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书文本的文献来源考论——以唐代类书为中心

类书编纂不是简单地将前代文献中的相关知识摘录出来分门别类汇辑在一起,不是完全的述而不作,编纂者还对部分文献进行了一定的加工,对知识来源也进行了有目的的选择。类书编纂者从什么类别的文献采录相关知识,从目标文献中采取什么样的知识,都有自己一定的考虑;类书编纂者从目标文献中采录知识之后,如何进行“加工”,也都有自己的考虑。类书编纂是编纂者根据自己对知识世界的理解,甚至根据现实政治的需要,对古代的知识世界进行重构的一个过程。以唐代类书为中心,通过对类书文本来源的考察,可以清晰地还原类书编纂者重新厘定知识世界秩序的种种操作。

遁归心灵宁静的港湾——中国古代知识者的隐逸心态

中国古代文人的心态,是人类古代文化史上一道比较独特的"风景"。这一独特的心理生态,与中国古代文化的特异性密切相关。文学史上林林总总的现象或文学作品,都是文人心态的显性呈现。在风云变幻的历史舞台上,古代文人展现给后人的,又是怎样的一道心灵的"生态景观",这一组关于中国古代文人心态的短文,就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解析。《从小说作品考察中晚唐士子的文化心态》,从多层面对中晚唐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文人心态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分梳;《文体概念演进的心理依据及意义》,从创作主体的意识心理角度探讨诗歌文体概念的发生与诗歌文体诞生后创作主体的心理状态;《遁归心灵宁静的港湾》,在肯定隐逸文化正面作用的同时,着重探究了它存在的负面影响;《初元与晚明戏曲家个性解放思想之异同比较》,关注的是两个特定历史时期戏曲家个性解放思想的异同;《谈谈中国古代文人的侠义情结》,深入探讨了文人对侠的爱与惧兼备的复杂心理;《男权阴影下女性作者隐逸心态片论》,从女性的视角对隐逸心态进行了别一种探索。对中国古代文人心态的探讨,不仅能使我们更多地了解中国古代文人的内心世界及内心活动凝定的文化产品,而且有助于我们检讨自己当下的文化心态,以一种更健康的文化心态创造未来的新生活。

从《乐善堂全集》与《御制诗集》看乾隆对唐诗的接受

清乾隆皇帝爱新觉罗·弘历是清朝第六代皇帝，掌管清朝六十余年，开创了所谓的“盛世”。虽然是皇帝，但有那么点儿“不务正业”，喜欢诗歌创作，

逻辑的迷失与文献的错用——评张中宇《白居易〈长恨歌〉研究》

张中宇先生2005年出版了《白居易〈长恨歌〉研究》一书,至今已至少有三篇书评对该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但细细审视却发现,该书放逐了至关重要、时刻不可缺少的逻辑,使本应环环相扣的推理变成了随意性很强的游戏。而且,著者在利用文献时也同样缺乏应有的严肃与严谨,错误随处可见。建立在这样的逻辑和文献基础上的结论,很难说是可靠的结论。

没有必要为孟浩然回护——孟浩然“韵高而才短”评议

宋代苏轼谓孟浩然"韵高而才短",引起了后人很多或赞同或反对的议论,但这些评议大多没有对苏轼的论断与孟浩然的诗歌创作进行细致具体的分析,缺少应有的说服力。实际上,孟浩然的诗歌在题材、体裁、对偶与用典上均存在一些不容否定的不足,而这些不足与孟浩然诗歌的特点密切联系在一起。

再谈张中宇先生的逻辑及其它

去年初,我撰文指出了张中宇先生《白居易〈长恨歌〉研究》的逻辑与文献方面的一些失误,张先生很快做出了回应,但他的回应仍然缺乏应有的逻辑。而且,在辩解过程中不但罔顾左右而言他,还不忘诬陷本人"攘人之美"。这样的回应已经丧失了学者应有的品格与雅量。

从清醒到梦想:西厢故事流变论

《莺莺传》为元稹招来了千古骂名,学者多以为其自寓的张生被当作一个始乱终弃的薄情文人而屡遭批判,而崔莺莺则被当作反叛封建礼教的勇敢女性而备受称扬,但实际上崔张都经历了追求、反思与逃避自由爱情的心理发展历程。《董西厢》、《王西厢》为董解元、王实甫赢得了千古美誉,被当作反叛封建礼教追求自由爱情的颂歌而备受青睐,但实际上崔张只不过谋求在封建礼教的框架下为感情留下可怜的发展空间,并未自觉主动地否定封建礼教而确认自由爱情的独立价值。从《莺莺传》到《董西厢》、《王西厢》的发展,体现了古代文人从清醒到梦想的心理流变历程。

“望”与“既望”究竟指什么时间?——从元稹《莺莺传》谈权威辞书的一个释词错误

长时期以来,权威辞书均以为:“望”指农历十五日,“既望”指农历十六日。但古代文献资料表明,“望”与“既望”实际可指同一天,均可以指农历十四、十五、十六日甚至十七日。

别集整理的失范之作——评《新编元稹集》

2015年三秦出版社出版了《新编元稹集》,有学者对之评价甚高,但翻检该书之后,却发现校勘并不"精细",笺注并不"科学",引用可谓"广博"但过于芜杂,正误丝毫也不"谨严",编年"详"则有之而"实"则未必,而且,违背基本学术规范之处触目皆是。

想象的真实——孟浩然隐居鹿门山辨伪

史书记载,孟浩然曾隐居鹿门山,这一说法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同。但事实上孟浩然一直居住在襄阳城南汉水西岸的涧南园,虽曾到鹿门山览胜,却并未隐居鹿门山。对于主要写作山水田园诗歌的布衣诗人孟浩然,同时及其后的文人总是努力把他纯粹隐逸化处理,让孟浩然隐于隐逸文化氛围浓厚的鹿门山,便是这种努力的一个"成果"。

一篇存在严重文献与逻辑失误的考订文章——吴伟斌先生《关于元稹知制诰以及翰林承旨学士任内的几个问题》商榷

吴伟斌先生《关于元稹知制诰以及翰林承旨学士任内的几个问题》一文,讨论了元稹在元和、长庆之际仕途升迁的几个问题,如元稹自虢州回长安的时间、元稹解翰林学士任的时间等,但令人遗憾的是,他的考订存在较多、较严重的失误。清理这些失误,对元稹研究将具有重要的意义。

遁归审美——孟浩然之隐逸及其文化意义

孟浩然是唐代一位布衣终身的隐逸诗人,但终生都渴望着仕宦,心灵始终痛苦于功业无成。世人眼中纯粹的隐逸诗人孟浩然,实际上经过了后人所期望的隐逸化处理,因而孟浩然形象的历史变迁,凸显了古代文人缺乏探索的勇气而满足于心灵自适的逃遁性格。

有关元稹几个问题的新考订

中唐文坛元白并称,但对元稹的研究历来萧条得多,以致使一些基本问题长时期未得到解决,如所谓元稹初仕于河东或河中,其实是子虚乌有;所谓段氏志的不同“版本”意味着元稹品行低劣,其实不过是用“邻人偷斧”的眼光看问题的结果;所谓元稹拜相前后曾移居安仁里,其实是误信了《唐诗纪事》、《云溪友议》误合元稹与元载为一人的记载;所谓元稹《除夜酬乐天》作于长庆三年,其实应作于大和二年;所谓《酬乐天待漏入阁见赠》作于长庆元年十月后,其实应作于十月前。澄清事实真相,将有助于促进元稹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元稹集》辨伪与辑佚

现行《元稹集》的主体是北宋宣和年间辑录刊刻的,南宋、明代及近现代续有辨伪补辑,但其中仍有一些伪作未经甄辨,也尚有一些作品未被辑录。经考辨,发现疑伪之作9篇,未辑佚文9篇(包括残篇)。

元稹明经及第确切年代考

许多文献记载,元稹年十五明经及第,但究竟是实岁还是虚岁,不同学者观点不一。大陆学者认为是虚岁,及第在贞元九年,而台湾学者张达人则认为是实岁,及第在贞元十年。证诸文献,十五应是虚岁,是元稹报名参加考试的时间,而实际及第则应在贞元十年。

钱谦益与周作人变节后“沉潜式”书写探微

通过对钱谦益和周作人变节后作品文本内容、形式特点、写作风格的共通性因素的整合与梳理,分析二人的创作心态,以及在这种创作心态下二人所采取的"沉潜式"书写姿态。

吴伟斌先生《莺莺传》研究中的失误──兼谈学术批评规范

《莺莺传》研究一直是元稹研究的热点，张生 即元稹自寓是大多数学者都认可的观点， 而吴伟斌先生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极力反对自寓说。事实上，《莺莺传》是一篇自传性小说 ，吴氏用小说性否定自传性显然是不可取的。而且，吴氏对元稹恋爱的考订存在明显失误， 其学术批评方法也很不规范。

从“美丽的错误”到“错误的美丽”——千年西厢故事嬗变的再反思

抛弃先入为主之成见,寻绎文本内在之逻辑,不难发现,元稹《莺莺传》中的张生与崔莺莺开始都严守礼教,后为情所牵而追求违背礼教的非法恋情,再后由于不能赋予非法恋情以正当性而逃避非法恋情皈依礼教,因此,《莺莺传》不过是崔张(也是元稹)的悔过书,与元稹品格之高下、崔莺莺反抗礼教追求自由爱情无关;王实甫《西厢记》杂剧中的崔莺莺与张生同样没有为追求自由爱情而反抗或否定礼教,即使其行为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礼教的规定,也只是行动上的无意违犯而不是有目的的违背,他们所追求的只是在礼教框架之内给爱情留下可怜空间的合法婚姻,王实甫不过是企图调和不合理的婚姻制度所造成的爱情与婚姻的矛盾紧张,因此,《西厢记》所描绘的只是弥补现实缺陷的一场人生美梦。明清剧作家或将崔张婚前非法接触合法化,或否认崔张婚前曾非法接触,或谴责崔张婚前非法接触。做法有异,目的则同,即用封建婚姻伦理改造以往的西厢故事,教化世道人心。西厢题材戏曲的嬗变,反映出古代文人不敢正视现实缺陷、不能理性反思人生出路的思维惰性与品格软弱性。

从盛唐到中晚唐:声诗的流播与文化中心下移

声诗,以其歌乐舞一体化的表现形态,成为唐代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发展历经了两期重要传播。一是开天年间,声诗从市井文化圈层跨越士人文化圈层直接进入宫廷文化圈层,确立了主流文化地位;二是中晚唐间,家国政治的变革使原有的文化圈层格局崩塌,士人文化圈层成为声诗新的主导圈层。声诗传播中心从宫廷文化圈层到士人文化圈层的变化,在社会文化发展中形成了文化中心下移。文化中心下移拉远了文化中心与权力中心的距离,在客观上逐渐剥离了声诗与政治的关系,拓展并深化了声诗的主题范围和表现内容,加速了文化与文学的融合,为宋代俗文化的繁盛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