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空抛物危害公共安全的刑法规制

《刑法修正案(十一)》将高空抛物单独定罪,使得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在高空抛物刑法规范体系中的定位发生转变。既往的司法实践中,按照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规制高空抛物行为存在误用情形,危及作为底线正义的罪刑法定原则。在立法和司法双重因素的推动下,高空抛物行为被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应更加审慎,对公共安全的法益应作限缩解释,并藉此对可能危害公共安全的高空抛物行为类型进行限定,同时坚持具体危险的个案认定标准。

深度伪造网络犯罪的刑事规制路径

人工智能时代,个人的生物特征被逐渐识别和解构,形成数字化的虚拟存在形态。深度伪造技术对生物识别信息的深层加工,在为人们提供新奇体验的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伦理、法律和社会风险。将深度伪造纳入社会治理,构建多元规范体系逐渐成为共识。基于深度伪造网络犯罪的高发态势,刑事制裁被广泛强调。但当前刑事规范在应对深度伪造引发的技术危机时,存在实体和程序层面的双重困境,体现为身份盗窃入刑观点不一、自诉程序启动困难、跨境取证途径不通。刑事规范的完善路径应从实体、程序、刑事政策三个层面出发,发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刑法补充评价功能、完善自诉转公诉程序、探索直接向境外服务商取证、贯彻从严从快打击的司法政策,提高刑事制裁的有效性和及时性。

论诚实信用原则在刑事诉讼中的适用——以合作式诉讼为背景

合作性诉讼模式以刑事和解、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确立为标志,在中国刑事司法制度中逐渐成形。传统刑事诉讼原则以对抗式诉讼模式为理想场域,旨在维持和保障控辩双方平等对抗,但在规范与解释控辩协商、合作破裂等新型诉讼形态时面临着制度供给不足的尴尬处境。在此背景下,诚实信用原则应确定为刑事诉讼之基本原则,并构建合作自愿、契约必守义务、合意变更程序等具体规则,以规制合作式诉讼中滥用程序主导权和诉讼权利的行为。

刑事速裁程序上诉机制研究

速裁程序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我国司法改革推行多元化案件处理机制的重要举措。然而实践中部分被告人的恶意上诉行为极大地损害了速裁程序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效率价值和息讼止争的制度追求。应以上诉动机正当性为判断标准,根据认罪认罚具结书和一审判决,区分上诉理由对适用速裁程序案件中被告人的上诉权进行必要限制,以兼顾公正与效率。

民营企业涉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刑事政策研究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在民营经济发展史上如影随形,成为民营企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主要刑事风险源。伴随着我国税制改革与发票管理制度的不断推进,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刑事政策发生结构性转变,经历了一概从严向整体从宽的趋势演变。伴随大数据时代信息控税机制逐渐完善,民营企业涉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刑事政策应向非犯罪化、非程序化、非监禁化的方向进一步推进。在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之下,通过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本罪的构成要件,优化刑罚结构,实现司法判决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