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教育的时空差异——以三江流域为考察中心

不少学者以“崇文重教”、“崇尚教育”、“尊文尚学”等词语称颂客家的教育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由于客家分布地域广泛 ,客家地区的教育不仅在不同历史时期存在很大的差异 ,而且在同一时期内不同地域之间的差异也极为明显。客家地区教育发展的时空差异 ,主要受三江流域的开发时序、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

红军长征后闽西老区的保田斗争和农村经济

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后,在中共地方组织的领导和红军游击队的配合下,闽西农民开展了各种形式的保卫土地的斗争。在龙岩、上杭、永定等县约有15万人口的地区,土地革命后形成的分田状态基本得到保持,有20多万亩的土地一直保留在农民手中,直至新中国成立。在分田保留区,各阶层占有的土地大体上平均,租佃关系、借贷关系和雇佣关系虽然还存在,但出现新的特点。农民通过精耕细作和兼营副业,生活有了一定的改善。中共的土地政策也因此得到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护,成为中共动员农民的有效手段。

流民、矿乱与社会秩序的重建——以明中叶粤东山区为例

明代中叶,大批来自闽西、赣南等地的流民进入惠潮山区从事矿产开采活动,有力地推动了当地的矿产开发,但也引发了长时期的矿乱,严重影响了当地民众的正常生活。矿乱的发生,与政府的矿业统制政策密切相关,而山海交错的地理环境、豪强对矿场的控制以及矿产开采的不稳定性,也是矿徒"倡乱"的重要因素。矿乱平定后,官府增设永安、长宁两县,并推行乡约,试图加强对该区域的政治控制,以建立新的社会秩序。虽然这些措施在实际执行中效果并不理想,但对于遏止盗贼生发和促进流民在当地的开发还是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明清闽粤边客家地区人口向外流动的内部差异

本文从人口向外流动的规模和区域分布,探讨闽西、粤东北两个地理单元之间及其内部不同县之间存在的差异,并对其成因进行分析。

民间信仰与移民社会——以台湾的闽粤客家移民为例

民间信仰是普通百姓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对百姓的生活、生产等各个方面都有深刻的影响。当人们向外迁移时,原居地的各种民间信仰往往也随之传播到迁入地,并在移民社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本文以台湾的闽粤客家移民为例,探讨民间信仰在移民社会的传承与变迁及其社会功能。

闽西连城客家源流探析

连城客家的来源,从时间上,汉民迁入连城数量最多的时段是在南宋,其次是明代和元代;从途径上,有三种:一种是从闽西其他客家县迁入,一种是从福建其他民系迁入,另一种是从江淮直接迁入连城,可见其来源相当复杂。由于相对恶劣的生存环境、战乱及外出经商等原因,连城客家从明中叶开始较大规模地向外迁移,其迁移范围相当广泛,既向省内各县市迁移,又向广东、江西、湖南、浙江、广西、台湾等省迁移,其后裔有的仍为客家人,有的成为非客家人。

清代汀州两江流域区域经济比较

清代汀州两江流域经济发展并不平衡。由于农耕条件的不同,两江流域不论是在经济作物的种植,还是在工商业活动方面,均表现出明显的差异,闽江流域上游三县比汀江流域诸县逊色得多。

明中叶的流民与南方山区的开发——以闽、粤、赣交界山区为考察中心

明中叶大量流民进入闽粤赣交界地区,一度造成当地社会秩序的失衡,但也促进了该地区的开发。山地的开垦,蓝靛、杉木等经济作物的种植,矿产的开采,新县的设置,奠定了这一地区行政区划和地域发展的格局。

合作共生与文化整合:清代台湾的闽客族群关系

清代闽、客移民在移垦台湾过程中不仅有冲突对立,还存在合作共生关系。在台湾拓垦初期,闽、客移民往往杂居共垦,协力推进台湾的开发。即使嘉庆、道光以后,在台湾北部今桃、竹、苗地区的内山开垦中,仍不乏闽、客合作的案例。在日常经济生活中,由于闽、客移民维生方式不尽相同,亦须相互依赖、互通有无。与此同时,为了约束住民,闽、客成立联庄组织,订立合约,共同维持治安,以防止分类械斗。妈祖、观音、神农大帝等全国性的神灵,成为跨族群整合的媒介,增加了闽、客之间的良性互动。闽、客族群在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互动,对清代后期闽、客族群空间整编后,跨族群地域间关系的建立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留居在闽南人优势地带的客家人,清末开始出现福佬化的倾向,族群融合得到进一步推进。

日据时期厦门的“台湾籍民”与厦台经贸关系(1895—1937)

厦门与台湾地区的经贸交流源远流长。台湾地区被日本割占后,为数众多的台湾地区人西渡厦门发展,在厦台经贸交流中扮演重要角色。在厦门的“台湾地区籍民”以从事商业活动为主,经营日货经台湾地区转口厦门的贸易,也有人从事制造业、交通运输业和农林矿渔业。除此之外,有相当部分“台湾地区籍民”进行走私活动。他们利用台湾地区总督府指定的大阪商船航线和帆船、电船,从台湾地区向厦门走私日货,还走私白银。出于日本对华经济侵略和扩张势力的图谋,台湾地区总督府和日本驻厦门领事馆纵容庇护“台湾地区籍民”走私,使“台湾地区籍民”的走私活动日益猖獗,对台、厦间的合法贸易造成较大冲击。

朱清、张瑄开拓元代海漕述评

长期以来,我国史学界对历史上著名的航海家研究很多,而那些由于情势所迫,亡命于海上的著名海盗,则被海事史研究者所忽视。譬如宋元之际活跃海上的著名海盗朱清、张瑄即是。他们的事迹一直没有受到海事史研究者的足够重视。因此,1989年,中国海交史研究会会长朱杰勤教授在为泉州海上交通博物馆建馆三十周年纪念专刊撰文时。

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简议

选官制度，是一个国家或政权选拔官吏的规程，又叫仕进制度。中国古代选官制度自三代到明清，经历了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有一些基本原理可供今人借鉴，亦可从中吸取不少有益的历史教训。本文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述：一、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发展历程；二、中国古代选官制度可供借鉴的基本原理；三、从中国古代选官制度中应吸取的历史教训。

试论明代漳泉海商

试论明代漳泉海商周雪香海商，作为市民阶层的代表始于资本主义萌芽的明代中期。明中叶以后，海商作为经济领域的异军崛起，福建漳泉海商尤为突出。明一代，漳，泉海商人数之多，活动范围之广，贸易之盛，在中国海商发展史上都是首屈一指的。考察海商发展的历史状况，对于...

苏区经济合作化的光荣模范——基于毛泽东《才溪乡调查》的考察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面临国民党当局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为了解决劳动力紧缺、剪刀差、谷贱伤农等严峻问题,才溪苏区先后创立了全苏区第一个劳动合作社、闽西苏区第一个消费合作社以及粮食合作社、犁牛合作社等互助合作组织。它们把全乡的经济生活组织起来,有力地促进了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改善了群众的生活,使才溪得以最大人力、物力支援革命战争,成为“全苏区第一个光荣的模范”,为中国革命做出了特殊贡献。

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初心的坚守和实践——以何叔衡为例

深入挖掘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初心的坚守和实践,对于当前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被誉为中央苏区“五老”之一的何叔衡,对革命初心的坚守和实践主要体现在:肃贪惩腐,纠“左”防右,体现了何叔衡禀公执法、勇于担当的品格,反映了何叔衡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情怀;遭批判撤职,矢志不渝,反映出他对党对人民的赤胆忠诚;英勇不屈,壮烈牺牲,生动诠释了他对理想和信念的坚守。

东莞市长安镇参保人社区首诊制利用效果及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了解东莞市长安镇参保人社区首诊制利用效果,并探讨其影响因素,为进一步完善首诊制服务提供依据。方法采集2012—2014年东莞市社区卫生服务信息系统中长安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相关数据,包括全中心参保人就诊率、转诊率及各站人力资源配置、基本药物品规配置数、参保人均次医疗费、覆盖区域其他医疗资源配置程度、覆盖参保人密集程度。参保人就诊率、转诊率与各指标的相关性采用Spearman相关分析。结果 3年来全中心参保人平均就诊率与全市平均水平比较〔15.35%(315.45/2 055.45)比14.32%(3 023.72/21 112.36)〕,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而平均转诊率低于全市平均水平〔11.06%(34.89/315.45)比22.60%(683.39/3 023.7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参保人社区就诊率与诊治设备配置及项目开展程度、覆盖参保人密集程度呈正相关(P<0.05);转诊率与基本药物品规配置数呈负相关(P<0.05),与覆盖区域其他卫生资源配置程度呈正相关(P<0.05)。结论长安镇参保人社区就诊率与全市平均水平持平,转诊率低于全市平均水平。为进一步提高社区首诊制的实施效果,需通过提高基本医疗诊治设备配置及开展能力,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完善基本药物制度管理,以家庭医生式服务为契机,优化参保人指定门诊就医点捆绑。

闽越的农业生产

闽越的农业生产有了一定的发展：铁制农具开始用于农耕，并与传统的“火耕水耨”耕作方法相结合，稻作农业在经济生活中占首要地位；与此同时，渔猎经济还占有一定的比重，仍是稻作农业之外的一种重要的经济补充手段，所以人们的生活是“饭稻羹鱼”。这是闽越农业经济中一个较为突出的特点。

闽越手工业生产初探

闽越手工业生产部门主要有制陶业、建筑业、冶铸业、纺织业和造船业，这些行业在先秦的基础上却有了较大的发展，有些行业的生产水平，到了西汉中期的前段（汉武帝时代的前期），已与中原内地十分接近或基本一致，在铁器的使用和制造上，表现尤其突出。闽越手工业生产既保留了许多本民族独持、合理和具有生命力的东西，同时又学习和吸收了中原的先进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