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体系解释的基本原则及其适用规则研究

《民法典》是民事法律规范之体系化,《民法典》的体系化不仅表现在透过形式理性的逻辑链接与价值理性的贯穿与整合,而且也在动态之中保持对不同时期之法源追溯的无矛盾性和时效上不溯及既往的优先性。《民法典》的高度体系化,决定着其法律解释得优先选择体系解释方法,也型构着对其进行体系解释的基本原则及其适用规则:在形式理性向度,体系解释须首先确立外部规范体系的统一性原则,以及概念体系与规范体系在适用过程中的逻辑自足性与体系一致性规则;在实质理性向度,通过立法者评价的优先规则、法律价值的预先排序规则以及法律价值的衡平规则进行价值衡量,进而实现《民法典》内在价值体系的融贯性和法律适用中的正当性、合理性和可接受性;在法源向度,须始终以《民法典》为中心,在处理《民法典》与其他法源之间的矛盾时,遵守以《民法典》为基准的指引适用规则和体系选择规则;在时效向度须遵循法不溯及既往原则,严格适用有利溯及规则及新增规定溯及规则,重视例外规则之间的体系关联性。

墨子的法律价值观及其创造性转化

墨子的法律价值观主要体现为:尚法法天的法律至上观、为仁兼爱的良法善治观、义正尚同的法律正义观、兴利利民的法律权益观和谈辩中效的法律商谈观。墨子的法律价值观以中国法律文化的“小传统”彰显了中国现代法律文化的“大传统”,映射着现代法律价值观的法律至上、仁爱兼爱、公平正义、义利相容和辨明析理等内涵。弘扬“尚法法天”,促进法治意识的养成;光大“仁法”“治法”,助推良法善治;传承“义正尚同”,树立公平平等的法律正义观;倡导“兴天下利”的权益观,确保法治为民和保障民权;借鉴“谈辩明理”的法律商谈,完善中国特色的民主法治,实现墨家法律价值观的“创造性诠释”和“创造性转化”,为良法善治和法治建设,提供最为原创的“法治本土资源”。

论清代刑名幕友与法律文化

清代的刑名幕友是中国古代幕僚制度的延续和发展。法律文化则是由人构建，是法律的实践活动。刑名幕友是出现在清代政治历史舞台上的重要角色，史料对其记叙不多，但是其对清代的立法、司法的影响作用不可估量，清一向有“无幕不成衙”的说法。幕友该以何种概念来释义，什么是刑名幕友，刑名幕友的法律文化观及其成因以及刑名幕友在其所处时代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无论是好是坏，在当时都不可等闲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