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处罚与刑罚衔接问题刍议——以一起假冒注册商标案件为分析样本

行政处罚与刑罚是针对违法者所采取的两种性质不同的制裁措施。在一个违法行为既违反了行政法律法规的规定,又违反了刑法规定的情况下,对该行为是给予行政处罚抑或是刑罚,以及如何处理两者之间的衔接关系,成为法律适用中的难点问题,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在实践中也屡屡陷入困境。以一起假冒注册商标案为分析样本,在对司法实践中行政处罚与刑罚衔接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行梳理和反思的基础上,提出行政处罚与刑罚合理衔接的构想。

我国未成年人罪错行为分级干预机制的构建

随着《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修订与颁布,保护理念在少年司法中不断深入贯彻,“预防为主、提前干预”已成为我国少年司法的常态模式。但从总体上看,我国少年司法仍存在宽罚有余而严管不足的问题。尽管未成年人罪错行为早期干预机制已有一些顶层设计,但仍缺乏相关配套制度,实践操作性有待提升。为解决上述问题,我国应在现有“不良行为”“严重不良行为”“犯罪行为”三级干预制度的基础上予以完善。具体而言,应加大对低龄儿童罪错行为的干预,在刑事责任年龄已经下调的前提下,适度降低未成年人治安违法行为的责任年龄;构建严管宽罚的罪错行为预防和矫治机制;借鉴国家亲权和场域改造理念,整合家庭、教育、社会、司法和行政干预力量,探索灵活多样的未成年人矫治方案,保障未成年人罪错干预机制的有效运行。

论轻罪非刑罚化改革中国家承担的角色

在刑罚谦抑思想的影响下,对轻微犯罪进行非刑罚化改革已成为各国刑罚改革的重要趋势。但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未明确确立非刑罚化的刑事政策。为了与国际接轨,加强对罪犯权益的保护和克服传统监禁刑的弊端,我国应借鉴世界各国立法和司法的经验,对轻罪进行非刑罚化的改革。在改革的过程中,国家应扮演好其角色,加强对非刑罚化理念的宣传,完善立法体系,为非刑罚化改革的展开扫清立法上和观念上的障碍。并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加强对司法机关自由裁量权的限制和加强社区建设,以保证非刑罚化改革的顺利进行。

西部大开发对连云港城市化的影响

连云港作为中国十大海港之一,有着极为优越的区位,但是连云港的城市发展和城市化水平与其优越区位不符。中国西部大开发为连云港的港口和经济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文章分析了西部大开发对连云港的城市化的多方面的影响,并提出了通过城市创新来提升城市化的新举措。

秦朝家事制度中的“礼法结合”

“礼法结合”作为中国古代法的基本特征,在秦朝法制中同样取得了主导性地位。对家事犯罪的惩治,秦朝严厉打击家庭成员中的“不孝”及“亲属相犯”行为,维护宗法伦理不遗余力。所谓秦朝“重刑罚”而“轻德礼”的说法并不符合历史事实。恰恰相反,秦朝家事制度与中国传统家族法无论在目标还是手段上都一脉相承。这背后既是先秦以来宗法制度作为历史传统的延续,同时也象征着秦朝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多元和包容。秦朝作为“大一统”的先驱,虽短暂而亡,但其“礼法结合”的成果及其治国方略却为后世的长治久安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论法律职业伦理在中国的发展历程

法律职业伦理兴起于美国,在中国近代史中呈现弱势发展的状态,仅上海高校开设相关课程。新中国成立后,法律职业伦理有了一定的发展。直到改革开放后,法律职业伦理再次进入法学教育的视野。法律职业伦理的曲折发展表明,法律职业伦理课程的开设对于法律人道德素养的提高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是当今中国以至世界法学教育题中应有之义。

以数据推动应用,以应用支撑数据——构建数据为核心的业务应用体系

近年来,成都市以转型升级为目标,按照国家保密局的总体规划,提出了构建数据为核心的业务应用体系思路,'以数据推动应用,以应用支撑数据',使各业务系统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不断推动业务工作向信息化和精细化转型升级。数据'不精准、难共享、少应用',是制约业务应用转型升级的主要短板过去五年,信息化技术在本领域得到了长足的应用和发展,越来越多的业务实现了信息化的转型升级。全国各地区建设部署了一批信息化业务系统,大大提升了业务和管理的信息化水平。

基于大数据技术的结构化数据库保密检查系统设计

随着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新技术的兴起,为加强对机关、单位的敏感数据或涉密信息进行有效管控,本文依托智能语义识别规则模型和高效数据采集平台、分布式大数据处理平台,构建了基于大数据技术的结构化数据库保密检查系统,以期满足新形势下保密工作对海量数据的检查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