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规视野下我国企业犯罪的刑事归责

伴随着合规制度的发展,企业犯罪的刑事归责方式也发生了一定的转变。在“放过企业,严惩自然人”的政策导向下,以合规为依托的法人风险管理情况日益成为企业刑事归责的重要考量。归责依据逐渐向“法人”转移,归责重心也日渐向“法人之于自然人的影响”方面倾斜。相比之下,我国单位犯罪的归责方式无论是在实体法方面还是在程序法领域,都难以真正迎合合规制度的发展需要。对此,有必要立足于企业刑事归责方式的宏观转变,厘清合规视野下实体出罪与程序出罪间的内在关联。在确立法人拟制的基本立场下,寻求合规制度在主客观归责模式下的融合可能。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探索、发挥刑诉法对涉诉企业的程序出罪空间。

反洗钱视域下洗钱入罪之功能解析

在反洗钱浪潮的推动下,洗钱入罪被视为应对洗钱严重危害的当然之举。然而,基于论述立场之偏向,传统的洗钱入罪因由难以揭示洗钱入罪之重要价值与深远意义。事实上,相较于直接侵害对象(银行等金融机构)对洗钱危害的弱感知力,公权力机关对洗钱入罪之推行欲望则更为强烈;对比各国对洗钱严重危害的意识自觉,应对赃款跨境流转问题的现实所需对洗钱入罪全球化之推动则更为根本。着眼于赃款追缴,洗钱入罪为公权力突破银行保密义务壁垒提供了契机,为拓展追赃责任主体给予了正当化依据,亦为跨境追赃协作开展确立了必要法律依托。洗钱入罪的如是功能,乃是对当今反洗钱体系作用根本的有效呼应。而其更深层次的价值还在于,依托“资本追踪”以实现犯罪打击的协同治理策略正在世界范围内逐渐成形。

区分扩张解释与类推适用之语义分类新视角

扩张解释与类推适用的区分长期以来都是学界的难题,其原因主要在于两者界限的模糊性。区分扩张解释与类推适用的传统路径包括:罪刑法定原则、词语可能具有的含义以及一般国民预测可能性。但是,它们都缺乏实际操作可能性,有必要拓展视角以探索区分路径。笔者认为,从词语所具有的外观形态之直接含义与功能效用之间接含义出发,从语义分类的角度细化对词语含义之理解,从而将客观事实与词语含义之间相似性与差异性的差异比对具体化,结合刑法目的解释与体系解释的辅助,可以为扩张解释边界的限定提出一种技术帮助。

全球犯罪协同治理下我国洗钱罪立法的基本立场

我国洗钱罪的设立与修正在一定意义上是国际社会不断影响我国刑事立法的过程。国际公约为各国洗钱罪的设立提供了基本的立法标准,国际反洗钱组织FATF创制的以经济制裁为后盾的"自评、互评机制"则为约束各国落实立法标准提供了有力保障。面对来自公约与国际组织的双重制约,对我国洗钱罪立法进程中各项问题的认识与处理均不可脱离认识层面的一大前提——实现犯罪所得跨境追缴之国际司法合作,以及立法层面的两大核心——"全球反洗钱标准"与"国内立法及修法空间"。

洗钱罪立法进程中的矛盾解析

自《刑法》设立第191条洗钱罪以来,关于该法条与其他相关法条的重合规定,该法条的修正过程与其立法初衷的冲突,以及洗钱犯罪的严重性与该法条司法适用率低下的巨大反差,均存在诸多难以自圆其说的矛盾。对产生上述矛盾的原因分析,不难发现,全球化的影响、对公约义务之履行以及来自国际组织的经济制约,均在左右着我国洗钱罪的立法方向。因此,对我国洗钱罪设立、修正以及未来发展方向的把握,不应脱离国际反洗钱框架。与此同时,洗钱行为的入罪化进程也如同一个缩影,揭示着我国刑事立法权在当下已然受到以及未来可能受到的来自国际社会的影响与介入。

全球犯罪协同治理下我国洗钱罪立法的基本立场

我国洗钱罪的设立与修正在一定意义上是国际社会不断影响我国刑事立法的过程。国际公约为各国洗钱罪的设立提供了基本的立法标准，国际反洗钱组织FATF创制的以经济制裁为后盾的“自评、互评机制”则为约束各国落实立法标准提供了有力保障。面对来自公约与国际组织的双重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