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庆国诗歌对时代与生活的应力及表现

诗歌总是及时地回应着人们对时代变迁的感悟。牛庆国的诗设喻巧妙,语言朴素而富有“人间烟火气息”,以看似平凡无奇的雨雪、花草、黄土、沟窑等意象作为生命世界的文化符号,梳理着乡土大地的历史记忆,将诗意蕴藏于看似重复的形式中。在审视被现代社会文化“熔断”或隔离的亲情中,对城市文明和乡村文化圈既没有一味地批判,也没有沉溺于赞美或歌颂,而是以温和而随性的调子抒发着生命故事的主体精神,诚恳地表达着现代人在新时代的现代情绪,彰显了滚烫的热情与冷静的思辨相结合的诗风,显示了新世纪诗歌中地域的中国化、集体记忆的史诗化特点。

民间生态智慧的传承与“非遗”的价值新估——兼论河西宝卷的当代文化价值

国家认定的"非遗"是中华民族历史记忆中熔铸了民族智慧和经验的重要文化符号。河西宝卷是彰显"走廊文明"和河西民间生态的"非遗"形式之一,其文本含蕴了河西人民的关怀伦理和价值诉求;宝卷活动体现了河西人民传承中华经验的"自组织"形式。作为陶冶精神和滋养宗亲惯习的资源,作为河西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河西宝卷活动演绎了河西大地的民风、民俗和文化仪式,积淀了济世立人的民间智慧。对河西宝卷这类"非遗"的保护不应仅以其经济实用性来决定保护的力度,还应侧重其对民众文化心理的滋养和理想预期的认同与肯定。

“非虚构”的人类学观察

"非虚构"是指以客观纪实为核心特征的叙事方法和叙事作品,将"非虚构"放置在人类学的学科背景中更易于彰显"非虚构"的价值意义。"非虚构"通过客观真实的叙事形塑社会和人生的镜像,可以帮助人们在社会认知中保持"整体观"和"公共"视角,在"参与观察"实践中警醒"多元文化"认同理性,在梳理事实中推进社会的发展。

河西宝卷对走廊文化的注解及其当代价值

河西民俗传统、民间信仰、家园观念等民间文化都是时代主流文化在河西地区不断沉积的结果,历史铸造了河西是一个多元文化"共生"的环境;河西宝卷是在河西这一特殊地域中经历了文化"潮汐"传承下来的,给我们的认识经验是:传承华夏文明即要延续家园向往的保障力,创新华夏文明不能将地方和中央分离,正如不能将"人"和国家分割为面对面的"个体",而是知行合一的"共同体",要真切把握文化之中的"人"的切实需求。

知识分子的和谐理想及其文学表达——以郭沫若的《女神》为例

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追求的社会理想之一便是"和谐"。从郭沫若来看,"和谐"既是《女神》彰显的社会理想,也是其强调的人生追求。"和谐"包括个体的"人的和谐"和整体的"社会的和谐"。个体的"和谐"需通过正视自我、追求自由、坚守平等、破旧立新、超越现实,以达到人的情感与意志、道德、信仰相和谐。社会整体的"和谐"主要通过将物人化、将人神化、人与物相统一、"天人一体"化,以促进社会政治体制的合情合理化,从而达到民族的复兴和社会全体的自由欢唱。

河西宝卷中生存智慧和民间生态的建构与传播

河西宝卷是一种融音乐、宗教仪式、说唱艺术和文学为一体的民间曲艺,也是曾经流行于河西走廊的一种生活方式。河西宝卷中渗透的因果报应、求善免灾、天佑人权的思想和劝人为善的理念,体现了老百姓自发组织、自行教育的传承习俗和自我维系、延传的生存智慧。

“弃妇”与李金发的多重象征

本文从李金发留学法国接受象征主义的背景因素到其接受象征主义后的情况,阐述了他诗歌中的象征的多重意向:象征的主体和象征对象既是个体的,也是整体的。

论审美客体的主体性提升——以象征派诗歌为例

在象征主义诗歌的阅读和创作过程中,意象既是对象,又是创作和阅读的主体与客体转换主客体关系的平台;意象激励着创作和阅读的进行,也激励着读者在审美活动中的主体性提升。读者在作者创作作品时是审美客体,在阅读作品时又会成为审美主体。读者一般要通过五种方式来转换、提升自己的主体性:一是认读意象,唤醒记忆。二是产生联想,引发共鸣。三是糅合自己,寻找自我。四是驻留想象,刻意索取。五是在阅读快感中宣泄自己,超拔自我。读者主体性的提升是循环的、连续的,也会因时、因地、因人、因景之不同而不同。

个体与整体、主体与客体的互涉——论李金发诗中的多维象征

受象征主义的影响,李金发走上了象征主义的道路,他的诗歌中有着多维意象:象征主体(诗人和诗中的抒情主人公)和象征客体(被表现和被用来表现、象征的对象)之间的意合神涉,象征的个体与整体之间的契合互涉。

《蜀相》新解

《蜀相》是杜甫于公元760年在成都游武侯祠之后写的一首七言律诗,历来被解释为凭吊武侯、叹惋名相,在对诸葛亮敬仰、歌颂的同时,表达了自己伤感、惋惜的情怀。譬如人教版的教师教学用书中是这样导读的：《蜀相》的主旨是歌颂诸葛亮的才智和功业,同时惋惜他的壮志未酬，读时须把握伤感、叹惋的基调；且认为杜甫于安史之乱中投奔肃宗，不久又被“移官”华州，从此郁郁不得志，因此，入蜀后他便怀着崇敬的心情去瞻仰武侯祠，借此抒发自己的抱负。

反抗绝望的绝望——从《呐喊》《彷徨》中的小孩子形象看鲁迅的精神困境

本文通过《呐喊》、《彷徨》中小孩子形象,分析了鲁迅“树人”的希望中蕴涵的反抗愚昧、反抗绝望的心灵指向,在“铁屋子”的现实“场”境中,“死亡”直逼生存,“树”而不起,从而承受为反抗绝望而必经的绝望之境。

一部挑战“成见”的“新编”小说——评《奄吞秦汉:隋炀大帝》

《奄吞秦汉:隋炀大帝》以史传小说的形式,为隋炀帝杨广"翻案",称杨广为"沉冤千载""建树最多"的"历史雄杰",倾心揭示了隋炀帝在开凿京杭大运河、联通西域、科考举才等方面的丰功伟绩。作品虚构了诸多细节,着重叙述了隋炀帝有功于当今社会的这一面,试图反驳"骄奢淫逸"和"暴戾"论,改变多年来人们评论隋炀帝的"成见"。所以作品在塑造人物形象时,选择性地讲述了杨广的故事,未能全面地刻画出人性的丰富性,对杨广之不为世人所解和接受的行为从略就简,在政治意识下引导读者,显得预设在先,而且刻意褒扬之心明显,没能真正坚持非虚构创作的原则,不仅使得形象"反转"要接受诸多质疑和挑战,也使得作品减弱了艺术感染力和真实性。

大小舞台上的人生凝聚——论曹禺戏剧中的“堆积”意向

"堆积"是曹禺戏剧创作中的一独特意向,这种意向有的可从曹禺的文学活动中看到,有的是他诉诸文学作品、读者从中归纳领悟到的。在曹禺所审视的大大小小的人生舞台上,他把不同地位、不同性格、不同命运的人物堆积到同一戏剧环境里,把积久的矛盾冲突、欲望、情愫堆积在某几个人物身上,把几代人的生命轨迹堆积在某一时段里加以展示,用戏剧的外形、诗的内核,关照社会,思考人性,审视命运,从而获得了超强的艺术感染力和震慑力。

行医·流浪·悟诗——论杜风人诗歌的主体意识及其特色

杜风人是一位以医生为职业、流浪意识和"主体"意识很强的诗人。他以现实生活中的草本万物为意象,从文化、医生和诗人三重视角出发,以乡愁意识、百姓意识、生态意识和"中和"意识为基本命题,使用寓言、"互文"、"比兴"等手法,审视了民生问题、人性问题、民族传统等,表现了"游子"回望家园的惆怅和对"和谐家园"的期盼,也表现了一个行医诗人的"好生之德"和"为生民立命"的主体意识。诗中充满了文化思辨色彩,在诗歌视角上具有独特价值。

“非虚构”的文体维度与功能期待

"非虚构"在近年成为大家较为关注的话题,"非虚构"并不等于"零虚构",可理解为"轻虚构"。纪录并呈现事实的创作方法、来自真实生活的题材和内容、具有可靠性的特殊文本是衡量"非虚构"的维度。"非虚构"文本包括文字读本和音像文本。文字文本在文体方面有报告文学、传记、游记、日记等多种形态,评论切入点和评价重心也各有侧重。"非虚构"可培植人们在社会现实中捕捉讯息的敏感、及时判断的自觉、参与言说的主体意识,人们对"非虚构文学"充满期待。

借助“经典”显“原型”——从意象看《女神》的抒情世界

《女神》中涉猎了很多"经典"的意象,这些意象的特点、寓意都与诗人的情愫紧密联系。意象表现了诗人深深的渺小感和对"大"的渴望,以及诗人希望通过政治体制的重建来实现其抱负的思想,从而展示了诗人的"君子"人格追求,彰显了《女神》中的基本"原型"为"怀才不遇"的情思和积极"入仕"的愿望。

熔铸传统的“揉面”艺术——论汪曾祺散文中的和谐美

本文从作家汪曾祺散文中的主题思想与语言形式特性等方面论述了其散文的和谐美,即"揉"合民族文化的传统与"五四"新文化的精神和美学追求,论述了"揉"这一特性在具体的语言艺术中的体现。这一独特的艺术特色体现了传承中国传统文化,贯通古典主义与现代性的创作精神。

王登学丝路之歌评述

王登学的诗歌主要以甘肃省民乐县为地域中心,展示了河西走廊朴实而简约的民风民俗和悠长而绵密的丝路情怀。他的诗歌探索了丝绸之路的文化底蕴在河西父老身上的现代表征,并以丝路人的缜密和矜持表现了河西人民的现代生活情态与感念。

家园文化调适与河西宝卷的当代文化价值

家园是人类在现实和精神世界中同步建构的文化空间,河西宝卷中的"家园"情结是宝卷叙事的母题,河西走廊文明在宝卷"家园"母题的演绎中交织于"起卷""抄卷""念卷""藏卷"等宝卷活动中,传递着爱家、重宗亲和笃善崇诚、护卫家园的忧思与期望。爱人、爱己与爱家是慑欲宁神、警觉心知、统构意志和达至"共生"的生命理性,也是河西宝卷这一"非遗"中的主旨经验,宝卷活动及其历史意义诠释了现代人建设家园、家园文化调适的历史经验。

《汉语大词典》漏收敦煌愿文词目补释(一)

《汉语大词典》为国内最具权威的大型语文辞典,在收词立目、释义探源等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是由于词目浩繁、时间紧迫,失误疏漏在所难免。此文以敦煌愿文为研究对象,对其中几则词语进行训释,以补充《汉语大词典》在收词方面的疏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