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法国绘画的艺术观者问题:弗雷德与克洛之争

艺术观者问题是西方艺术史学史传统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其现代版本一直可以追溯到18世纪狄德罗时代的法国学院沙龙展。迈克尔·弗雷德和托马斯·克洛分别从形式美学和艺术社会学的研究视角探索绘画与观者的关系,并就此问题产生了争鸣。在他们争鸣的背后,隐含了观者和公众在内涵与特征上的差异。这两个概念在运用策略上的相近之处揭示了它们服务于现代艺术史叙事的共同目的,标识了观者问题的新面向。

论长江审美文化的诗意之境

作为人文景观,长江是以审美的方式存在于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和情感经验之中的。文人士子的审美感兴与艺术表达赋予万里长江以集体的历史记忆、深厚的民族情感和诗意的文化想象,使长江升华为母亲河的原型意象。作为原型意象,长江与黄河一样,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山水意象,而是家园、祖国与中华民族精神的审美象征,蕴含了文化共同体的情怀、记忆和想象。长江是诗意的。诗意长江是一种审美的表意体系,是中华美学精神的文化写照。它不仅以情景交融、虚实相生的山水意象抒情写意,而且善于造境,以形神兼备的整体性和超越性,营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澄明之境。

论巴尼特·纽曼艺术中的原始主义倾向与崇高

作为美国纽约画派的画家之一,巴尼特·纽曼的艺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时代语境中具有深刻的情感指向。纽曼借助具有原始主义倾向的艺术作品标题和内含拉链特征的色域式画面,意图使观者直面其作品时感到不知所措或惊颤,唤醒他们本能的感性与精神直觉。这是纽曼在缺乏崇高与神话的世界里借助艺术来实践崇高的方式,彰显了一种敢于突破的先锋精神。

审美现代性与文化研究（笔谈）——艺术的终结与颓废的观代牲

周计武文通过瓦蒂莫、尼采和海德格尔的哲学著作，重新思考了艺术终结与颓废现代性之问的关系，评价了颓废现代性对艺术机制和未来艺术生活的影响。杨向荣文从现代性体验这一视角出发，将齐美尔定位为现代生活的审美印象主义者，齐美尔的现代性分析起点不是社会总体。而是现实的偶然性碎片，这构成齐美尔独特的现代性分析路径——从碎片到达整体。李健文则借助于韦伯的文化社会学视野。依据工具理性批判的理论诉求、阿多诺等人对文化工业的本质及其特征进行了揭示和批判；认为这一批判并没有在法兰克福学派内部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统一体，这表明法兰克福学派在对待大众文化问题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周韵文从布尔迪厄的文化生产场理论出发，对先锋派与市场的复杂关系进行再审视，强调先锋派的创新一方面包含对艺术商品化和制度化的批判和否定，另一方面它与市场运作原则也存在一致性。

艺术的终结——阿瑟·丹托的诊断

在消费社会的语境下,阿瑟.丹托从艺术哲学的角度讨论了哲学与艺术、叙事与艺术史、意识形态与艺术界的关系。他认为,西方艺术史就是哲学剥夺艺术权力的历史。伴随艺术自我意识的到来,那种不断进步的、以叙事结构的艺术史终结了。而在某种意义上,“艺术的终结”恰恰表明了艺术的解放。“后历史”的艺术为艺术转向人性的目的提供了可能,但这种艺术终结的叙事,是否又是一次乌托邦的精神想象。

现代性语境中的“艺术的终结”——黑格尔的诊断

黑格尔认为 ,对我们现代人来说 ,艺术已经是过去的现象了 ,它已被哲学所取代。这个判断包含三个矛盾命题 :古典与浪漫、诗 (艺术 )与哲学、启蒙理性与审美表现。它最终是个现代性的问题 ,即 ,如何克服意识的分裂达到“精神的和解”的问题。作为一种现代性体验 ,“艺术终结”的叙事尚未终结。

艺术的终结:一种现代性危机

去魅、自主性和“新”之崇拜是现代艺术的三个核心概念。这些概念的问题史表明了现代艺术与现代性之间是一种充满悖论的张力关系,这种紧张关系加剧了艺术史的断裂与危机感。艺术终结的种种症候,如艺术的非神圣化、商品化和自杀性的抗议姿态等,内在于现代性的危机之中。

形象的祛魅——论本雅明的视觉思想

视觉文化转向使视觉形象日益成为文化研究中的核心问题。形象之所以具有魔力是因为它拥有光韵。光韵具有不可接近的神圣性、此时此地的本真性和凝神静观的视觉性。在本雅明的形象思考中,以波德莱尔、普鲁斯特、卡夫卡等为代表的先锋艺术是一种形象被"祛魅"了的艺术,即"后光韵"艺术。"形象的祛魅"有两个层面的内涵:一是形象的去神圣化,即打碎笼罩在形象周围的神圣光环,使其人性化、世俗化;二是形象的去审美化,即打破美的形式规范,使形象变形、扭曲、夸张,以碎片化的形式呈现"片段的、谜一样的视觉形象"。

流亡与认同

后殖民理论主要致力于两件事情:一、揭露帝国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的宰制性与欺骗性;二、颠覆本质论的殖民陈规,建立更为包容的认同模式。本文通过对"流亡"与"认同"两个概念的辨析,对后殖民理论作了问题史的回顾与梳理。在此基础上,对后殖民理论的积极意义与局限性进行了剖析。

先锋艺术的视觉表征与公众的关注度——基于南京市民的问卷调查

由于文化市场体制的不完善,面对意识形态主导的主旋律文化与商业化主导的大众视觉文化的双重夹击,先锋艺术在视觉呈现上往往会采用一些极端的表征策略。这些视觉表征给公众带来了鲜明的视觉冲击力和"震惊"感。调查结果显示,教育水平较高的年轻人更倾向于接受和肯定先锋艺术的正面价值,把它视为一种令人震撼的视觉创新。不过,先锋艺术因其小众、激进、晦涩的特点,公众的关注度并不高。大多数人接触先锋艺术的频率很低,对于先锋艺术作品只停留在"看"、猎奇,甚至无所谓的程度。这从反面证明,先锋艺术注定是一种孤寂的艺术表达,一种具有批判意识的小众化艺术形式。

论阿多诺的艺术终结观

阿多诺的艺术终结论是对现代性危机和艺术危机的双重回应。前者表现为工具理性的支配,后者表现为文化工业的操纵。对艺术而言,危机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艺术的商品化,批判功能的放弃和韵味的没落。作为回应,阿多诺提倡一种批判的反艺术,一种在自律性和社会性之间保持审美张力的艺术。它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在对启蒙现代性的批判中,它被赋予了乌托邦的否定力量;另一方面,在形式的反叛中,它又加深了艺术意义的危机与表达的危机感。本文旨在从现代性的视角,重新审视阿多诺艺术终结论的合理性和时代意义。

波德里亚的艺术终结观——一种社会符号学的视角

波德里亚的艺术终结观依赖于他所建构的社会符号学理论,尤其是20世纪70、80年代提出的模拟、内爆和超现实的符号理论。他认为,后现代的消费社会是生产和消费符号的编码过程,是不断吸收符号又被符号吸收的过程。它是一个"去分化"的持续"消失的模式":现实与模拟、物体与符号、主体与镜像等的界限,被"仿像在先"的逻辑无情地消解了。这是一个"超现实"的"仿像"时代,一个"差异"不断消失的时代,历史、文化和艺术都终结了。我们要辩证地批判这个观点。

艺术终结论:一种叙事化的建构

在文化实践中,现代艺术同传统、现代性与自身之间,具有一种爱恨交加的关系,这种矛盾的动力性根源使现代艺术形式发生了激进的革新和断裂。它不仅影响了艺术的法则,而且迫使美学理论进行批判与反思,"艺术的终结"和"艺术终结论"必须放在这个语境下加以理解。前者是一种断裂与危机意识,而后者则是以叙事方式建构理论并使之合法化的尝试,是一种"危机—理解"性的回应。

革命符号的反讽式挪用——为了忘却的记忆

对革命符号的反讽式挪用是中国当代艺术普遍采用的一种视觉表征策略。其目的是为了让不可见的文化创伤成为可追忆的视觉文本,并在文本的图像叙事中解构等级化的象征符号秩序。当代艺术对革命符号的挪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视觉语言的正向挪用与反向挪用;二是视觉形象的置换变形;三是视觉文本的戏仿。当然,并不是所有革命符号的挪用都是反讽式的。判断反讽至少有三个标准:语义的复调性、语境的共享性与效果的间离性。

从范式转型看“先锋”精神的没落

斯科特·拉什把艺术从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转变的过程描述为一种不断“去分化”的过程,即距离与边界不断消失的过程。按照这种理论模式,我们在对历史先锋派和后现代主义概念分析的基础之上,提出了先锋精神的概念,并从范式转型的视角分析了艺术体制和表意模式的历史性转变。通过分析,我们感到双重的失落:不仅现代主义那种个性化的独一无二性、文本的有机整体性和话语表达的深度性消失了,而且那种挑战传统、权威和社会的抗议性姿态也一同消失了。

当代艺术中的中国符号与身份想象

当代艺术一直处于传统与现代、自我与他者的文化张力之中。为了在国际艺术场中获得更加有利的位置,许多艺术家选择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符号来表达自我的感受。对于当代艺术中的中国符号,艺术理论界主要有四种声音:艺术阴谋论、妖魔化中国论、文化殖民论和艺术协商论。我们赞同第四种观点,因为当代艺术是官方、市场、民间等各种力量相互博弈的结果。他者的凝视是界定文化身份、建构自我形象的差异性要素。不过,他者的眼光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既有西方主义,又有传统主义,更有革命主义。正是多重的眼光建构了多元的视觉主体和自我身份。

华裔美国文学的族裔想象和文化认同

《中国佬》、《喜福会》、《甘加丁之路》和《典型的美国佬》这四部华裔美国文学作品具有鲜明的族裔意识,在颠覆话语陈规、重写历史和建构身份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对这些个案进行分析,可以从不同层面阐释文化认同的复杂性和策略的多变性,揭露和批判种种表象背后所隐匿的话语霸权和意识形态性。

再论米勒的“文学终结论”

希利斯.米勒是在现代西方的文化体制中反思文学和文学研究的。文学和文学研究的命运内在于现代性"终结"与"永恒"的辩证逻辑之中。在实然层面,现代西方文学观念在全球化电信时代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感知经验的变异、神圣边界的消失、文学魔法的失灵和文学权力的边缘化,都或多或少地暗示了文学存在的命运。在应然层面,文学和文学研究依然具有永恒的魅力和存在的价值。它依然是理解修辞、比喻和讲故事艺术的必要手段,依然是文化自我建构、理解他性的必要方式。

语境的错位——米勒的“文学终结论”在中国

当代文艺界针对米勒的"文学终结论",从文学的终结、图文之争、文学和文艺研究的边界等层面展开了颇有成效的理论争鸣。我们认为,在技术与资本的合谋之下,影像的泛滥和审美的泛化的确改变了现代文艺家族的内在结构和现代学科体制。但是,文学终结论并不等于宣判文学的死刑。我们不仅要在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而且要警惕"语言文字崇拜"和"图像拜物教"两种极端的文化倾向。

传统符号的重构式挪用——以徐冰为例

对传统视觉符号的重构式挪用是当代中国先锋艺术中普遍采用的一种视觉表征策略。通过视觉符号的借用与转换,它不仅挑战了把艺术家个性视为艺术表征的现代主义艺术观,而且在社会转型期的文化语境中重构了传统艺术符号的现代意义。作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先锋艺术家,徐冰始终活跃在中西方两种文化之间的中间地带,试图在两种文化符号的挪用、并置与错位中反思文化的交流、碰撞与误读问题。文字上的表里不一、书画同体的创作观念以及无法释读的荒诞感,在徐冰的艺术文本中是一以贯之的表征策略。他通过视觉结构上的相似性和上下文的改变,从内部重构了传统文化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