意者,又迭经数千年,其劫遗自然更不副三千之数,故诗三百得见而诗三千不多得,逸诗少见反旁证了删诗之事。逸诗纵横分布的规律性,也既证明了删诗说,还说明了逸诗并不止如今之规模。淫诗说则是对夫子正乐的误读,是宋元以来的一个偏见,借所谓大量淫诗来否定删诗说是不成立的。

作为方法的“躯体”——巴赫金躯体理论颠覆性的文学解释

巴赫金从研究"狂欢"及"怪诞"等文化现象中揭示躯体的政治和伦理属性,且从躯体内部分出联系价值与秩序的"上"与"下"、"官方"与"民间"等文化层级。大无畏的"以下犯上"的躯体行为和与此相呼应的民间语言,自由而欢乐,象征性的戏谑、颠覆了充满禁忌、恐怖、压抑的官方世界。这种躯体理论,我们可以而且应该落实到我们的文学解释中来。以从极具广场性和民间性的勾栏瓦肆诞生的《西游记》中下半身躯体言行为例,我们清楚的看出躯体各部位的价值等级以及明中后期资本萌芽状态下的市民社会的反抗意识。作为方法的躯体理论将在文化和文学研究实践带给我们新生机和信心。

价值表彰与事实检讨:论明清鼎革之际诗坛主流——兼评刘丽博士新著《清初京师贰臣诗人研究》

价值表彰应以事实检讨为依据,明清鼎革之际的仕清诗人群虽在行止节操方面为后世非议,事实上乃是当时诗坛的主流并实际地成为清诗转捩之关键。《清初京师贰臣诗人研究》对京师仕清诗人群进行了较为系统、全面的研究。

冼夫人“请置崖州”考

崖州首置于萧梁,中唐以前一直象征整个海南岛或统领岛上各州。史志上多因循清代方志之说,以为崖州乃大同年间因冼夫人之请、朝廷才首置之于儋耳。衡诸史料,其可信者有三,不可融通者有四。结合考辨冼夫人生年,在排比梁置崖州及其唯一属郡珠崖的时间设置和治所所在的诸说中,我们发现:梁初(511年)因宋齐之治设珠崖郡于徐闻;后约于532年废朱卢之上首置崖州于珠崖故地,但控驭无力;直到儋耳降附冯冼集团后的535年至546年间,正当盛年的冼夫人请朝廷移置崖州于儋耳,治义伦。终梁之世,朝廷不能实有其地,皆羁縻性质地依靠冯冼集团间接管理。清理这段历史地理问题,还有益于寻绎六朝隋唐时期海南如何从地方豪酋政治演进到儒家世界的郡县体制。

松竹梅成为中国审美文化传统的内在发展逻辑

“松竹梅”在成为中国审美文化传统时 ,经历了一个从“美善相乐”的“比德”到形质自美的“畅神”的发展过程。前者从实用价值出发 ,后者倚重自然的姿态与品性。这个过渡与南朝的自然审美意识的觉醒紧密相联 ,深受庄学精神的启发与涵养。经过长期的文化积淀 ,自李唐后 ,“松竹梅”逐渐成为一种极具东方神韵的中国审美文化传统。

歧出的“京派”观念之辨正

在中国文学史上,京派是一个非常复杂难辨的文学现象。就京派的流派特性甚至存在与否等问题的认识,在京派当事人、海派分子、左翼和后来的革命文艺理论家等不同人的眼里存在严重分歧。这种分歧其实是由于他们各自采取了审美的、地域的、阶级的、文化的不同立场造成的。在透视并辨正种种歧出之后,我们清楚地看出京派的文艺自由主义的流派特性。

从自由看“京派”——论“京派”文学观念的本质特征

西方文化中的自由主义思想影响着“京派”知识分子,于是“京派”文学也呈现出自由主义文艺思潮:从文艺的本体观到创作观再到批评观可以看到“京派”文艺观念和风貌。可以说,自由主义从根本上塑造了“京派”,是“京派”成“京派”的根本所在。

是江湖,不是黑幕

小说《媒体这江湖》完全超越了黑幕小说的格调格局。写江湖在黑幕之外,写人生于参熟之后。没有用简单的是非黑白、善恶美丑写人生命运、市井日用;没有刻意地暴露,故事自然牵连,跟着人物走、贴着生活来。刻画出的一幅幅众生相、浮世绘大大溢出了"媒体这江湖"。作者既怜悯那有罪的,又惜护那孱弱的。对人生世态参得熟,看得透,即使市井生态的描写也能意味深长得像存在主义的哲思。几乎冷峻到冷漠、冷漠到虚无的笔调背后是一种失望、一种更彻骨的悲伤。而依然等候的失望,让我们看到作者不是一个看烂世界的黑幕叙事者,或者小清新的知性女作家,而是一个参熟人情、通达世态之后依然有爱恨、对凡人世事已能淡定从容的智者、明白人、江湖袖手人。

子书衰微、论辩勃兴与文学自觉——试论六朝论体文嬗续的辙迹与因果

从诸子文式微、文集肇兴、论体文勃发又遽衰,及六朝文学观念明晰、审美意识自觉等角度梳理彼此历史辙迹和之间嬗续因果,可发现:随着“轴心时代”的结束,志共道申、智周宇宙之诸子著述难以为继;炎汉随之焕乎辞赋,诸子泯于辞章而文集取代子书;儒林、文苑既不能博明万事,适辨一理之文便随清谈、辩经、经疏、政论等事体郁然勃兴。文事日滋、论辩勃兴,文体、风格遂不能不甄别,源流、价值不能不辨证,熔裁、神思、批评亦不能不考辨,文学审美故此自觉于诸子衰微而论辩勃兴之际。论辩其所以继晚周横议而起,论体其所以隐约子书精神而兴,推鞠时代,四言可尽,其一,由经学而玄学,论题渐渐抽象而专门;其二,由清议而清谈,品题于是滋蔓而丰富;其三,由方术而佛理,辨雕寖寖然精致而深刻;其四,文学自觉,论体从观念到实践遂有其自身之体性边界和创作实绩。要而言之,论体文嬗续于诸子著述衰微之历史轨迹,既勃兴以继乎诸子,又接踵文事日滋、文集日富之历史车辙而与之腾芳,于此消彼长之间,文学自觉正与论体勃兴彼此发明、互为因果。

请君暂上凌烟阁——军旅文学视野中的《第39天》

军旅是文学的重要题材。和平时代的军旅文学常常表现和平时代的军人职业理想与社会现实的冲突。这种冲突往往表现出令人惋叹的悲剧性。战争与和平的相对性,使得和平时期的忧患意识和战争预备显得尤为重要,也使得一些身怀使命感和责任感的职业军人总是处于了无战事与随时戒备的矛盾状态中。和平的政治环境往往将这种状态简单化,使得和平时代身怀理想的军人深感挫折,甚至上演一出出人性或社会的悲剧。《第39天》就是这么一首和平时代却不失壮怀激烈的军旅故事中的英雄赞歌。

试探家族研究范式中的海南韩-宋氏研究

地方志横向地构造了国史,家族史则纵向地构造了国史。帝王家史乃国史之骨架,而阀阅世家的盛衰荣辱往往是一个民族一个王朝的升沉变迁的具体而微,豪门家史构成国史大肌理。太史公通过对夏商周世系资料研究还原了三代世表,陈寅恪通过系统研究关陇集团中的家族深刻地揭示了隋唐制度的源流。宋氏家族乃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影响最大、最深、最广的一个家族。将宋氏家族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并且延伸到文昌韩氏家族史,可以在政治、经济、文化、中外交流、宗教等诸多方面找到新的突破和综合。从海南的视角研究宋氏家族,别有一层纪念这个土地上的胤裔的意味,而深入挖掘其可以服务于今天的文化产业价值,则是纪念这个家族的最好方式之一。

从乐论时代看乐教时代的诗学观念——兼议《尧典》“诗言志”的实质

以周公为关键人物之一所开创的"礼乐文明",是古今中外仅有的以"乐"命名的一个文明时代,将乐设定政治框架中的核心要素,乃是基于礼乐相须、诗乐襄礼的文明构想。春秋晚期,礼崩乐坏,诗从乐之语的身份中独立出来,关于礼乐文明时代的文献遗存也开始被整理定型,乐从襄礼的文明实践转变成为知识反思的对象。从诗学观念史的角度将这两个阶段分别名之曰乐教时代和乐论时代。本文从乐论时代关于以乐为教的四个方面的论述,透视了乐教时代诗的地位,并因此论证"诗言志"的实质内容:乐教时代的诗或附属于乐,不过是乐语;或并列于《书》,不过是先王的德义记录;或是襄礼中沟通神人的工具,或是道政中表达政通人和的载体。"诗言志"所言之志,或是礼、或是政、或是德,该命题是中国诗学的"开山纲领"、更是"千古诗教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