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各省厘金创办年月及人名表》的订正与评议

罗玉东《中国厘金史》一书中《各省厘金创办年月及人名表》向来被学术界认为是权威资料而广泛引用。文章根据有关档案文献史料,对该表中所列23条记录修订了21条,并有所增补,从而比较完整、准确地展现了晚清厘金在各省推广的经过。

秘密会党与民族主义——评杜赞奇对清末革命党会党观的论述

杜赞奇虽然看到了近代民族主义思潮对于清末革命党人会党观的影响,但是他忽视了中国传统的民族观念的延续,把历史文化传统所形成的一些思维定势,看成了一种在民族主义话语系统中经过精心策划的架构。在责疑清末革命党人把民族主义话语强加于会党的时候,杜赞奇也存在用近代民族主义话语误读革命党人的地方。人类在认识自身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总是会经历重大的话语转变。在话语转换的过程中,不要盲目否定原来话语中所包含的历史信息,这是近代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教训。用后现代史学观点考察近代史学发展时,也要注意此点。

试论息借商款和昭信股票

作者认为息借商款和昭信股票是中国近代史上两笔强制发行的爱国公债。它突破了捐输、报效等封建落后的筹款方式,动摇了传统的等级秩序,出现了把公债作为资本原始积累手段的端倪,在近代财政史上有其一定的进步意义。

19世纪60-90年代清朝财政结构的变动

太平天国以后,清朝财政收支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财政规模上由19世纪40年代的4500万两增加至8900万两,中法战争以后,财政收支渐趋平衡。在收入结构上,田赋、盐课和关税厘金成为三大支柱,而其中鸦片税收占到整个财政收入约10％。在财政运行方式上,由于解协饷制度日益失灵,出现了中央专项经费、中央与地方分成支配关税收入以及在子口税与厘金方面地方与中央争夺财政收入的情况,反映了地方财政权的形成。财政收支结构和运行方式的重大变化,又促使清政府对原有的财政会计科目进行了改革,但并未在会计制度上承认地方财政客观存在的事实。

塞防海防与清朝财政

19世纪70年代以后,清政府面临着严重的边疆危机。清政府首先把财政支出重点用于支持西征军费和塞防,至1875～1884年十年间,西征和塞防军事支出达8000万两,占十年间整个国家财政支出的十分之一。1875～1894年20年间,海防经费总共筹款约4200万两,其中一半以上用于北洋海军建设,约1000万两为宫廷所挪用,主要用于修建颐和园。而中法战争的军费支出总数约在3000万两以上。在西征军费和中法战争军费中,债务收入占到三分之一,反映了这一时期清朝战时财政对于内外债的依赖程度。

漕运水手行帮兴起的历史考察

在专制王朝时代,相当一段时间内,漕运的劳动组织是通过专制政府佥派民役乃至直接使用军队进行的,参与漕运的劳动者直接或间接地承担了漕粮运输的全部费用,是他们千方百计试图逃避的民役和兵役。在这种劳役制度下,并不存在以雇佣劳动者为主体的漕运水手行帮兴起的历史条件。到了清代,由于传统徭役性质的民运、军运难以为继,参与漕运的船工水手成员相当部分成了雇佣劳动者,与掌握漕运主要生产资料——船只的军丁官吏产生特殊的雇佣关系,繁重的劳动强度与微薄工价的尖锐矛盾、船工水手之间就业的互相竞争,到康熙年间,在漕运水手中终于出现了盘根错节的行帮组织。而罗教在漕运头舵水手中的广泛传播及其与漕运包工雇佣制度的结合,则构成了苦力型漕运水手行帮组织的基本特色。

在历史的长河中接近历史真相

记录、传承历史信息,研究各种历史信息捕捉历史真相,利用对于历史信息的阐释服务于人类的现实需要等,都是人类历史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人类对于自身历史的认识能力,既受到主客观历史条件的局限,也会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不断提高,从而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步接近历史真相,并且丰富和深化对于人类历史发展动力和深层结构的认识。认识最为复杂的客观世界即历史领域,是对人类自我认识能力的最大挑战,也是历史科学最富魅力之所在。已经消逝的历史不可能"时光倒流",而是融入人类后浪推前浪的历史进程中,人类只能在自身的历史潮流中把握历史,这是历史学不同于其他学科的特点,却是"历史真相"的一部分。

从官制改革到丁未政潮

从1906年秋天开始，清朝政府在革命危机和朝内外舆论的压力下，终于羞羞答答地拉开了预备立宪的序幕。从此，清朝官场发生了一幕幕戏剧性的变化。朝廷朝命夕改，军机大臣频繁更动，封疆大吏南来北往；言官交相弹劾，谋士遍布陷阱。朝廷上下一片混乱，呈现出清王朝末世政局不稳，险象丛生的危局。

晚清加税裁厘交涉案初探

清朝政府与列强进行的有关加税裁厘一案的谈判,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到清朝灭亡,持续近半个世纪,成为中外商务关系中的一大难题。剖析加税裁厘一案产生的历史背景、交涉过程及其未能付诸实现的原因,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中国近代社会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特点。 一 加税裁厘一案的交涉,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清朝中央政府和地方督抚以及列强之间在海关税、子口税和厘金问题上长期矛盾冲突的产物。

从陈宝琛论清流党

“不须远溯乾嘉盛,说著同光已恍然。”这是陈宝琛在清王朝正趋灭亡的辛亥年(1911年)春天写下的诗句。星转斗移,沧桑变迁,朝代兴亡,仕途沉浮,给他留下的是一声长长的叹息。在他已觉恍然的同光时代,他究竟做了些什么?给历史留下了什么印迹?却是我们今天所要思考和探究的。

一部反映旧银行管理经验的好书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所编纂的近代金融史的资料向来受到学术界的瞩目。自六十年代出版了《上海钱庄史料》之后,近几年间又连续出版了《中国第一家银行》、《金城银行史料》,最近又推出了洋洋七十万字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以下简称《史料》)。

也谈“嘉定之变”与上海小刀会起义——与戴海斌先生商榷

就戴海滨《"嘉定之变"与上海小刀会起义诸问题考论》提出商榷,文章认为该文有关周立春是否经刘丽川动员加入天地会、周立春与罗汉党的关系、周立春与地方政府的关系的论析,所依据的史料和推论基本不能支持作者的观点。同时,就戴文质疑是否存在"统一的上海小刀会"问题提出新观点:上海小刀会起义,是以天地会各支派为主干力量,以小刀会为共同名号,在互相支持配合协议基础上,由刘丽川、周立春分别领导城市游民和乡村农民在上海地区发动的武装起义。

辛亥革命时期的“江苏统一＂——兼论辛亥革命时期的苏沪行政关系

革命党人只推翻清政府而不争权利的政治信念，清帝退位前后“江苏统一”、“南北统一”的舆论环境，“江苏都督”的行省首长意识，江苏省内部的地缘政治关系以及袁世凯坚持原有行省制度的强硬政策，都促成了江苏境内的“革命”迅速地被结束了。沪军都督府虽在辛亥革命中具有重要地位，但地处江苏“下邑”的行政地位，使它在清帝退位之时，陷入了“事实当去”的窘境。主张分省的江北都督虽得到江北议会的支持，但是在袁世凯的严令和程德全的安抚下，亦不得不宣告取消。将兵权分别移交陆军部和江苏都督后，南京留守府亦告取消。原作为苏松太道驻地的上海在道台撤销之后，行政地位反而下降了，自治机构上海市政厅要求按西方自由都市办法直隶省政府，市、县分治、市辖县的新行政体制由此开始萌发。

中法战争史研究的必备之书

在中法战争110周年之际,黄振南先生编著的《中法战争史热点问题聚焦》出版了!洋洋30万字,搜罗了中外有关中法战争史论著共千余种目录,并且将史学界在中法战争史研究的分歧分门别类,详细介绍,使读者能全面了解中法战争的过去和现状,从而把握其发展趋势,堪称中法战争史研究的必备之书。这是中法战争史研究的又一可喜收获。 中法战争是清末发生的一次重要的反侵略战争。与清末其他的对外战争相比较,这是清政府唯一一次没有惨败而胜负未明的反侵略战争。而其结局,无论是交战的双方还是后来的有关当事国家的史学家们都站在不同的立场上论得论失,聚讼不休。中法战争早在一个世纪以前已经结束,但这场结局令双方都不满意的战争至今还在历史学家们中间争论,这就是中法战争史研究的魅力所在。《聚焦》全面地展现了这场旷日持久的史学界的争论,将其论争的各个侧面如战争全局、战争决策、中国方面的有关人事评价等等,按照其论点的对立程度与性质客观介绍。读者不仅可以从中了解在这一领域学术争论的深度和广度,而且可以明瞭中法战争史研究的历史及其演变。从这个意义上说,《聚焦》不失为一部颇有特色的专题史学史著作。

早期青帮的起源和性质

青帮是由信仰罗教的水手行帮发展起来的,还是由一般水手行帮直接演变而来的?它是不是反清的秘密结社?回答这些问题,必须对早期青帮的源流、罗教与水手行帮的关系、早期青帮的斗争进行深入的研究。

太平天国时期的会党与南方乡村政治

重点探讨的是会党介入乡村地方权力结构以后对于农业社会政治结构的影响和冲击。会党在家族、村落形态相当牢固的闽浙粤三省乡村兴起,利用家族内部之间、相互之间、官权与绅权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借助神权的崇拜等乡村权力的各种缝隙与机会,千方百计地争取自己的生存与发展,并试图掌握乡村政治的控制权。太平天国时期的广东红兵起义、福建红钱会起义和浙江金钱会起义留下的一些史料,为观察和分析这些隐蔽在乡间的复杂政治关系,提供了难得的线索。

注意教材分工 强化知识运用——编写中学历史教材（上海版）的几点体会

有幸参加上海市第二轮教材<中国历史>下册(中国近现代史部分)的编写工作,对于教材编写的甘苦有了一些切身的体会. 教材编写受到的制约因素很多.大而言之,有三个方面.首先是中学历史课时的限制.上海现在规定的初一历史课时每学期共30学时,<中国历史>要在两个学期内全部学完,比全国历史教材所用的课时少了三分之一;每课时由45分钟缩为40分钟,一学期下来等于又少了两课时.

吕坤选官用人之理

吕坤是明代嘉靖和万历年间的官员，当过襄坦知县、山西提督、山西巡抚、右佥都御史、刑部侍郎。近读他的《呻吟语》，觉得很有意思。《明史·吕坤传》说他“刚介峭直，留意正学”，是对他的操守的中肯评价。读他的《呻吟语》，亦可见其人品。

警惕房价调控的政府道德风险

房价高企，民怨鼎沸。政府下重手控制房价上涨，似乎顺天意、顺舆情，居于道德上的不败之地。书生坐而论道．就谈谈政治道德的冲突问题。 政策出台．大抵都有其道德理由。房价超出了相当一部分国民的承受能力．为国民计，自然要控制房价。但是，如何调控房价，除了经济规律，仍有道德问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