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末五代少数民族政权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唐末五代易代之际,沙陀与契丹均建立了封建政权,他们在政治上承袭唐代典章制度,沿用中华礼乐文化,接续儒家正统观念;在教育方面,大兴文教,举办学宫或府、州、县学,普及儒家教育,培养了大量人才;在语言文字方面,他们用汉语作为通用语,使用汉语书写官方文书和日常文书,创作诗文,传承并丰富了中华文化,建立了认同中华文化的思想基础。历史事实证明,中华文化是各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本所在。

论唐末易代文人的焦虑心态及文学书写——以杨凝式、冯道、和凝为考察中心

唐末五代易代之时,许多文人历仕多朝,几易其主,虽在各朝贵为权臣,但实为贰臣,他们对此心存焦虑。易主而从,实在是政权鼎革高压下畏祸顺受、艰难委身的无奈之举。因德行有亏,故其文多自我辩白之意。为缓解德行与声名焦虑,他们一方面通过游心释老获得心灵的慰藉,另一方面也试图通过立言以求不朽。在现实中,他们力图救世济民,获得心灵的慰藉;同时,采取随运任化的处世方式和人生取向,因而也表现出超然放旷的态度。他们熟知前朝旧制,吏能突出,安抚百姓,赢得当政者的信任和倚重,其中以杨凝式、冯道、和凝等人为代表。观照他们在易代之际心态的多面性、复杂性,可以从另一个侧面了解唐末易代之际贰臣的生存状态,加深对唐末易代文学的研究。

金元之际契丹文士的焦虑意识及文学表达——以耶律楚材家族为中心

金元易代之际,契丹文士表现出身份与文化的双重焦虑,在诗文中则表达仕与隐的徘徊与矛盾。耶律楚材家族在金元之际,有多人位居高官,表面看似荣耀,实则在政治的夹缝中处处受到排挤,面临痛苦而艰难的文化适应问题。这些情况或隐或显地存在于他们的诗文作品中。耶律履、耶律楚材、耶律铸分别代表金朝,金元易代之际和蒙元三个时期的契丹文士,他们在诗文中或表达进退失据的惆怅与失意,或言说仕与隐的矛盾,或抒发借酒浇愁、超然物外的情怀,反映了金元时期契丹文士的生存处境。

论耶律楚材家族之婚娶与融合

耶律楚材家族横跨辽金元三代,文献资料保存较为完整,世系比较清晰,具有典型性,以其作为契丹家族的代表进行研究,可以管窥契丹人多元融合的轨迹。从耶律楚材先祖辽代皇室婚娶情况来看,皇后多为回鹘人后裔;皇室成员所娶,则还有汉人与其他不详族属的女子。金元时期,耶律楚材家族则与女真、蒙古、汉、畏兀儿等族群人通婚,至元末明初,最终完成多元融合的进程。综观中国历史上各族群的迁徙、交流交融情况,可见中华民族的多元统一,既是历史事实,亦为历史发展的必然。

浅论刘亮程散文中的生态美学意蕴

在新疆作家的作品中,表达对自然界生命的亲近感和平等感是潜意识的产物,不需要任何假饰,蕴含着浓厚的生态美学意蕴。新疆本土散文作家刘亮程把观照者、观照物与创作主体融为一体,用拟人化的叙事手法赋予了动植物以人的思想意识,运用内视角的叙事方式,把自己幻化成他所观照的事物,再现了一个和谐纯美的生态村庄,同时也隐括出自然生命的哲学辩证思想,显现了自然圆融的生态美学意境。

论辽代契丹作家汉语创作的特色

契丹人在学习并熟练掌握汉语的基础上进行大量创作,由于其文化、性格、教育、仕进、宗族形制等方面与汉人不同,从而使其文学豪健张扬,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契丹文学。辽代契丹作家汉语创作的特色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皇室首先参与并积极推动,二是诗文结集与家族文学的出现,三是女性文学创作成就突出。契丹人的汉语文学创作,使中华文学的丰富性与多样性特点得以充分体现,同时也为推动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化进程做出了贡献。

浅论新疆生态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

党的十七大报告第一次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并把它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项重要目标。理论和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在新疆这样一个生态环境比较脆弱的地区，如果没有一整套符合新疆区情的理论体系，建设生态文明恐怕会走许多弯路。

略论耶律楚材父子的青藏诗

史书和方志中尚未发现契丹人进入青藏地区的记载。但我们从现存的诗文集中发现元代丞相耶律铸曾经进入青藏地区,并创作了《夜泊青海》和《逻逤》诗。其父耶律楚材也有两首涉及青藏的诗。耶律楚材父子的这些诗是青藏地区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这些诗还具有补史之阙的价值,值得重视和研究。

浅论周涛散文中的生态美学意蕴

新疆作家周涛的散文远离现代与后现代的先锋与实验文学,突破了人本主义价值体系,消解并进一步颠覆了文学的"逻各斯中心",始终保持在家园感并以自觉的生态审美与创作视角,表现出对自然生态与生命的终极关怀,引发了我们对"诗意栖居"的深层思考,体现出自然生态美学与人文伦理生态美学的和谐与共生,具有深层的生态美学意蕴。

《金史》阙载耶律履使宋事迹考补

辽金之时,契丹文人的活动地域多在黄河以北。通过查考宋金两方的文献,可知契丹文学家耶律履曾经使宋至杭州。此事在耶律履生平中至关重要,成为其晚年得志、集两朝皇帝宠信于一身的重大转折点。《金史》本传未载此事,从而出现缺漏。耶律履被派使宋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在朝任职时间长,自身素质高;二是世宗准备重用和提拔耶律履;三是耶律履精于绘画,此次使宋可能另有任务。修撰《耶律履年谱》或"耶律履小传"时应补入其使宋之事,以求史实完整。

耶律楚材在西域的交游及诗文创作

1219年,成吉思汗远征西域,耶律楚材扈从征讨,在西域居住近十年,创作了130余首西域诗,返回燕京(今北京)之后,他又撰写了《西游录》两卷。耶律楚材在西域与王君玉、丘处机、郑师真、蒲察七斤、李世昌等人交往较多,且有相当数量的汉语诗文作品。耶律楚材与这些人的交游及诗文作品证明了汉文化在当时的西域流播较广,因而对研究西域历史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陶渊明《乞食》诗新论

以"乞食"为题写诗,在中国诗歌史上极为罕见,陶渊明是第一个作《乞食》诗,也是唯一把"乞食"写得生动逼真的诗人。前人解读此诗时众说纷纭,至今未有定论。结合《宋书》记载和诗歌内容,可证诗题之"乞食"并非写实。再对诗歌进行场景还原,可以推断此诗作于席间,乃席间酬赠诗。陶渊明以"乞食"为题作诗的原因有四:第一,陶渊明质性自然,率真旷达,并没有真正以"乞食"为意。第二,受东晋士人有意傲岸独立风气的影响。第三,陶渊明雅谑自嘲,以"乞食"作为"诉穷说苦"的诙谐表达方式。第四,借用佛教"托钵乞食"的词语。

耶律履作品存佚情况考辨

据史料和目录学著作记载,金代契丹文学家耶律履除《乙未元历》外,还有文集十五卷,但目前大多已亡佚。本文在前人基础上,对其《次韵仲贾勉酒》、《天竺三藏吽哈啰悉利幢记》等作品进行考辨辑佚,使其著作存佚情况得以完整呈现出来。

论耶律履对陶渊明和苏轼的接受

金代契丹作家耶律履从思想到创作都学习陶渊明和苏轼,是契丹文学史上较为独特的现象。究其崇陶的原因,一是其受先祖耶律倍的影响,二是辽亡金兴的时代背景使然,三是由仰慕苏轼而及陶渊明。而辽、金时期推崇苏轼的文化背景,则是耶律履诗词学苏的重要原因。契丹人学习融化陶、苏并能自创,说明文学并无边界,中华文学乃多元有机之整体。

耶律楚材为中书令诸问题之探讨

对于耶律楚材是否曾任中书令一职,有学者提出质疑,认为中书令乃耶律楚材"窃号自娱"。历史研究需有正确的史学观并采用切实可信的史料。现存金石碑刻,证明元太宗时确已设立中书省,而耶律楚材任中书省长官,当时官职称呼乃蒙文和汉文同时并行,根据中书令的职责以及当时人对他的称呼,可以断定,耶律楚材当时实际行使着中书令的职权,称其为中书令毫不为过。关于其官居相位之问题,除了史书记载之外,尚可在其诗文中找到内证,在其亲朋好友及南宋官员的诗文中找到旁证。因朝中为相者并非只有耶律楚材一人,其权力必定分散,今人对其进行评价不可过于求全责备。

论耶律楚材家族的儒学教育及对儒学的贡献

接受儒学教育对我国古代游牧族群融入中华民族具有深远影响。契丹耶律氏家族世代习儒,是少数民族中较为独特的现象。辽初,儒家经籍及思想已为契丹统治者所熟知和接受,其后,皇家将儒家经典颁赐学校,儒学教育渐渐普及。金元时期,耶律楚材家族成员或翻译、传播儒家经籍,或提高儒学地位、保护儒生、撰写儒学著作,或继承儒道、教授儒学,或在高丽倡导儒学,进行跨国传播,都对儒学的继承和发扬做出了较大的贡献。

论新疆生态文化的发展与建设

古西域各族人民积淀下来的生态文化,是今天新疆生态文化建设的坚实基础。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是科学发展观的一种体现。新疆生态文化建设应以政府为主导,深入开展理论研究,使生态文化建设制度化、科学化;保持、发展和建设多元性的生态文化;提高各族人民的受教育水平和生态认知水平;将生态文化的教育和宣传内化为行为准则;组织文艺工作者创作生态文艺作品,发挥潜移默化的作用。

新疆生态文明建设对策探析

在新疆进行生态文明建设应从以下六个方面入手:成立专门机构,统筹协调生态文明建设各项工作;设立生态文明建设研究课题,进行理论探讨和总结;进行生态立法,创造良好的生态文明建设法制环境;节约能源、资源,发展低碳环保的循环经济;借力对口支援,推进合作与交流;加大宣传力度,弘扬生态文化观念。

论辽代耶律倍家族的汉语文学创作

辽代学习汉语的契丹人很多,形成了中国早期的双语学习现象。其中,耶律倍皇室家族不仅熟练地运用汉语进行交流和翻译,而且创作了出大量的汉语文学作品。耶律倍家族的汉语创作可大致分为辽初期、中期和后期三个阶段,其中以中期的汉语文学创作为最盛,集中表现为诗文的结集和家族女性文学的创作。

论契丹文学的二元同构

契丹人建立辽朝之后,一方面接受和学习中原王朝的政治、经济、法律、教育、文化等制度,另一方面,在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驱动下,创制契丹文字,发展契丹文化,从而使其社会生活和文化的诸多方面表现出二元状态。契丹文学受此影响,呈现出二元同构的特征,具体表现为双语创作与翻译的二元并行、双语合璧的二元共生、思想文化的二元混融三个阶段,反映了契丹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展现出契丹文化与汉文化、契丹文学与汉文学同构中华文化、中国文学的过程,充分证明了中华文化与中国文学的多元融合与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