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被动应势到顺势而为:大国竞争下的科技公司

作为影响地缘政治的重要行为体,科技公司的作用尚未得到学术界的足够关注。随着科技日益成为主权国家在竞争中维护利益和发挥影响力的战略工具,科技公司与主权国家之间的权力格局和相互依赖关系正经历深刻变革。科技公司依托其在技术变革中的引领性角色,正在成为影响国家创新能力、国内治理能力和综合国力的关键变量。在这一过程中,科技公司不再只是被动应势,而是在新的动态关系中顺势而为,通过主动介入地缘政治博弈,影响政策制定以实现其商业利益。通过对25位人工智能领域从业者的深度访谈,并结合对英特尔、Mistral AI、OpenAI三家公司的具体行动进行案例分析,研究揭示了科技公司顺势而为的行为逻辑以及由此产生的资源分配失衡、监管效果不佳、国际合作受损和生态系统扭曲四类潜在风险。因此,国家应审慎应对科技巨头崛起带来的权力与利益冲突,同时,重视科技公司在塑造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关键作用,以开放包容的态度加强国际合作,共同引导科技创新造福人类。

国际组织在协同治理中的角色——聚焦疫情后经济复苏与气候治理

在全球经济复苏与气候治理议程交织的背景下,推动两者的协同治理对于实现全球经济转型、推进气候治理具有重要意义。由于控制疫情的状况和经济实力的差异,各国平衡两议题的优先度和治理资源的意愿和能力并不相同。关注国际组织在促进协同治理中的角色,对于推动后疫情时期的全球治理进程具有现实意义。国际组织具有自主性,能够调动其资源和权威塑造治理主体认知,影响决策者的政策选择。在重叠议题治理中,国际组织的自主性行动路径体现为认知塑造、信号引导、规则设计、行动支持四个方面。通过对以经济治理和气候治理为主要职能的两类国际组织进行分析,并就国际层面和国家层面的政策协同情况进行评估,可以发现,当前国际社会已在认知层面围绕两者协同治理的必要性形成共识,但是在国家层面的政策协同尚显不足。协同治理是推动和实现全球经济复苏的必然要求,国际组织也将在这方面发挥重要推动作用。

国际组织自主性与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联合国——聚焦2019年联合国气候行动峰会

自主性是研究国际组织在国际政治中角色的核心概念。作为最具影响力和普遍性的国际组织,联合国在全球气候治理议题中的角色备受关注。然而当前学术界关于联合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研究仍主要强调其作为主权国家弥合分歧实现合作的平台的作用,对其官僚机构自主性的关注十分有限。2019年联合国气候行动峰会是观察联合国自主性的重要案例。本文通过梳理国际组织自主性概念发展的学术讨论,将国际组织自主性定义为基于自身政策偏好,调动其权威和资源寻求对特定议题政策结果施加影响的能力,并进一步构建了行动、意愿和结果三维度的分析框架。由此,本文首先针对行动维度从议程设置、规则制定、机制设计三方面分析此次峰会中联合国的自主性行动;其次从议题与国际组织互动的视角指出气候议题在联合国议程优先性的凸显、治理真空的扩张、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于气候议题的偏好推动了联合国参与气候治理的行动意愿的提升;最后,针对峰会结果对联合国参与气候治理行动的自主性进行评估和展望。

由实物型UV表导出投入产出表的混合工艺模型

1.引言在《天津市1982年投入产出表的数学模型》一文中,介绍了编制天津市1982年投入产出表所根据的一套数学模型。其中提出了由实物型UV表编制投入产出表的数学模型。本文进一步讨论由实物型UV表导出投入产出表的混合工艺数学模型问题。

联合国国民核算体系中的投入产出“纯”表编制方法

联合国国民核算体系(下称 SNA)中的投入产出表,在编制方法和表式上有它自己的特点,不同于一般的投入产出表。一般的投入产出表对部门或商品采用单一分类,表中的部门分类也是商品分类,二者没有区别。而 SNA 中的投入产出表,则既有产业部门分类,又列出商品分类,即采用双重交叉分类。看下面的表式(见表1):

应对气候变化的安全挑战:欧盟的议程演进与政策运作

当前,气候变化议题的地缘政治属性愈发凸显,对国际格局变迁的影响不断增强。主要国家与地区制定了应对气候风险挑战的战略和政策,以在气候地缘竞合背景下确保自身的安全与竞争力。数十年来,欧盟积极致力于将气候安全纳入相关政策领域之中,其气候安全理念和行动在国际层面积累了一定影响力。近年来,欧盟在日益复杂的局势下加速了该议程,尤其体现在防务领域的气候安全行动。鉴于气候安全本身的跨议题特征,欧盟机构广泛参与了相关的决策与政策运作过程,成员国之间关于该议题的合作与分歧也塑造了欧盟气候安全的相关决策。在具体行动层面,欧盟积极调动外交、发展与防务领域的相关政策工具应对气候安全挑战,并持续致力于探索政策和实践创新。尽管短期内欧盟气候安全议程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面临资源受限和议程优先性下降的风险,但长期来看,欧盟将继续推动气候安全议程的制度化,致力于其气候目标和领导地位的实现。面对气候地缘竞合背景下的潜在挑战,中国可以在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基础上对气候安全的内涵做出有力阐释,加强与其他国家的安全对话和合作,积极参与气候变化相关的国际谈判,以掌握议程设置和规则制定的主动权。

非洲集团参与全球多边环境谈判的有效性分析

随着“全球南方”在国际体系中影响力的日益彰显,评估发展中国家集团参与国际谈判的策略和绩效对于理解新兴力量在全球治理中角色的价值日益突出。作者聚焦全球多边环境公约谈判中的非洲集团,重点探讨议题影响力、内部一致性和利益接近性三个要素如何共同塑造谈判集团的谈判有效性。通过对比非洲集团在《生物多样性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谈判中的行为,可以发现这三个要素影响谈判有效性的方式和程度不尽相同:议题影响力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谈判空间和策略选择;内部一致性影响着集体优势的发挥;利益接近性则反映了谈判集团争取外部支持的难易程度,是其能否占据有利谈判地位的关键。此外,对于议题影响力较强的谈判集团,利益接近性对谈判有效性的制约作用相当有限。厘清多边谈判中发展中国家集团谈判有效性的影响因素既为谈判集团的理论和实践提供了新视角,也为“全球南方”国家在全球治理中增强话语权和提升规则制定能力带来了有益启示。

国际组织的制度设计与职能扩展——世界银行的全球气候治理实践

当前,全球秩序分裂的趋势威胁着国家间互信的建立与合作的深化。多边主义危机加剧凸显了国际组织在重塑治理秩序中的关键角色。随着全球性问题日益严峻,组织变革成为国际组织维持自身合法性与竞争力的必然选择,然而,不同国际组织通过职能扩展寻求变革的进程与结果存在较大差异。制度设计通过影响国际组织官僚机构不同的自主性水平和组建获胜联盟的难易程度,直接影响国际组织对变革必要性的论证、相关新议题的实践探索和组织内部的相应机制调整。伴随制度的长期运作而形成的组织文化也影响着组织适应新议题的变革努力。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世界银行在其管理层的倡导和专家团队的支持下,积极介入全球气候治理,成功塑造并主导了气候发展话语。随着其一系列成功的实践探索得到主要成员国的认可,世行获得了创建气候合作机制的授权,并通过气候行动计划安排和内部机构设置将气候议题的职能合法化和制度化。世行的全球气候治理实践为我们理解国际组织寻求组织变革以适应新议题的挑战提供了切入点,也有助于理解和启发国际组织依托制度设计提升韧性的尝试。

塑造气候安全治理议程:非洲联盟的进展与困境

在全球气候合作动力不足与气候安全威胁日益突出的背景下,区域国际组织在塑造气候安全治理议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气候变化给非洲地区稳定与发展带来严峻威胁,非盟作为非洲最大和最具代表性的区域组织,承担着维护非洲和平与促进绿色转型的使命。在气候安全议题上,非盟在区域层面积极发展气候安全话语,探索设置相关机构;在国际层面着力提升非洲气候安全议题的可见度,与欧盟、中国、联合国等开展合作,以提升非洲应对气候安全风险的能力。由于成员国间立场分歧、组织机构间缺乏协调和资源不足等问题,非盟参与气候安全治理的进程仍面临阻力。未来,中国与非盟可在全球安全倡议下加强政策对话,深化中非气候合作,共同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及非盟《2063年议程》,以可持续发展促进可持续安全。

气候变化安全化成功了吗?——基于联合国安理会相关会议的分析

自2007年至2021年,气候变化与安全成为联合国安理会辩论的持续性议题,是国际层次的气候变化的安全化进程的核心部分。评估安理会的气候变化的安全化进展情况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本文在反思哥本哈根学派安全化理论的基础上,细化和完善了成功安全化的评估指标及其影响因素,并将这一分析框架适用于对安理会气候变化与安全会议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国际层次的气候变化的安全化进程历经十几年,在存在性威胁的共识形成方面取得重要进展,但从紧急措施和单元间关系两个评估指标来看,进展程度有限,并未成功。本文还对影响气候变化的安全化进程的因素进行了剖析。虽然哥本哈根学派强调的言语行为确实重要,但是气候变化的安全化进程的结构性因素更具有决定性力量。

塑造全球治理议程:国际组织自主性的行动逻辑——以UNFCCC秘书处为例

国际组织是参与全球治理的关键行为体,理解国际组织自主性是分析国际组织如何影响全球治理议程的核心,而平衡国家中心与国际组织中心两种视角是全面认识国际组织官僚机构在全球政策议程中自主性与影响力的起点。缔约方集体对国际组织官僚机构的授权是国际组织官僚机构权威的基石,授予性权威是其自主性行为的首要合法性来源。缔约方集体授权有力地塑造了国际组织官僚机构的自主性行动路径。对于所涉问题领域单一的条约秘书处,缔约方集体授权相对清晰具体,监督成本较低,因此,条约秘书处自主性行动范围的扩张,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缔约方集体对其任务授权的增加。同时,授权特点进一步塑造了条约秘书处寻求以间接方式影响政策结果的自主性行动逻辑。本文通过对现有研究的梳理,提出了基于组织授权的国际组织自主性分析视角,并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秘书处为例,认为其自主性行动范围的扩张并非其自主性显著提升的表现,而是依赖于缔约方集体的任务授权变化,并进一步分析了其作为知识中介人、谈判辅助者和行动协调者对气候治理政策结果施加影响的行动路径。

安全化理论与国际组织角色分析--基于联合国安理会框架下的气候变化安全化进程

随着安理会关于气候变化与安全的公开辩论越来越频繁,气候变化安全化问题在国际政策议程中的地位也得到显著提升。在此背景下,理解国际组织在安全化进程中的角色对于分析国际层面安全化进程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然而,哥本哈根学派提出的安全化理论在解释这一问题上力有不逮,现有研究对国际组织框架下安全化进程的关注度和理论化也稍显不足。由此,本文基于对哥本哈根学派安全化理论在气候议题上适用性的反思,借鉴国际规范的生命周期理论构建了以安全化话语、实践和制度三要素为核心的安全化进程分析框架,同时结合国际组织的相关理论进行了安全化进程中国际组织角色分析框架的设计。通过将安全化进程分析框架运用于联合国安理会框架下气候变化安全化进程的分析,本文认为,国际层面气候变化议题安全化尚未成功,安全化话语表达虽然越来越得到广泛的接受,但与气候安全相关的行动仍以尚未制度化的安全化实践为主。安理会在这一进程中的角色主要受到两方面的限制,一是成员国在这一议题上立场对立限制了安理会在气候议题中的参与水平,二是安理会组织结构与运作机制同气候议题的适配度较低进一步制约了安理会的自主性。

世界卫生组织在促进卫生与气候治理协同中的角色与中国的战略选择

全球治理背景下议题联系的凸显对治理逻辑变革提出了要求,国际组织在跨议题领域治理中的角色对于促进不同议题治理议程协同,提升治理成效具有重要意义。由于此类行动通常超越其初始授权,国际组织在新议题领域行动的同时也是观察国际组织自主性扩张的重要研究方向。本文基于议题联系与国际组织自主性的相关理论,构建了以话语、机制和实施三维度为核心的分析框架,并将其运用于世界卫生组织的案例分析中。本文认为气候变化与卫生在问题本身和治理机制两方面体现着议题之间的联系性,此背景下,世卫组织在话语层面塑造了两议题联系,同时,通过机制建设促进两议题协同治理,并积极致力于将气候风险考量纳入卫生项目实施之中。然而由于全球气候治理机制未明确议题联系,气候治理相关配套机制也对卫生议题关注不足,从而在机制层面制约了世卫组织在气候领域的行动。世卫组织对于气候议题的资源投入受限则进一步限制了其在协同治理行动中的角色。伴随着全球疫情后复苏阶段对卫生与气候议题关注度的提升,中国可以通过借助世卫组织在治理协同中的角色,影响气候与卫生交叉议题领域治理规则的制定,提升自身在全球治理中的影响力与全球治理行动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