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菲尼斯的自然法理论辩护——与刘清平教授商榷

菲尼斯伦理自然法理论构建的整体意图是基于当代哲学语境为自然法命题辩护,他立足于三个立场——事实与价值的分离、价值的多元主义以及自然法与上帝的分离——来实现这一意图。针对这一构建,刘清平教授作出了三点批判。他认为,菲尼斯没有贯彻事实与价值的二分法,并且混淆了基本善和道德要求,最终将信仰引入了理论构建中。在对菲尼斯批判的过程中,刘清平教授不仅误解和混淆了菲尼斯文本中的诸多概念,同时也未能把握其理论构建的整体意图,其所认为的菲尼斯文本中相互矛盾的表述实则是融贯的。

从努斯到伦理学——论《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努斯的意义与作用

＂努斯＂（Nous）是西方哲学中重要的范畴,它作为一个哲学概念首先由阿那克萨哥拉提出,随后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将努斯理解为为人类所特有的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在这一转化中努斯构成了人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的基础,也即人的＂知＂和＂行＂统一的基础。在这个层面上,人通过＂知＂和＂行＂进一步导向人类的价值追求对象——德性和幸福,从而构成了亚里士多德整个伦理学的体系。

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对“共同善”的维护

"共同善"这一概念的内涵有双重维度:第一,作为个人完满的"共同善",也即所有个体都以某种方式的自我实现为最终导向;第二,作为协作之善的"共同善",也即我们在政治哲学中所说的"公共善",这样的协作之善构成了所有人自我实现的不可或缺的基础。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一个直接危害就是对"共同善"的损害,这不仅仅体现在对生命这样一个个人完满的基本方面的剥夺,也体现在对一个人的长远的自我实现的影响。疫情暴发以来,我国全面、迅速以及有效的防控手段都体现出了对"共同善"的维护,包括对生命、财富、个人尊严等作为个人完满之善的维护,而此次全国上下一心的行动本身就是一种"协作之善"。"共同善"的维护不仅是我们疫情防控的导向和目标,同时它也给我们的疫情防控提出了更高的道德要求:第一,永远将人当成目的,而不是手段;第二,在每一个行动之中都要尊重每一个"共同善"。

自决与正义——论行动中的道德理由

行动中的一个理由之所以被称为“道德理由”在于两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内在主动的筹划以及由此构建起的价值目标。在形式上,实践理性面向自我实现构建起价值目标,这一目标进而给我们的行动提供了规范力及指引力,从而形成了道德理由。在内容上,道德理由可区分为作为核心情形的道德理由与作为边缘情形的道德理由,道德理由的核心情形永远建立在正义的秩序之上,按照这一秩序,一个人的道德考量不仅对自身来说是善的,并且对他人来说也是善的。在实践上,在构成我们行动的各种理由中,道德的理由是我们所有理由中的核心情形,而在道德理由中,基于正义的道德理由又是所有道德理由的核心情形,从而,在实践领域中,基于正义的道德行动占据了实践生活的核心地位。

走出连续体的迷宫——对莱布尼茨统一思维与存在的再解读

思维与存在的统一问题是近代形而上学的核心问题,对于莱布尼茨来说,“前定和谐说”是他解决这一难题为众人所熟知的理论,但这一学说并不是莱布尼茨统一思维与存在工作的全部逻辑展开。莱布尼茨统一两者的思索始于他对唯理论的先驱笛卡儿以及斯宾诺莎解决这一问题的考察,他试图化解他们的体系中本体论意义上的“精神”和“物质”的对立,并且将本体论的任务——形而上学实体的悬设和认识论的任务——思维与存在的统一在同一个环节中完成。正是通过走出连续体的迷宫,莱布尼茨将整个世界还原为了一个纯然精神性的单子世界,并且更为重要的是,单子作为实体,其概念之中本身已经包括了对于世界的全部知识。精神和物质的对立消失了,本体论和认识论在“单子”中得到了统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走出连续体的迷宫既是莱布尼茨哲学的起点,也内在地包含了其哲学的最终归宿。虽然这样的一种尝试最终使他陷入了更大的困难,但是对于统一思维与存在,莱布尼茨通过走出连续体的迷宫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于传统唯理论者的新的思路。

论国际交往中国家自由意志的实现

自由意志是个人根据自己的判断不受阻碍地进行选择（或选择自己行为）的能力，国家作为人格，它像个人一样拥有自由意志。自由意志的实现包含主观选择的实现和客观效果的实现两个方面，前者产生自由意志在形式上的实现，后者则产生自由意志在实质上的实现；其中，形式的自由意志的实现为实现自由意志提供了价值目标，实质的自由意志的实现则要求在现实的经验社会中以形式自由意志的实现为目标最大限度地实现国家的自由意志。在实质上，国家自由意志的实现可能为善，可能为恶。由于一个国家为善的自由意志的实现可以增加所有国家在实现意志中的整体自由，而它的为恶的自由意志的实现则会妨碍所有国家在实现意志中的整体自由，因此，任何国家都应该在遵循正义原则的基础之上，通过内在自律和外在限制来控制自己自由意志的实现程度，确保所有参与国际交往的国家都能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自由意志，从而实现更大的整体自由。

善由何而来——约翰·菲尼斯的解释

菲尼斯的伦理学的基本立场是,我们不能够从一个事实命题前进到一个道德命题。这也表明了,在善由何而来的问题上,我们不能够从一个自然的事实出发推出一个道德上的善。善来自实践理性的构建,这样一个构建的起点不是一个事实的知识,而是一个实践的、生活的世界,一个能够给我们提供各种机遇和可能性的世界。进而,通过实践性理解的方式,我们在实践的世界中将留意到的某种“倾向”把握为一种能在未来提升我们完满的可能性或是机遇,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即是善。虽然实践理性的这一把握最终预设了某种“人性”的因素,但是这样一种人性的学说在菲尼斯那里并不是一种“事实的”人性学说,而是被善所规定了的人性学说,也即是菲尼斯所称的“实践的”人性学说,这样一种处理人性的方式也构成了菲尼斯在回答善由何而来这一问题上的核心线索。当展现了这一线索,我们会发现菲尼斯在处理善由何而来这一问题上采用的完全是一种辩证的方法。

探析康德的范畴说——使真正的科学知识成为可能

在康德看来,要想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知识,必须从“经验”开始,并且要有人的主观条件的参与。在这一基础上,康德假设了这一认识的主观条件即范畴,通过范畴,人们可以为现象中的经验杂多提供统一性,将主观条件和客观对象统一起来,范畴的这一统一性根据来自纯粹统觉的综合统一性原理,这一原理也是康德哲学的最高原理和始点。通过范畴学说的提出,康德完成了人类认识论史上的“哥白尼式革命”,确立了他的“人为自然立法”准则,在这一立法中,范畴即是法官和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