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类型场所女性性工作者的健康观念和自我保健分析

本研究坚持人类学的整体论视角和对情境的关注,按场所人数和收费标准将女性性工作者(FSW)工作场所分为路边发廊、休闲会所、宾馆桑拿、KTV四类,并对不同类型场所FSW的健康观念和自我保健实践进行分析,结论如下:不同类型场所FSW的主观风险意识与她们对场所的认知和分类密切相关;KTV的FSW的主观健康风险与其他场所相比更高;受年龄和阅历影响路边桑拿和休闲阁的FSW自我保护意识更强;FSW的自我保健实践与经验和惯习密切相关,与科学话语主导的健康宣传未必相容。

与阿里耶斯对话——就死亡地点讨论纳西族死亡观

根据法国历史学家菲利普·阿里耶斯研究,中世纪以来西方人对死亡的态度由于宗教情怀曾十分坦然,所以死亡的过程和死亡本身可称为"驯服的死亡"。而到20世纪中叶,死亡的观念和处理死亡的方式不但被世俗化,而且被医学化。考虑到西方人死亡观念的演变和现代医学对死亡处理方式的影响,阿里耶斯认为,传统"驯服的死亡"到20世纪50年代已被"野蛮的死亡"替代。与阿里耶斯的观点不同,云南丽江纳西族在民间信仰的影响下,仍然推崇应该发生在家中的"驯服的死亡",虽说在部分纳西族人中,"野蛮的死亡"已成为制度化惯习。

从共有看共生:斐济乡村的共同体实践

斐济村庄共同体对“共享”的认同和共生的伦理实践,与现行基于共有的土地制度密不可分,主要表现为村庄的土地共有和房屋共享两种基本形态,是当地社会共生文化意义和象征的基础。共有是斐济地方物权基本所有形式,且作为斐济乡村的基础性力量贯穿于村民的日常生活实践之中,在乡村共生地方文化形成与实践过程中起到了整合性的作用。

文化自觉的艰巨性及可能性——关于斐济民工与中国工人互动的考察分析

中国外援斐济修路的项目营地无形中成为斐济民工和中国工人文化互动的场域。双方产生的摩擦说明了跨文化互动中达到文化自觉境界的艰巨性,但也由此成为了解对方文化的特殊际遇,不失为反思自身文化的破冰之旅。文化反思促发文化自觉,使双方对自我文化和对方文化有了更深的理解和欣赏。

洁净与秩序——从斐济田村的清洁运动谈起

蕴含道德情感色彩的概念与表征——清洁,在当地人的话语和实践中被形塑。在斐济田村清洁相关观念及其实践的表述和呈现中,彰显出当地人在洁净和肮脏认知上的分歧和共识,以及与秩序生活间的关系。清洁和污秽不仅是分类体系的表征,也被理解为一个过程,一个分类体系在历史进程中被不同力量形塑和建构的过程。群体间不同个体对既有分类体系理解的差异,部分源于个体参与的地方权力竞争。权力竞争引发既有社会结构和秩序格局的变动和失衡,而社会秩序动态平衡的实现,又有赖于群体成员深层认同的表述和道德共识的达成。

艾滋病歧视的根源与反歧视策略研究

国内现有关于艾滋病污名与歧视的研究大多假定在歧视艾滋病与艾滋病知识之间存在负相关,并通过基线调查、干预试验与干预后调查来验证这一假设,继而提出通过传播艾滋病知识进行健康教育消除歧视的策略。然而,恰恰是人们所掌握的艾滋病知识与信息而不是无知导致了污名与歧视。因此,考察人们获取艾滋病相关信息的途径以及这些信息对其认知、行为的影响,才是挖掘歧视的根源的关键。本研究从承载艾滋病相关知识与信息的健康教育材料以及艾滋病防治活动过程中医疗卫生工作人员与目标人群的互动入手,考察艾滋病歧视产生的根源,并提出相应的反歧视策略。

跨越历史的生命之舍——自梳女居所“冰玉堂”作为生命空间的人类学研究

通过对冰玉堂历史和功能变化的描述与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冰玉堂筹建、使用和重修的历史过程,也是自梳女寻求群体内部认同和社区认同的历史,展现出自梳女与地方社会的紧密连接。冰玉堂不仅是自梳女的居所和养老之所,也是自梳女灵魂的归宿,承载和融汇了自梳女的美德和历史,成为后人追忆她们不朽精神的生命空间。然而,随着自梳女生命走向终结以及后期的商业开发,冰玉堂渐渐褪去作为自梳女生命空间的意义,转化成当地政府和旅游公司主控的商业空间。

作为视觉民族志文本的人类学绘画--以“人类学绘画的多学科表达”展参展作品为例

人类学家庄孔韶策划的画展“人类学绘画的多学科表达”展出了多幅近年国内外人类学绘画作品,从文化阐释、田野记录、研究互动等多维度展现了人类学绘画作为视觉民族志文本在文化表达、文化制作等方面相较于传统民族志文本所具有的优势。人类学绘画将民族志合作生产的过程并置,是与文字的民族志文本并行的人类学研究方法,对人类学学科由知识生产进一步转为文化生产进行了有益探索。

艾滋病健康教育材料的文化适宜性——以柳州市的评估研究为例

政府每年投入大量经费开发制作艾滋病健康教育材料用于艾滋病防治工作,然而以公共卫生与健康传播专家为主导制作出来的教育材料的文化适宜性很少得到关注。采用人类学的评估研究方法,以柳州市常用的艾滋病健康教育材料为对象,考察这些材料的文化适宜性与效度,并就健康教育材料的制作提出建议。

社区网络基础上的宗教力量参与艾滋病防治

本文针对少数民族社区的特点,在案例研究方法基础上,讲述了中英艾滋病策略支持项目(CHARTS项目)推动下甘肃省根据不同社区特点开发相应的防治策略。CHARTS项目将社区防治网络和清真寺一起纳入艾滋病宣传和防治。社区通过自身组织将艾滋病防治与日常工作结合,并依托自身组织资源优势,整合社区资源,编织社区防治艾滋病网络,动员社区宗教力量参与,发挥了民间文化资源及宗教力量在防治艾滋病方面的影响力。

相遇之后:斐济华商的生存适应

本研究通过对斐济中小华商的实地调研①,以知遇民族志的分析框架揭示了"新老华人"之分形成的原因在于其不同生存适应策略的选择,不同于知遇民族志通常关注移民国文化变迁的视角,转而着重关注外来移民者群体内部及其与移入地文化相遇后的适应及意义。新老华商在斐济的生存适应过程中,形成了"顺适应"和"逆适应"两种涵化类型,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前者保持中国原文化特征,同时也理解、尊重移居地斐济的共享文化,以及积极参与当地生活,进而遇而相知,知而相融;后者却遇而难知,知而不全,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侧重基本营商规律和遵循资本驱动逻辑,对当地文化的探索与理解还有加深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