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同治朝“以民制夷”政策之演变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条约体系形成。在列强的威逼之下,清政府的守约意识增强,其"以民制夷"政策随之改变。在处理潮州反入城事件中可以看出朝廷在"守约"与"得民心"之间倾向于前者,该政策在处理天津教案中得到强化。与此同时,朝廷以民意为名抵制列强条约外的勒索。

自治与绅治——以清末宁波地区的乡约为中心

成文乡约兴起于宋代蓝田,本为民间教化组织。清末宁波地区乡约的大规模兴办源于当地官员出于维护治安和筹办地方自治的需要以及当地绅士的积极配合。宁波地区的乡约在组织结构上具有分权制衡的特点,从职能上看近似于基层政权。乡约的举办使宁波地区绅士全面渗入到地方政治领域,为其进一步扩大影响打下了基础。

论清政府的“以民制夷”政策(1840-1860年)

"以民制夷"是清政府面对新的中外形势所采用的一种外交手段。鸦片战争后,清朝的一些地方官员利用民意抵制条约,但中央政府在此问题上却游移不定。直至道光末年,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清廷才下定决心用民"制夷"。咸丰初年"以民制夷"成为清政府制止"夷人"条约外侵权的强硬手段。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政府"以民制夷"的方式更加激烈:它鼓动民众武力攻击"夷人",自己则借此拒绝推翻列强强加的新的不平等条约。

论道光朝末年清政府“以民制夷”政策的兴起

鸦片战争后,道光帝君臣为找不到既能免开边畔,又可维护“天朝”国体的“驭夷”之策而忧心忡忡。广东民众反对外国人入城的运动却让他们看到了希望。最终,清政府走上“以民制夷”的道路。

廖承志与中日民间外交

廖承志是中日友好事业的奠基人。从 195 2年起 ,他就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 ,负责对日工作。当中日关系处在坚冰期 ,他贯彻“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外交方针 ,为发展两国友好关系铺路架桥。恢复邦交后 ,他不忘老朋友 ,广交新朋友 。

南京国民政府执政前期宁波地区的地方自治

南京国民政府执政初期企图通过推进地方自治来加强对地方的控制,为此颁布了一系列相关的法规。总体看来,浙江省是在中央法律框架内实施地方自治,而宁波地区各县又是按照省令行事。从1928年起,宁波地区各县的区和乡级自治组织次第成立。由于制度设计与基层社会脱节,加上经费和人才的缺乏,宁波地区的自治组织在实际运行中问题百出,成绩也乏善可陈。这表明来自上层的自治制度和地方社会的融合仍然有待加强。

民国后期县参议会与地方政治——以浙江省鄞县县参议会与县政府关系为考察中心(1946-1949)

1939年国民政府实行"新县制",积极推行地方自治,成立各级民意机关。政府希望以县参议会为代表的民意机关充当政府工作协助者和官﹑民间沟通者的角色。抗战胜利后宁波地区各县成立的县参议会却不甘心于此:在协助政府施政的同时,参议员们又利用法律赋予其的权力对政府实施监督,这使得县政府府﹑参议会关系错综复杂。县参议会俨然成为与县政府并立的权力机关,地方社会精英借助地方自治扩大了对地方政治的影响力。鄞县参议会便是其中的代表。

县参议会对地方建设和社会事务之管理(1946-1949)——以浙江省鄞县县参议会议决案为例

1939年国民政府实行"新县制"后,县参议会积极参与地方事务管理之中。以1946年成立的鄞县县参议会为例,参议员们关注的重心在于地方的经济﹑教育建设和稳定社会秩序。其主要手段就是在县参议会通过相关的议案并力求落实,使其在地方事务中拥有一定的发言权。

清末民初宁波地方自治与水利工程建设

清末民初,虽然国家对地方的控制力加强,但由于在人力及物力的不足,在地方公益事业中,社会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宁波地区的水利工程建设领域中,地方人士因为国家推行地方自治而获得了国家的授权,在工程决策、经费筹集、工程建设等环节中都居于绝对主导的地位。这说明地方自治的推行固然使国家对地方的控制强化,但社会精英在地方的影响力并未因此而削弱。

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浙江宁波地区的县议会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宁波地区的地方自治再起,各县于1922年陆续成立了县议会。但是在议员的选举中诸如贿选﹑作弊等问题不断,而在县议会运作过程中更是暴露出内部派系林立,议案数量少与质量差等问题。以上县议会存在的种种问题说明基层民主建设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