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禾”符瑞对中古时期政治的影响研究——以刘宋元嘉二年颍川“嘉禾”为例

刘宋元嘉二年,宋文帝登基之初,颍川太守垣苗奏报"嘉禾"符瑞,寓意天下一统。此后,宋文帝以此为借口大举整军备武,一举攻灭谢晦,夺取国家大权。根据事件发展的进程与事件中人物情况分析,竟发现"嘉禾"符瑞的发生似乎是垣苗在宋文帝的授意之下谎奏的,符瑞被当作影响国家政治的工具。此事件凸显了中古时期符瑞与国家政治的密切关系。

汉唐“天狗”考释

唐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与天宝三年(公元744年)两次出现"天狗"谣言,引起大规模恐慌。该谣言所指的"天狗"在汉唐时期被认为是大凶与灾难的象征,具有神秘性与耸动性。从形成的过程看,"天狗"谣言在南朝梁陈时期即已大规模流行。从社会学与伦理学角度分析,唐前期的两次"天狗"谣言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于盛世下潜在政治危机的担忧,也体现了当时以阴阳五行为主的主流学术思想、以佛道为首的宗教神秘主义、包括谣言在内的封建迷信等社会思想对于大众的深刻影响。谣言是特殊的社会现象,曲折地反映了社会的现实,考察谣言为研究社会环境和大众思想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天象与世变:汉唐时期的“蚩尤旗”星占

汉唐时期,"蚩尤旗"被定义为类彗,而后曲象旗的天象,是兵灾、国丧等灾异的征兆。在汉唐典籍的有关记载中,有为了硬套事应而出现史实错误,如有一次天象不同文献所载事应不同等现象的出现。而"蚩尤旗"的占辞可能也经历了术家根据天象之后的时事,结合现实政治而加以修改的过程。从社会学的角度考察,当时民众之所以迷信这些天象星占,是与汉唐时期的现实政治情况,阴阳五行为主的主流儒家思想、佛道等宗教神秘主义,以及别有用心者的利用密不可分的。

天象与世变:汉唐间的“枉矢”星占

汉唐时期,"枉矢"被认作是昭示动乱、灭亡的流星天象。截至北宋前期,史籍记载了17次秦末至唐代的"枉矢"天象,而这些记载中出现了发生时间的错乱、描述细节的出入、占辞事应的牵强附会等问题。对"枉矢"的解释,也从《史记》、《汉书》所见的两种,增加到了唐代《开元占经》等书中所见的数十种。其中部分可能是后人参考之前天象后的时事而修改、增加的。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当时人们之所以如此迷信"枉矢",是与汉唐之际阴阳五行为主的主流儒家思想、佛道等宗教神秘主义,以及统治者或有心人的有意推波助澜密不可分的。

“嘉禾”符瑞对元魏政治的影响——以北魏承明元年齐州“嘉禾”事件为例

中古时期的"嘉禾"符瑞是中原农耕文明对农作物异常现象的神秘主义理解。北魏承明元年,齐州刺史武昌王平原为博取家族政治利益进献"嘉禾",利用"嘉禾"符瑞的特殊含义帮助冯太后与孝文帝渡过了弑杀献文帝的政治危机。平原之所以得以操弄符瑞谋取私利,是与北魏前期帝王对灾异符瑞的极端迷信以及元魏中后期帝王对儒学与谶纬符瑞灾异等的重视是分不开的。整个元魏统治时期,操弄"嘉禾"等灾异符瑞影响国家政治的事件多有发生,且大部分操弄者均具有深厚的儒学及谶纬符瑞灾异之学背景。而元魏国家频繁出现"嘉禾"符瑞,也反映了元魏国家逐渐由游牧文化向中原农耕文化转变的历史进程。

走马楼吴简“叛走”考释

从已公布的走马楼吴简来看,临湘吏民的"叛走"集中在嘉禾二年十月至嘉禾四年上半年。其原因是吕岱屯兵沤口与潘濬讨伐武陵蛮夷这两次军事行动所导致的临时性徭役过于繁重。临湘百姓"叛走"的方向是临湘周围的泠道等县。这些地区有较为偏僻的山区,为山越等蛮夷聚居之所,"叛走"吏民遂与蛮夷杂居。孙吴国家采取暴力讨伐与怀柔招诱的方式,迫使大部分山越等蛮夷与"叛走"吏民出山,成为编户,另有部分则被赶往更偏僻的地域。这个过程就是国家不断开发内地,强化对地方社会控制的过程。

两晋南朝广陵高氏之兴衰

西晋后期,广陵高氏因高悝之入仕而崛起。高悝得元帝之赏识,历仕高官,家风亦开始向文化家族转变,及晚年因故遭到贬斥,家道中挫。高悝子高崧以文化素养得何充征辟入仕,成为何充之心腹,历任要职。何充死后,高崧转入简文帝阵营,历仕清显,并协助简文帝多方联络皇室与各大门阀士族,共抗桓温,家族亦开始融入门阀士族行列。及至高崧子高耆时期,广陵高氏已成较为高等的门阀士族。再至隋唐之间,高氏家族似已有所衰落,在中央政权中默默无闻。广陵高氏之兴衰,反映了两晋时期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内在联系,也是魏晋以来门阀制度从建立到衰落过程的缩影。

西安南郊隋李裕墓志考释

西安南郊出土的隋代李裕墓志记录了李氏自李弼至李裕三代的仕宦及家族情况。李裕祖父为李弼,父乃李曜。李弼是北周初年的政权核心之一,李裕生于当时最尊贵的八柱国之家。李氏家族与杨氏家族之间的关系甚为密切。由此推测,在杨坚革周命,建立杨隋之时,李裕及其家族可能是杨坚的支持者,甚至可能是杨坚集团的核心成员。入隋后,李氏家族的政治地位并未受到影响,但李裕此后便远离了政治核心,史籍亦不载其子孙有显达者,甚至连其本人都史阙其载。由此推测,李氏家族可能已经不复当日的荣盛。李裕墓志及其家族的兴衰经历说明,即便是出自北周、隋、唐三代处于政治核心地位的武川军事势力与关陇集团的勋贵家族,想要维持家族之政治特权和高贵门第,也必须牢牢地依附于中央核心政权。这一点与魏晋以来所形成的门阀士族迥然不同。

徙居洛阳求发展,家族盛衰岂由人——洛阳龙门新村出土隋卫侗墓志考释

卫侗墓志记述了河东卫氏中卫侗所属族支自卫进至卫文珩四代的仕宦与家族情况,反映了河东次等门第家族族支在南迁洛阳之后,随着北齐、北周、隋的朝代嬗替,在政治、社会地位等方面变迁,以及族支代表人物在北魏、北齐、北周、隋数朝的仕宦经历。卫侗所属族支是河东卫氏的分支,无法与中央核心阶层发生密切联系。因此,在进入北周、隋之后,家族地位急剧下降,家族成员的仕宦日益艰难。卫侗所属族支的变化反映了北朝末期至隋唐,旧有门阀家族势力的衰落,以及依附中央政权的新家族崛起的社会特点。

两晋后妃地理分布研究

分析《晋书·后妃传》所涉两晋32位后妃,可见司马氏皇帝的婚姻对象在家族发展的不同阶段各有不同。在地方门户阶段,婚姻对象主要是河内知名之世家;融入曹魏核心阶段,主要是曹魏政权的支柱性家族和重臣之女;巩固核心阶段,主要是司马氏政权的核心家族和重臣之女;维持核心阶段,皇帝的婚姻对象为中原地区稍次一等门阀的女子。这些后妃的籍贯或郡望主要分布在以洛阳为中心的司、豫、徐、兖四州,兼及外围之并、雍、青、扬各州。这一分布特点与当时的政治、文化、士族地位升降以及司马氏政权的权力分配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

汉至五代宋初“崆峒”地望变迁析论——以汉武帝元鼎五年登崆峒事件为例

汉至五代宋初,崆峒被演绎出了不少于7处的地望,遍及中原、陇右、巴蜀、江南等广大地域,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西汉元鼎五年,汉武帝君臣秘密视察陇西前线,针对西羌叛乱的战备情况与平叛方略,利用登崆峒的特殊含义实现了临时改道陇右与迷惑西羌的目的。而汉武帝君臣之所以能以登崆峒为借口,是与该时期关东移民造作新的陇西崆峒地名,以及汉武帝本人对黄帝传说与仙道神人的推崇分不开的。与此同时,崆峒地望的进一步发展则是与隋唐时期出现的'崆峒即鸡(笄)头'的错误观念密切相关。当然,崆峒地望的扩散,也离不开国家统治者与地方官绅的默许或鼓励,甚至授意,进而积极促成的态度。而汉至五代宋初崆峒地望的变迁,也反映了中原国家逐渐将周边地域与族群纳入中华文化圈的历史进程。

《三国志》札记二则

一、汉末皇家宗庙曾几迁 东汉末年，由于董卓之乱与各地的割据混战，以献帝为首的东汉中央政权曾被迫多次迁徙，而天子宗庙也随之多次被毁坏，并辗转多地。梁满仓先生在其《魏晋南北朝皇家宗庙制度述论》一文中曾简略地提及了东汉时期汉室宗庙的一些特点。今试在此基础上将汉末皇家宗庙制度变化之情况略做梳理。

高校党史国史教育改进路径析论——以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为分析背景

根据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的抽样调查数据发现,当前高校的党史国史教育存在对其重要性认识尚不充分、教育缺乏系统性与针对性、教师角色定位有误、以及教学方式单调等误区。通过提高党史国史教育重要性的认识,提高教育的实效性,开展形式多样的教育,以及充分利用多媒体的教育教学功能等方法,才能使党史国史教育更好地适应当代大学生的学习诉求与社会的期望。

长三角发达地区城市基督教状况调研——基于Z省三市的考察

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城市基督教面临国外渗透加剧和内部加速重构的双重境遇。基于长三角发达地区部分城市的调查发现,城市基督教教牧管理已经出现了一些不适应,特别是海归精英基督徒群体的生长对加速传统牧养方式变革提出了新要求,高校依然是城市基督教工作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整合优化城市基督教堂点布局已成突出课题。提高新时代城市基督教工作水平,需要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坚守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的准则,坚定对自身文化价值体系的认同和自信,让基督教符合中国传统道德理念和行为标准并吸取中华文化的其他有利因素;同时,还要深刻把握“宗教工作本质上是群众工作”的理论,坚决贯彻群众路线,持续改善民生、落实民权、促进民利。

六朝桂阳郡的白银采掘与使用——以郴州晋简为中心

据郴州晋简所见,六朝桂阳郡存在大量白银采铸与使用的情况。该郡的白银采掘可能是以深度地下井巷采掘为主,迥然不同于邻郡始兴郡银矿的以露采或浅地层的群井采掘为主。由于桂阳郡采银方式更耗费人力物力,也更危险,因此该郡产银情况很少见诸史籍。桂阳郡辖下存在着大量的采银夫与冶民,他们被纳入到国家设置的银屯中从事专门的白银采铸工作,不同于一般的普通民户。同时,六朝国家还建立了由卫尉或少府(中央)统辖、通过银冶令或丞(郡级)下设银屯署(县乡)对辖区内银屯所管银坊罡中的采银夫与冶民进行管控的白银矿冶事务垂直管理体系,以保证国家对白银采铸的绝对控制。又由于汉末战乱导致新莽以来所采用的称量单位值的模糊不清,西晋统治时间较短、控制力有限,加之桂阳郡作为产银大郡有大量白银存在于流通领域的经济影响,以及六朝国家与桂阳官吏为了扩大对民众的盘剥而表现出来的暧昧态度,使得桂阳郡的基层社会中长期存在着西汉称量单位与新莽以来称量单位同时并行的现象。

唐代洞天福地的地理分布

唐代是洞天福地思想最终成熟的时代，尤以司马承祯《天地宫府图》①（下文简称《宫》）与杜光庭《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②（下文简称《名》）两书论述最为详尽。然今人所见两书所载十大洞天、三十六洞天与七十二福地不尽相同，试在此略加考辨，以探明唐代洞天福地的地理分布。

水仙、良药与吉兆:中古时期“蜘蛛”的文化意象——从道教仙话《南溟夫人传》谈起

中古时期'蜘蛛'的特殊文化意象是当时社会认知体系与生活传统对自然生物与现象规律性认识不足而产生的神秘主义理解。在中古人们的认知体系中,'蜘蛛'的文化意象与道教水仙、女性、毒药、良药、吉兆、乞巧节乞巧的重要道具等密切地联系在一起。道教仙话《南溟夫人传》的创作者为该仙话的文学创作需要描写了女性水仙的蜘蛛形信物,利用'蜘蛛'的特殊文化意象帮助仙话中元柳二人帮助该水仙寻亲等情节的顺利展开。仙话作者之所以得以利用'蜘蛛'的特殊文化意象推进仙话情节发展,是与中古时期人们对于'蜘蛛'特殊文化意象的广泛认识以及道教等宗教神秘思想的促进作用是分不开的。整个中古时期,利用'蜘蛛'等自然生物与现象的特殊文化意象进行文学创作的情况多有发生,且大部分创作者均对中古时期的社会认知体系与生活传统有着颇为深入的了解。而中古时期'蜘蛛'特殊文化意象的广泛认同与传播,也反映了中古时期的社会认知体系与生活传统逐渐被纳入道教等中古宗教信仰与认知体系构建的历史进程。

林邑、女仙、良药与警兆:中古时期的“琥珀”形象——以道教仙话《南溟夫人传》为中心

在著名的道教仙话《南溟夫人传》中有一段涉及琥珀的细节描述,南溟夫人派一位水仙使者送元、柳二人返家时,"使者谓二客曰:‘我不当为使送子,盖有深意,欲奉托也。’衣带间解合子琥珀与之……谓二子曰:‘我辈水仙也。顷与番禺少年情好之至,有一子三岁,合弃之,夫人令与南岳郎君为子矣。中间回雁峰使者有事于水府,吾寄与子所弄玉环与之,而为使者隐却,颇以为怅。望二客持此合子于回雁峰庙中投之,若得玉环,为送岳庙,吾子亦当有答,慎勿开启。’……战慄之际,空中有人以玉环授之,二子得环送于岳庙"。

孙吴荆州的“王化”与“蛮化”析论——从吴简所见“叛走”现象谈起

吴简所见的孙吴临湘、桂阳吏民的大量叛走既是两汉荆州百姓因临时征调而亡叛的继续,也是孙吴国家临时征役过于繁重的现实反映。从历史地理的视角观察,孙吴荆州吏民叛走的地域乃是游离于孙吴国家控制之外的非汉民族聚居之地。荆州吏民曾长期与归化的非汉民族杂处,因此叛走后易于融入非汉民族群体,接受当地地域文化的浸润,从而被“蛮化”。孙吴政权则利用武力等手段迫使亡叛吏民与非汉民族出山附籍,从而扩大了辖境,增加了人口,并因之析置郡县。因为受到了土著居民的激烈抵抗,孙吴国家对荆州非汉民族的“王化”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其中也进行了长期的反复拉锯,甚至受挫。

新世纪以来国内学界有关明清(1368-1840)耶稣会研究综述

进入新世纪以来,特别是随着'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推广,国内学术界关于明清耶稣会的研究涌现了大量的研究成果。耶稣会在明清时期的中西方交流中起着十分重要的枢纽作用,既将西方近代文化、思想等介绍给中国,也将中国的传统文化等带回欧洲。本文从耶稣会对明清时期中国政治、社会与经济、文化、科技、艺术、思想等六个层面影响的研究进行了回顾与概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