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标准在环境污染责任中的效力重塑——基于环境物理学定律的类型化分析

环境标准在环境污染责任认定中的效力问题,一直是环境法研究中颇具争议的焦点。现有理论认为现行立法对环境标准在环境污染责任认定中的效力持否定态度。由于"否定论"存在对环境污染事实重视不足、环境标准体系认识偏差以及环境标准评价要件选择错误的缺陷,导致其难以有效解决实践中的诸多问题。欲突破此困境,需要在对环境污染事实进行类型化分析、准确把握不同类型污染中环境标准体系特点以及明确环境标准功能定位的基础上,将因果关系作为环境标准的评价对象,最终通过解释论的方式,重塑环境标准在环境污染责任中的效力。

论环境罚款数额确定规则的完善

环境罚款是以威慑功能为核心的环境财产罚,欲准确确定环境罚款数额,需要科学立法和精准裁量的双重保障。现阶段环境罚款组成不完整、数额设定方式不恰当以及裁量基准体系不系统,导致环境罚款"数额低、标准不统一、裁量肆意"。在未来完善环境罚款数额确定规则的实践中,应以适当威慑为整体制度目标,对现有立法和裁量规则体系加以调整。在立法中,确立包含违法情节罚款和违法收益罚款的环境罚款组成。同时,根据不同环境罚款组成的特征,选择不同罚款设定方式,即以概括式的方式设定违法收益罚款,以数值数据式的方式设定违法情节罚款。在裁量中,运用"二维网格式"裁量基准分格技术构建裁量基准规则,并确立体系化的裁量调整规则。

论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制度化路径

“绿孔雀案”“五小叶槭案”已将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推向司法实践,但在法律规范层面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却仍未完成制度化。国内外实践表明,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具有“风险预防”“义务确认”“非终局性”的特质,司法实践所秉持的“公法私法化”路径,相较于理论研究所遵循的“私法公法化”路径,能够更好地体现并契合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特质。在“公法私法化”的路径下,应将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制度功能定位于风险规制框架下非终局性风险决策程序补充启动之诉,进而从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关系、受案范围、原告资格、审查内容、法律适用以及程序衔接六个层面,描绘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化的核心框架。

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目的及其解释适用——以“常州毒地”公益诉讼案一审判决为切入点

随着生态环境压力的不断增长,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已经成环境公共利益救济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目的是实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活动、正确解释适用法律的指引,准确把握其目的是人民法院做出公正判决的根本保障。"常州毒地"一审判决所暴露出的问题,反映了一审对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目的把握的偏差。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是在环境公益诉讼二分结构下,对环境公共利益进行司法救济的具体制度形态,其在整体环境公共利益救济体系中的地位及其对环境公共利益损害的救济方式,体现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双重目的——第一重目的:消除环境公共利益损害;第二重目的:公平合理地配置因环境公共利益损害而产生的成本,双重目的之间密切相关、相互依存、缺一不可。为保证在未来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中,法律解释适用的准确适当,须以环境公益诉讼二分论为逻辑起点;分别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定位的外部视角和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救济手段的内部视角,厘定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目的;并最终阐释其对案件裁判中法律解释适用的影响,借助目的解释方法,根据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救济环境公共利益的不同环节。以有效性为视角,构建具体的解释适用规则:第一,在评估损害状况环节以科学性为解释标准;第二,在确定救济方案环节以契合性和合理性为解释标准;第三,实施救济行为环节中以及时性为解释标准;第四,在核算损害成本环节以价值合理性为解释标准:第五,在配置损害成本环节以公平性为解释标准。

人身保险被保险人、受益人同时死亡保险金继承法律问题研究——新《保险法》第42条之反思

新《保险法》第12、18条分别规定被保险人、受益人是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由此可见两者都享有法定的保险金请求权。而实务中出现人身保险被保险人与受益人同时死亡的情况时，死亡的先后顺序对保险金给付请求权应由谁来行使具有决定作用，新近修订的《保险法》第42条中规定“受益人与被保险人在同一事件中死亡，且不能确定死亡先后顺序的，推定受益人死亡在先，保险金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并按继承法相关规定进行继承处理。但被保险人、受益人各自享有的保险金请求权的相互关系仍未得到清晰的划分，本文以人身保险合同中受益人为被保险人指定且被保险人为投保人为前提，从保险法的精神以及人身保险性质的角度出发，并通过比较法研究，分析《保险法》42条之规定并且进行相应的反思。

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构建

现有以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为具体表现的环境私人执法机制,受补偿性赔偿数额偏低的制约,无法完全实现其弥补环境法公共执法不力、威慑不足的制度功能。惩罚性赔偿因其威慑有力的特征,从而成为补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威慑水平的最优选择。私人执法和惩罚性赔偿均滥觞于"公法私法化"的浪潮之中,两者均将通过私人行为保护公共利益作为其价值目标,并且惩罚性赔偿实质上是私人执法有效实施的保障手段。在将惩罚性赔偿引入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过程中,应从功能定位、运行机理以及外部约束三个方面,把握其实现的路径,明确制度设计中所要遵循的约束条件,合理地设计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范围、数额确定规则以及赔偿金分配规则。

论环境法典总则编基本制度的构建理路

环境法典总则编中的基本制度,系上承总则编一般规定和生态环境治理体系部分,下启分则各编具体制度,外接其他部门法制度的“桥梁”。构建环境法典总则编基本制度应首先明确其作为基础性规制措施体系保障可持续发展和作为核心枢纽协调衔接环境法典内外规范的两大核心制度功能;为支撑其制度功能的实现,应以“整体观”方法体系和体系化方法确保基本制度规范的合规律性和可实施性,并通过两种方法的协同运用实现规范合规律性和可实施性的统一;进而在确定基本制度应包含的各类型具体制度,以及各制度间基本结构的基础上;最终结合“继受完善型”和“改革确认型”基本制度的特点,围绕基本制度规范应当包括的“定义与适用范围条款”“法权配置条款”“核心措施条款”以及“制度衔接条款”,形成环境法典总则编基本制度的规范设计方案。

民法典中环境侵权原因行为的立法选择-基于法学、环境科学的交叉视野

基于环境问题二分理论,修订后的《环境保护法》第64条在立法上将环境侵权的原因行为从《侵权责任法》中的污染环境拓展至污染环境和生态破坏并列的二元体系。当下正处于民法典编纂的重要历史阶段,民法典侵权责任法编中关于环境侵权原因行为的立法选择是编纂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在解决这一问题的过程中,首先,需要准确地界定环境侵权的概念,并明确其在侵权法体系中的地位;其次,借助环境科学的认识工具,准确把握其环境问题类型划分理论的发展,并基于法律规则设计的需要,合理地划分环境侵权原因行为类型;最后,鉴于环境侵权原因行为本身的复杂性和认识的阶段性,为兼顾民法典环境侵权原因行为规则的稳定性和开放性,应突破原有并列式的原因行为概括方式,代之以全补式的原因行为概括方式,将环境侵权原因行为确定为污染环境和其他破坏生态平衡的行为。

论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确认违法判决的适用规则——基于《行政诉讼法》第74条的体系解释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确认违法判决存在“适用要件解释不同”和“与其他类判决衔接适用不当”的内外双重困境。《行政诉讼法》第74条第2款第1项和第2项应适用于被告作为违法的情形,第3项应适用于被告不作为违法情形。在与其他判决衔接时,针对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的情形仅作出履行判决而不适用确认违法判决,体现履行判决的优先性,同时在判决理由部分对被告的行政不作为作宣示性否定评价。针对被告作为违法情形,基于利益衡量、撤销意义缺失和及时救济环境公益考虑,应慎用撤销判决,适用具有补充性的确认违法判决,同时亦应体现确认违法判决较之补救措施判决的基础性作用。

体系化与科学化:环境法法典化目的的二元塑造

环境法法典化的目的反映了环境法典编纂的预期结果,决定了环境法法典化的理论方案。现有环境法实质法典化论和形式法典化论,均秉持以环境法律规范体系化为内容的法典化一元目的论。然而,环境法治实践具有法治实践和科技实践的二维面向,一元目的论仅关注到法治实践面向,忽略了科技实践面向,这极大地制约了现有理论对环境法法典化实践的解释力和指导力,亟须立足于环境法治的科技实践面向,证成环境法律规范科学化是环境法法典化目的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而塑造由体系化和科学化构成的环境法法典化二元目的论。二元目的论不仅能证明环境法实质法典化论是兼顾体系化和科学化目的的最优方案,而且能通过阐释环境法法典化的目标、基本思路、具体方案与实现步骤,更加清晰地描绘环境法法典化的理论方案。

重塑国家公园集体土地权利结构体系

完善的国家公园土地权利结构体系是实现国家公园内自然生态系统严格保护和自然资源永续利用的重要支撑。不同国家公园试点区内存在不同比例的集体土地,原有由集体土地征收、集体土地租赁和保护地役权构成的国家公园集体土地权利结构体系,存在对国家公园内容集体土地多元管制需求的供给不足。塑造满足供需均衡要求的国家公园集体土地权利结构体系,需要充分运用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和民法典编纂两大历史机遇所创造的制度空间,并借鉴国家公园土地权利结构体系的域外经验,通过完善集体土地征收制度、强化集体土地使用权流转的法律保障以及确立保护地役权制度的多元路径,最终在国家公园立法中确立由集体土地征收、集体土地使用权流转以及保护地役权规范,构成的国家公园集体土地权利结构特别法规范体系。

论承包地入股登记制度的困境及规范建构

长期以来,由于土地承包经营权中身份属性的限制,承包地入股登记制度面临诸多困境,原有立法难以满足现实对承包地入股流转方式的需求。因此,中央政策和现行法律对承包地入股流转的需求予以回应,政策上不断寻求突破,法律上保留开拓制度空间。2018年《土地承包法》的修订吸收了"三权分置"的核心思想。土地经营权作为不含身份属性的财产性权利,实现了政策向法律的转化,为承包地入股登记制度的困境克服提供了契机。在新《土地承包法》的指引下,为实现土地经营权入股登记的规范建构,应当就入股登记的生效模式、期限、内容和前置性程序等方面进行完善。

论环境法典生态环境监测制度的构建理路

生态环境监测制度作为未来环境法典总则编基本制度的重要组成,在整体环境法典中扮演着生态环境信息“收集器”的重要角色。确立环境法典中生态环境监测制度的规范设计方案,需在全面梳理现有生态环境监测制度规范、揭示其与环境法典编纂目标间存在抵牾的基础上,准确把握生态环境监测制度所承载的,为生态环境利用行为监督管理和环境治理决策提供信息保障的外部功能,以及确保生态环境监测数据客观性、真实性、合法性和共享性的内部功能;进而分别以制度功能和适用领域为类型化依据,确立环境法典中生态环境监测制度的纵向和横向类型体系;最终运用“提取公因式”以及“设置授权规范”等立法技术,形成由“总则编中基本制度规范”、“分则各编一般规定中的共同性、一般性规范”和“分则各编具体规定中的具体性、例外性规范”组成的多层次生态环境监测制度规范设计方案。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其中,人民对于美好环境要求的日益增长与我国不断恶化的生态环境状况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环境保护领域的重要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