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阶段农村邪教活动研究报告

貌似宗教而实非宗教的实体性组织，如“门徒会”、“全范围教会”、“呼喊派”、“新约教会”、“观音法门”、“天父儿女”等十多种邪教，在我国大多数省市，主要在广大农村，都有发现。邪教能蒙骗农民群众，既有一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又因现阶段农民有一定精神追求和宗教信仰需求。邪教利用世俗化的“传教”手法，也是其得以蔓延的原因。西方社会邪教的发展过程是我们的前车之鉴。治理邪教应帮助群众区分宗教和邪教，并满足群众正常的宗教信仰要求；应加强地方基层组织建设，并揭露邪教的丑恶真相；应严密控制境外邪教组织的渗透；最根本的是必须贯彻党的农村政策，把农村的事情办好。

恐怖犯罪三题

恐怖主义是政治学的概念 ,犯罪学应确立恐怖犯罪概念。与传统暴力犯罪相比 ,恐怖犯罪的侵害对象具有明显的不确定性 ,并带有明显的政治性和社会性。恐怖犯罪可以分为个人型的恐怖犯罪和有组织型的恐怖犯罪。在犯罪学视野下 ,政治性不应成为恐怖犯罪的本质特征 ,恐怖犯罪的目的可以是多元化的。在恐怖犯罪泛滥问题上 ,我国新闻媒体应吸取西方传媒的经验和教训 ,避免成为恐怖犯罪的政治宣传机器。

犯罪根源论

犯罪根源论周良沱犯罪根源观概说犯罪，从宏观看，是一种社会现象；从微观看，是一种特定个人的反社会行为。犯罪根源是什么？犯罪起源于何时？这是犯罪学无法回避的重大基础理论问题。我国犯罪学的罪因研究，将犯罪原因视为引起犯罪发生的多种因素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一个系...

弱势群体的社会态度事关执政基础

当前,弱势群体的社会态度已向执政能力发出预警,其主要体现在:弱势群体强烈的“不公平”感,考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社会政策;弱势群体强烈的“不公平”感,考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社会政策;弱势群体参加贫困人员组织的愿望强烈,考验我们控制引导弱势群体组织愿望的能力;弱势群体对“基层党和政府官员对人民群众的态度”的评价一般,考验基层领导的亲民形象;弱势群体对基层政府官员的低评价,考验基层领导执政为民能力;弱势群体认为“先富群体”是用合法手段致富的低比例,考验我们对致富手段的调控能力。对此,我们认为,扶助弱势群体,事关执政基础。

罪因论中“私有制经济决定论”质疑

当前,学术界在关于罪因论的讨论中,有的同志对“私有制经济是产生剥削的基础,也是产生犯罪的总根源”的论点予以特别强调,认为“离开这一观点,对犯罪成因的任何解释都是不彻底的”。在具体解释什么是“观阶段产生犯罪的根本性原因”(着重号引者所加)时,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是现实的私有制经济成分及在其基础上产生的私有观念的存在和发展。

论乡村政治变革与农村稳定

计划模式的乡村政治已不适应农村现代化的发展,它所滋生出的种种弊端是当前影响农村稳定的根本原因,我们必须改革这种政治体制。对此,国家在管理乡村的理念上应树立成本意识,实行村民自治与司法独立,正确处理村民自治中的宗族问题,并把乡镇政权基础转向民主法治建设,以使农村保持长治久安。

关于邪教的比较研究

本文为了揭示在我国邪教出现的历史、文化因素，以及和国外邪教的联系与区别，将邪教与宗教、邪教与中国传统民间宗教、中外邪教进行比较研究。认为邪教是一种“伪宗教”，是宗教的异化；中国的文化传统和民间土壤中，存在着产生邪教的“基因”，通过文化传递影响着今日的中国农村；现阶段在我国出现的邪教与国外邪教完全一脉相承．都成为打击与取缔的对象。

犯罪根源论

犯罪根源是犯罪学的重大基础理论问题。在罪固体系中，按照它们于犯罪结果发生所表现的作用程度与方式，有四个不同的层次──犯罪根源、犯罪原因、犯罪条件与犯罪相关因素。犯罪根源是犯罪因果链条中的最终端，从根本上决定着一个社会的犯罪形态和变化规律，可称为“原因的原因”，或犯罪的“终极原因”。长期以来，我们把私有制看成是产生刑事犯罪的总根源，这是犯罪根源认识上的一个重大误解，以马克思主义犯罪观为指导，深刻领会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深入考察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我们将发现，社会生产方式中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才是犯罪的总根源。

论社会弱势群体与社会稳定

目前我国社会弱势群体的规模十分庞大，具有生活贫困，社会救助极为有限，深受相对剥夺感和社会改革不断深化的双重困扰，较强的整合性易演化为集体行为等特征，是社会稳定的巨大隐患。他们可能成为潜在的社会动荡的火药桶，带来高犯罪率，并容易引发对改革开放产生否定性评价。对此，建立一个全民享有的社会保障系统，是解决该问题的基础性工作。

“娱乐场所100%使用安全套”的犯罪学分析

我国通过法律惩处卖淫嫖娼的效力几乎达到极限，这迫使我们反省自己的犯罪观，并采取务实的态度，打防并举，多管齐下。从本质看，“娱乐场所100％使用安全套”是为了维护公共安全，“两相权衡取其轻”的理性措施。实践证明，它可以有效预防性病、艾滋病从高危人群向正常人群扩散。其体现的不是简单出于道德感情的冷冰冰的“报应观”，而是政府在对艾滋病发展规律更深刻把握下制定的政策，从而更有效，更具人性关怀。

黑社会性质组织:一种另类权力的解读

恶势力转化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特征和条件,是建立一定社区和行业的控制权。黑社会性质组织具有内部的和外部的权力形态,其权力具有等级性、隐蔽性、暴力性。通常通过收取保护费,包揽民间诉讼和纷争,在经济领域以暴力涉足行业竞争,追讨债务,勾结拉拢腐败分子,实施“洗权”等手段建立控制权。一个社会中黑社会的发展状况,其实是合法权力与黑社会组织的非法权力两种权力博弈的结果。在未来,政府与社会组织、公众共同参与社会管理的改革过程中,要严防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渗透。

论“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兼及对新刑法294条的探讨

修改后的新刑法第一次使用了“黑社会”的概念，而未如国外许多国家刑法那样直接使用“有组织犯罪”概念。本文从两种提法的比较入手，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释义》中对第294条的部分解释提出质疑，认为“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的认定，应从目的、途径、组织、结果四方面加以考察。地方流氓恶势力与帮会是我国现阶段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两个主要来源。在一定意义上，地方流氓恶势力危害历史更长、范围更广、影响更烈，无论是立法、执法、还是研究都应给予更多关注。

略论中国传统文化与党的思想建设

任何革命理论都是民族优良传统文化的反映,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需要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在党的思想建设中,中国传统文化可以提供丰富的养料,但其负面内容也必须深刻剖析与批判。党的现代化建设和先进文化建设,都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这个基础。梳理中国传统文化是实现“三个代表”的需要。

当前我国城市婚姻质量刍议

近年来,我国离婚率呈上升趋势,成为人们关注的社会问题之一。据报道:1986年我国离婚数首次突破50万对,是近年来离婚增加数量最大的一年。是年,男女双方要求离婚数近90万。离婚案已成为法院首类民事案件。要正确地认识这个问题,需要客观地对我国当前的婚姻质量和婚姻家庭现状作出分析。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早就为我们设计了理想婚姻的蓝图:“结婚的充分自由,只有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和它所造成的财产关系。

“今夜偏知春气暖,虫声新透绿窗纱”——试论报告文学的一项重要使命

新时期报告文学史无前例的迅速发展,已经受到国内外文坛的广泛瞩目。伟大变革时代丰富的社会生活提供的丰富养料,党中央正确的文艺政策的春风化雨,促使报告文学这个年轻的文学样式获得了空前的活力和强大的生命力,为人民报告时代的变化,状写人民在四化征途中的业绩。

驴马之间——报告文学散论

毛泽东同志一九五六年同音乐作者谈话时有一个很好的比喻:“非驴非马可以,骡子就是非驴非马,驴马结合是会政变形象的,不会完全不变”。报告文学是新闻与文学联姻的产物。这头“骡子”在我同卅年代崛起,至今不过五十余年,即使从梁启超之《新大陆游记》和《欧游心影录》算起,也不过八十余年。近几年来,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这种最年轻的、“独立的文学样式”在我同文坛上迅速勃兴,从内容到形式都不断有所突破,获得了迅速而引人注目的发展,出现了建国以来罕见的文学现象。

浙赣西线货盗犯罪面面观（摘要）

货盗，系指盗窃铁路运输物资的刑事犯罪行为。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刑事犯罪率的上升，近几年来，货盗犯罪已发展到触目惊心的地步，成为全国范围的严重问题。 一 浙赣铁路东接沪杭、肖甬线、西接京广、湘黔线，在鹰潭与鹰厦线相连，是我国华东、中南地区的交通干线，也是上海一带沿海经济开发区与中南、西南地区物质运输的必经之地。

文艺的商业化倾向与青少年犯罪

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使生产力得到前所未有的解放，带来了社会结构与社会观念的巨大变化，我国的经济领域出现了令人振奋的前景。但是，当我们把眼光注视到社会生活的另一个热点——青少年犯罪问题时，就不那么令人乐观了。

犯罪研究的新开拓——《法人犯罪学》评介

学科的发展,取决于社会的需要。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犯罪学研究在中国得到了长足的进展。传统的犯罪学研究对象是自然人,而经济体制改革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法人在经济领域越来越活跃,所起作用日益巨大,法人犯罪现象也日益严重。

有组织犯罪 中国亮起预警信号

有组织犯罪,从犯罪形态演变角度看,是从犯罪团伙到犯罪集团,再在适宜的社会条件下发展"升级"而最终形成的犯罪的高级形态。它近似于社会学所称黑社会犯罪,所以,有时又被称为"黑社会的有组织犯罪"。虽然,在目前对有组织犯罪尚无一个公认的定义,但以下特征却被国际社会所公认:一、有组织犯罪是追求经济利益(运用非法与合法手段)的犯罪联会体:二、有组织犯罪具有高度的组织化程度,如权力结构的等级化,严密的制度,高度企业化的专业分工等;三、有组织犯罪的基本犯罪手段是暴力、恫吓和贿赂腐蚀国家官员: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