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政策对企业创新影响研究

创新是中国经济进入新发展阶段仍保持活力和蓬勃增长势头的关键,而以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政策为代表的制度改革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促进创新的法宝。本文基于2011~2020年上市公司的专利申请数据,采用多时点DID的方法研究了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政策通过竞争加剧引发的盈利能力下降和技术依赖引致的创新挤出效应对企业创新产生负向影响,且对东部地区企业、国有企业、第三产业企业、规模较大企业创新和策略性创新的负向影响更明显,该政策并不能自动发挥出推动企业创新的作用。为此,本文提出了积极谋求跨境电商发展与企业创新增长双效合并的政策主张。

河南省的节能现状和潜力分析

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能源资源的紧缺日益凸显,中国在经济快读发展的同时,节约资源的压力明显增加。为了确保"十一五"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我们要始终高度重视节能工作,把它放在维护中华民族长远利益的战略高度坚持不懈地推进。河南省作为中部经济大省更是应该在作出表率。分析河南省的节能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同时通过对河南省节能潜力的计算,来凸现河南节能管理工作的紧迫性。

河南省优化节能管理分析

河南省"十一五"规划中提出,到2010年,单位GDP能耗要比"十五"末降低20%左右,分解到五年中,意味着"十一五"期间年单位GDP能耗平均下降4.4%,但2006,2007连续两年没有实现能耗降低4.4%的目标,其中2006年的下降幅度只有2.98%。因此当前河南省节能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这要求我们应该优化当前的节能管理,改善节能管理的效果。

国际贸易双语教学的实践与思考

国际贸易由于其自身的特殊性，在高校的双语教学中总是第一块试验田。笔者通过在国际贸易双语教学中采用案例分组讨论、模拟贸易运作、外文资料选送、图表模拟等方法，认识到合理的双语教材、合格的双语型师资，因材施教的学生分类与合理的双语教学模式的重要性。

安阳第三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措施

2006年初中国“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了2006—2010年期间单位GDP能耗降低2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的约束性指标。2007年党的十七大再次提出要建设生态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原来的以工业建设为中心的经济建设模式现在应该摒弃了。区域城市要保证在国家的环保约束下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势在必行，本文以安阳发展第三产业的思路，给出一些其他区域城市发展第三产业的参考建议。

对发展中国家OFDI逆向技术溢出机制探究——基于中国对“一带一路”20个中低收入国家OFDI研究

本文选取"一带一路"沿线20个发展中国家,先从理论上厘清我国对这些国家OFDI逆向技术溢出存在的内在机制;然后基于修正后的L-P国际R&D溢出模型,运用我国31个省市2003~2017年间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存在性。研究发现:我国对"一带一路"发展中国家OFDI会促进我国技术进步,中部地区更明显。进一步探究地区差异化的原因,发现研发强度、R&D人员和经济发展水平会影响我国吸收效应的能力,但对外开放程度的作用不明显。

中国跨境电商发展面临的困境及对策分析

开放给中国经济注入活力,跨境电商作为对外贸易新业态,已经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之一。本文首先对我国跨境电商的发展现状进行总结,然后着重分析了当前我国跨境电商发展面临的困境,包括政策法规不完善、配套服务不成熟、区域发展不均衡、人才岗位不匹配等。最后,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解决我国跨境电商发展困境的优化建议,例如借助一带一路、加强政府作为、完善配套服务、坚持因地制宜和加快人才培养等。

规模化经营对我国耕地粮食产出率的影响分析

运用全国省级平衡面板数据,分析了农地规模经营对耕地粮食产出率的影响,并进一步将全国划分为粮食主产区、产销平衡区和主销区三大粮食生产分区进行了区域差异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全国总体、粮食主产区和粮食产销平衡区的农地经营规模均与耕地粮食产出率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目前我国绝大部分省区的农地经营规模水平均未达到最优,即当前农地经营规模的扩大有利于提升国家粮食安全水平;(2)总体和分区域来看,地均化肥施用量和有效灌溉率对耕地粮食产出率均有一定促进作用,而农业经济所占比重和成灾率则对其具有明显的负向作用;(3)农地规模经营需要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水平相适应,注重规模经营的实现形式。

国家能力、出口复杂度与经济增长波动--来自178个国家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作为生产产品所需要的不可交易的投入品集合,国家能力的增加不但有利于经济产出的增长,而且能够增强经济体系中供给和需求的稳定性,进而有利于降低经济产出的波动性;出口复杂度的高低可以反映一国能力的多少,因而出口复杂度的提高可以降低供给波动、需求波动和产出波动。对1998-2017年178个样本国家的分析发现:出口复杂度的提高对总体经济产出增长和制造业产出增长的波动均有显著抑制作用,但该抑制效应存在国别差异,对总体经济产出增长波动的抑制作用只在高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显著,而对制造业产出增长波动的抑制效应在低收入国家更大。进一步的中介效应检验表明,出口复杂度提高可以通过抑制供给波动和需求波动降低总体经济产出增长波动。应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以形成和强化独有的能力,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以改善各种能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提高能力组合效率,进而通过国家能力的系统化提升促进国内循环的高质量发展,提高出口复杂度,实现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和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的相互促进。

中国制造业出口复杂度的提升和制造业增长

本文利用1998～2011年中国26个制造行业数据，采用反射法和适合度法对制造业出口复杂度进行了测算．研究了制造业出口复杂度的提升对行业增长的影响。我们发现：制造业出口复杂度的变动特点与中国要素禀赋和经济发展阶段相契合．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出口复杂度较低但呈稳步上升态势，资本与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出口复杂度较高但有下降趋势。此外，制造业出口复杂度的提升对行业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但不同类型制造行业增长受到的影响不同，重工业、同质性行业和中等技术行业的增长受出口复杂度提升的影响显著，而轻工业、异质性行业和低等与高等技术行业增长受出口复杂度提升的影响较小。

出口的“质”影响了出口的“量”吗？

已有文献在解释中国对外贸易增长原因时,对出口质量因素重视不够。本文应用指数理论和价格分解模型构建了可比较的中国行业出口质量指标,从出口产品质量的角度来解释各贸易伙伴国从中国进口贸易增长的原因,对中国典型行业的出口质量对出口量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中国行业出口质量在被考察国家中整体偏低,位于下游水平;中国不同行业出口质量的发展趋势不同,其中食品与活畜行业、化学品行业和以材料分类的制品业等的出口质量呈现上升趋势;中国行业出口质量的提升是各国从中国进口贸易占比增长的重要原因,这在中低收入水平的进口国家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因此,中国提出的外贸发展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提高转变的战略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碳生产率变动与出口复杂度演进：1992-2009年

采用1992-2009年的跨国面板数据，在测算出各国出口复杂度的基础上，实证分析碳生产率等因素对出口复杂度演进的影响。研究发现，碳生产率作为一种新的比较优势决定因素，对提高各国出口复杂度至关重要；不论是高收入国家还是低收入国家，碳生产率的提高都能够显著促进出口复杂度的提升；各类资本禀赋与出口复杂度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并且这种关系在高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中存在差异；自然资源禀赋不利于出口复杂度提升的“资源诅咒”现象更容易在低收入国家出现；经济开放度的扩大更有利于低收入国家出口复杂度的提升。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对地区出口的影响——来自国家智慧城市试点的证据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战略地位日益攀升,对我国出口高质量增长有着重要影响。在出口新旧动能转换的现实背景下,将国家智慧城市试点作为我国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2005—2016年中国282个地级市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检验了智慧城市建设对城市出口的影响。研究发现,智慧城市建设能够显著提升城市出口规模,且主要通过信息成本效应、资源配置效应和技术创新效应来推动出口规模增长。智慧城市建设主要通过本地的贸易创造推动出口增长,而对周围城市的出口规模没有显著影响,即并未表现出显著的辐射效应或虹吸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智慧城市建设能有效带动城市出口的转型升级,具体表现为一般贸易出口占比、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占比以及出口产品质量的提高。结论丰富了新型基础设施的经济效应研究,对于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以及打造出口新动能具有重要意义。

进口中间品、进口资本品与企业出口复杂度

本文利用迭代法测算了企业出口复杂度,并考察了资本品和中间品等不同类型进口产品对企业出口复杂度的差异性影响。结果表明:进口资本品可以提升中国企业出口复杂度,而进口中间品则抑制其出口复杂度;进口中间品对外资企业出口复杂度的抑制程度要强于本土企业,这印证了加工贸易低端锁定效应的存在;进口中间品提升了高技术制造业和一般贸易企业的出口复杂度,抑制非高技术制造业和加工贸易企业的出口复杂度;进口资本品只显著提升了本土企业、高技术制造业以及一般贸易企业的出口复杂度;在影响机制检验中,进口中间品对企业出口复杂度的抑制作用主要是由企业研发投入被抑制、研发部门人力资本被挤出而引致的。

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增长吗——基于“一带一路”数据的门槛效应研究

本文基于对外直接投资(OFDI)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理论分析,利用中国2003—2017年对“一带一路”国家投资数据探讨了OFDI与劳动收入份额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两者之间呈倒U型非线性关系,当OFDI强度小于门槛值时,OFDI显著促进了劳动收入份额提高,相反则显著抑制;“一带一路”政策使两者之间倒U型关系更显著。在进一步区分OFDI所属地区和投资动机后,发现我国东中部地区OFDI、对沿线国家市场寻求型OFDI和技术寻求型OFDI与劳动收入份额间的倒U型关系更显著。影响机制检验则表明,OFDI通过正向就业效应和负向技术效应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影响。运用面板门槛模型进一步检验就业效应和技术效应的门槛特征,发现在就业门槛效应的条件下,OFDI与劳动收入份额间呈U型关系;在技术门槛效应的条件下,OFDI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显著为正,且呈现边际递减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