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劳动力流动健康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

2020年“七普”数据显示中国流动人口3.76亿人,“流动中国”格局已然形成。健康影响着劳动力流动决策,流动对劳动力健康也产生广泛影响。一方面,流动者面临更大的健康风险,在流入地生活和工作环境较差、社会融入感不强,其健康问题值得关注;另一方面,流动者从低效率产业向高效率产业、从低收入就业岗位向高收入就业岗位转移,增进了个人资源积累,可以对健康资本进行更多投资。中国劳动力发生流动行为后的健康水平是否得到改善?引起流动者健康改善的发生机制是什么?劳动力短期和长期流动是否存在传统的“流行病学悖论”?为回答这些问题,本研究基于Grossman健康需求模型构建包括收入、流动决策和健康的理论分析框架,解析劳动力流动行为与健康效应的关系。理论分析表明如果流动者的健康投入效应大于其他产品投入带来的潜在负向效应,则劳动力流动行为对健康效应具有正向影响。基于此,本研究进一步采用CFPS2014-2018年面板数据和有序Probit模型实证检验我国劳动力流动的健康效应和作用机制。实证研究发现劳动力流动有着显著的健康促进效应,在剔除劳动力自我选择效应后结果依然稳健;分异估计表明具有农业户籍、流入高收入地区和优质医疗资源集聚区,劳动力流动的健康促进效应更为明显;机制分析发现影响流动劳动力健康效应的主要机制是收入水平、社会资本以及在流入地获得的医疗资源;动态分析表明劳动力流动虽然存在短期“流行病学悖论”现象,但劳动力流动长期健康效应依然显著为正。这表明持续推动劳动力有序流动或许是一种改进国民健康水平的有效方式。因此,应增加那些处于社会中下层地位的劳动力社会流动的机会,进而改善他们的健康状况。同时,促进流动劳动力与本地居民的深度融合,提升流动劳动力医疗服务需求的平等程度和满足程度,赋予其与本地劳动力同等的参与权和保障权,通过恰当的就业政策和收入政策激励用人单位提升流动劳动力的收入水平和社会地位,从而稳定和提升他们的健康水平以及城市适应性。

人口红利:基于中国储蓄数据的实证研究

国外研究表明,储蓄率是影响一国或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本文在解析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储蓄率、经济增长相关性的经典模型的基础上,设定实证模型并在模型中引入具有中国特色的计划生育政策虚拟变量,利用中国1952—2009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以储蓄率体现的"人口红利"进行实证检验,分析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中国储蓄率的影响方向和影响程度。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储蓄率的增长一部分由其本身的滞后效应以及经济高增长来解释,另一部分由人口年龄结构因素的变化来解释,人口抚养系数下降成为中国储蓄率保持高位水平的根本原因之一,并通过投资机制作用于中国经济增长,由此证实了中国确实存在着以储蓄率体现的"人口红利"。

制度创新与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

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对农业经济的不可持续发展原因进行分析 ,提出了农业经济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进行制度创新 ,包括农业产权、国家制度供给、农业经济组织和财税制度方面的创新 ,其中土地产权制度和农业经济组织的制度创新是核心所在。

市场潜能、有效边界与中国劳动力市场效率

文章基于新经济地理学D-S理论框架与空间计量方法,采用2012-2014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 LDS)微观样本和省域面板数据构建多层次回归模型,从劳动者工资和就业二元视角界定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市场潜能空间边界。研究发现在全域空间上,市场潜能显著提升了我国劳动者工资和就业水平,给劳动力市场带来“双重利好”;在局域空间上,随着省域间隔距离增加,市场潜能难以持续发挥对劳动力市场的空间效应,在一定半径范围呈现出“边界效应”。分组来看,市场潜能对沿海地区的工资增收效应最大,其次是沿边和内陆地区,对于就业水平的改善在内陆地区最为显著;扩大市场潜能将有助于缩小高、低人力资本聚集区域的工资水平差距,改善低人力资本区域和群体的就业水平,不过市场潜能对高、低人力资本群体产生了工资“临界分割效应”;高速铁路相对于普通铁路产生的“地理收缩效应”进一步提升了市场潜能对劳动者就业的边际增长效应,对劳动者工资边际增长效应弱于普通铁路时期,但整体效应仍然显著为正。综合而言,突破市场潜能有效边界进行“空间重塑”以及在有效边界内进行“空间修复”,有效调节地区之间由于市场潜能差异而导致的工资水平和就业增长的差距,从而从整体上提升我国劳动力市场效率。

人力资本投资理论的几个假定及投资风险的理论实证

现代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人力资本投资也不例外。但就人力资本投资理论而言,其基本前提是"零风险"假定,内含同质性、完全竞争和信息完备等基本假定,这在真实世界中是不成立的。论文基于理论视角对人力资本投资理论隐含的几个基本假定进行分析,认为人力资本投资对象的特性决定其是异质性的,人力资本投资主体和客体不完全竞争和信息不完备是其基本外部条件,人力资本的外部性是风险来源的必然逻辑。

地区气温条件对劳动力跨区流入的影响研究

伴随着劳动力空间流动性加剧和对生活品质需求的提升,地区舒适的气温条件逐渐成为留住劳动力的因素之一。文章将2012-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与地区气温资料数据集嵌套,加入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宏观数据,采用多层次Logistic回归模型,研究发现地区年均温差对于劳动力跨区流入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年均温差每增加1℃,劳动力跨区流入概率降低22.7%。分异估计表明45岁以下、低技能、从事第一产业劳动力对年均温差变化的敏感度更高;高公共服务水平地区年均温差对劳动力跨区流入影响不显著,主要体现在该类地区拥有较完善的医疗服务水平和优质的教育资源,对于劳动力的补偿作用大于温差变化带来的负效应。基于联立方程模型对气温条件影响劳动力跨区流入的内在机制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年均温差通过影响个体健康、幸福感和收入水平对劳动力跨区流入产生影响。因此,各地区应该更加重视节能减排政策,优化能源结构,建立环境治理措施及相应保障机制,进一步合理优化城市布局,增设绿地、公园等生态区,提升人居环境质量。同时,为避免发生“个体身体健康受损-劳动能力降低-经济负担加重-影响就业与收入-陷入贫困”一系列连锁反应,要加大对低社会经济群体的财税政策支持,建立个体健康赔偿救助机制,免费提供相关健康保险以减少气温对劳动力带来的不利影响。自然环境条件不佳地区可以依靠加大教育投入,提升教育质量,增加医疗设施,完善医疗保障体系等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和生活质量,增强对劳动力跨区流入的拉力效应。

弱势群体社会保障的实践与效果分析——以成都市为例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社会结构所引致的社会分化加剧,市场经济条件下新的致贫因素的影响力趋向强化,传统的以城乡孤寡老人、极端贫困人口、残疾人与灾民为主体的社会弱势群体,开始向部分离退休人员、失业人员家庭、农民工和失地农民扩展,并逐渐演化为弱势群体的主体。论文以成都为例,分析城镇失业人员、农民工和失地农民这三类新的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实践及其实施效果,并提出若干思考。

国防专利权保护机制研究

2004年修改并实施的国防专利条例所建立的国防专利制度对保护国防科技成果、提升国防专利申请授权量具有重要作用,但是因为保密性和信息不公开机制导致发生国防专利侵权纠纷时无法获得司法救济,也因国防专利行政管理机关没有法律的授权而无权处理国防专利侵权纠纷,造成国防专利权得不到充分保护,主要是国防专利的特殊性质引起的。在分析国防专利权的特殊性质及其根源的基础上,提出了构建国防专利权保护机制的设想。

供给过剩条件下我国劳动力增长的经济价值——基于我国劳动力数据的实证检验

人口因素对于促进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作为经济活动中最活跃的因素,人口政策是政策制定者极为关心的决策因素之一。本文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利用1953年到2005年全国(台湾省、香港地区和澳门地区除外)相关指标的时间序列数据,运用Eviews软件,从劳动力供给的角度刻画了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非正常专利申请行为法律规制现状、反思与重构

由于非正常专利申请行为是产生低质量专利的重要根源,对竞争和创新造成了严重阻碍,因此需要对其进行控制。当前,国家主要采取行政手段进行管制,构成一种行政规制模式,但仍存在对非正常专利申请行为规制不足的缺陷。因非正常申请专利文件引发的著作权侵权纠纷表明,专利文件享有著作权,从而构成一种对专利质量的司法控制。因此,针对抄袭、假冒他人专利文件而申请非正常专利的行为,引入司法规制模式,与行政规制构成优势互补的二元规制体系,并对两种规制模式进行立法重构,以进一步完善非正常专利申请行为规制的法律机制。

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耦合关系及其收入效应研究

文章基于耦合协同理论构建了人力资本-产业结构耦合协调评价模型,以我国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为基础,对各省市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耦合度进行了计算。在此基础上,采用了2012-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考察了我国各省市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的协调发展对劳动力收入的影响。研究表明,人力资本和产业结构的协调发展能够有效地提高劳动力收入,并且在空间维度上具有显著的扩散效应,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空间竞争效应会逐渐显现。分地区来看,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的协调发展对我国东部地区劳动力收入影响最大,对中西部地区的影响并不显著。基于异质劳动力群体的估计结果显示,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的协调发展能够有效地缩小性别、城乡以及技能工资差距,对提高劳动力市场运行效率有持续的推动作用。

我国高校知识产权人才培养模式的演进、问题与对策

高校的学历教育是培养知识产权人才的主要途径,但是当前高校由于知识产权课程设置和教学模式方面的原因,致使培养的人才实务能力不强,与社会需求脱节,不能适应企业激烈的知识产权竞争环境,也无法培养出知识产权新时代渴求的高层次和实务型知识产权人才。为此应在高校知识产权专业增加实务课程,并初步探讨在移动网络平台的背景下对知识产权人才实务能力培养的翻转-对分课堂教学新模式。

父母居住安排对子女心理健康的影响研究——基于CHARLS数据的经验证据

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我国鼓励成年子女与老年父母就近居住或共同生活,但亲子就近或共同居住对子女心理健康的影响目前尚未得到重视。采用2015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引入代际互动、隔代照料、父母经济支持三个社会支持的中介变量,考察了父母居住安排与子女心理健康的关系。研究发现,父母与子女住得近能显著改善子女抑郁程度,社会支持因素调节了父母居住安排与子女心理健康。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西部地区、农业户口、未婚以及身体状况较差的子女能够获得与父母就近或共同居住更高的心理健康改善。据此,鼓励亲子就近或共同居住的同时,也应合理认识家庭结构及居住安排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以通过居住安排推进我国代际关系和谐和家庭心理健康问题的解决。

中国人口红利动力转换及其发展策略

我国实现了从传统意义的数量型人口红利向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动力转换,主要包括质量型人口红利、结构型人口红利和空间型人口红利以及以储蓄体现的第二次人口红利。应完善针对不同群体特征劳动力的引导机制,完善对雇用行为的规范与引导机制,完善劳动供需数量、质量、结构匹配的发展政策和引导机制,完善基于空间视域丰富人力资本投资策略,以释放我国第二次人口红利,推动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中国奖扶政策对计生家庭经济影响的实证分析——来自西部微观家庭的调查

对四川省三个市所辖的三个区县中400户家庭的调查分析显示,国家人口计生利益方向机制实施6年来,确实提高了计生家庭的收入水平,但对计生家庭的经济影响并不显著。国家的奖扶政策尚不能完全将计生家庭为社会的"人口红利"支府的私人成本内生化,目前有关以奖扶政策为核心的利益导向政策还有待调整。

专利聚合的法律规制研究

专利聚合是专利制度由保护权利到限制竞争的一种异化,也是专利权由合法行使向权利滥用演变的商业模式,但是这种模式介于专利权的合法行使与限制竞争的垄断行为之间,逐渐成为一般性专利权滥用的新类型,其后果不仅会增加生产成本,使专利技术实施偏离专利制度的宗旨,甚至阻碍技术市场的自由竞争和良性发展。因此需要对其是否需要法律规制进行研究。本文认为,在专利法中确立禁止一般性专利权滥用的规则是目前对专利聚合法律规制的最佳路径。

人力资本风险投资:一个人力资本持续投资的分析框架

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力资本投资具有高风险性,如何促使人力资本各投资主体将更多的资本转移到人力资本投资领域并得以持续投资,显然需要一种新的理念,人力资本风险投资及其分析框架的构建是符合现阶段经济实际的一个重要命题假说。论文基于人力资本投资的不确定性和损失性,提出并界定人力资本风险投资概念,分析人力资本风险投资主体选择及其相互关系,着力构建人力资本风险投资周期及风险管理理论和技术模型,为人力资本投资风险分散提供一种新的分析框架。

组合投资与人力资本投资风险分散模式建构

组合投资是风险投资者最重要的风险控制技术和方法之一,人力资本投资的高风险性,决定其可以视为一种与其他金融资产同样性质的风险资产。基于金融投资中的分散投资模型,构建人力资本组合投咨模式,即数量规模与组合投资、联合投资分散风险、序列投资控制风险、地区组合投资和事前签约控制风险,可以丰富人力资本投资策略,从而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的几率。

以新型人口红利破解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并非是每一个国家必经的阶段，在改革开放和创新驱动的国家战略框架下，通过对中国新型人口红利的再造，可以有效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向内涵增长、创新驱动转变，发展阶段由“生存型阶段”跨入“发展型阶段”。

论知识产权国际争端解决模式的公法化

在WIPO、WTO以及签署了FTA的国家或地区的推动下,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水平逐渐提高,形成的三大知识产权国际保护体系各自创设了一套特色分明的争端解决模式,即WIPO、WTO和FTA知识产权国际争端解决模式。从实施机制和保障措施等要素反映了知识产权争端解决模式呈公法化的发展趋势,其公法化的过程就是不断强化和推高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标准,从而在知识产权国际保护体系内部实现了螺旋式上升的发展轨迹,这对我国"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构建FTA知识产权争端解决模式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