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背景、在职消费与企业绩效——来自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

以2008~2013年沪市A股制造业为样本,通过将在职消费划分成正常、超额两部分,研究发现：以薪酬管制、冗员负担为代表的制度背景与上市公司高管超额在职消费显著正相关。并且,高管超额在职消费会显著损害企业绩效,而正常在职消费则能显著提升公司业绩,证明调和在职消费两种理论的关键在于一个合理的＂度＂。进一步研究发现,当前约束中国上市公司高管攫取超额在职消费的力量主要来自公司内部治理以及外在政治因素,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并未能产生明显的作用。

政治联系方式、产权性质与高管薪酬契约——基于政府补贴和政治身份的视角

从政府角度考察政治联系对于高管薪酬契约的影响可能会得到与企业角度截然不同的结论。鉴于此,使用2008—2011年沪市A股制造业的数据,分别选取政府补贴和高管政治身份作为衡量政府与企业角度政治联系的代理变量,首次比较不同政治联系方式对高管薪酬契约的影响差异。实证研究表明,虽然企业角度与政府角度衡量的政治联系均显著地提高了高管薪酬,但是从企业角度衡量的政治联系会削弱高管薪绩敏感性,而从政府角度衡量的政治联系却能显著提升高管薪绩敏感性。在进一步的产权性质对比研究后发现,政府角度政治联系对高管薪绩敏感性的提升效应在民营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而企业角度政治联系对高管薪绩敏感性的削弱效应则在国有企业中表现得更强。

在职消费具有效率吗——来自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

以2008—2013年沪市A股制造业为样本,从控股股东资金侵占和公司业绩的角度探讨了转型期高管在职消费是否具有效率的问题。研究发现,高管在职消费对控股股东资金侵占行为产生了一定的约束效应并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即在职消费是有效率的。通过进一步地研究还发现,当高管个人具备政治联系时,会使在职消费在不同产权性质下表现出截然相反的"自利"和"寻租"特征。对于国有控股企业而言,自利型在职消费会损害公司业绩,而对于非国有控股企业而言,寻租型在职消费则会改善企业绩效。以上经验证据表明,在职消费是否具有效率受到高管个人政治联系和企业产权性质的影响,一定程度上扭曲了其本质上作为管理层激励的固有效应。

高管团队特征与商业银行资产配置行为——基于中国上市银行的实证研究

结合高层梯队理论,以2002-2011年中国13家上市银行为研究对象,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上市银行信贷资产配置比例与高管团队学历呈显著负相关、与高管团队年龄呈正相关,但不显著。高管团队任期对资产配置的影响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高管团队背景特征与银行创新能力关系研究

本文借鉴"高层梯队理论"的研究思路,以2002～2011年中国13家上市银行为主要研究对象,考察高管团队特征对银行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银行高管团队背景特征对中国商业银行的创新能力具有显著的影响,并呈现出不同的作用路径。具体表现为,银行创新能力与高管团队学历间呈正相关性;与高管团队年龄、任期间均呈倒U形关系,并分别存在关系"分水岭",即年龄为50岁和任期为7年的时候。银行高管团队特征影响着中国商业银行的创新能力,在分析和培育银行创新能力时,有必要考虑银行高管团队的人口特征。

税收计划与企业税负

基于2002—2012年中国省级税收计划的数据,本文发现地方税务机关很少出现未完成税收计划的情况;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国税局的税收目标增长率有所下降,但是地税局的税收目标增长率反而逆势上升,与经济税源的偏离程度也相应拉大;与此同时,税务机关为避免出现未完成税收计划的情况,相机提高税务稽查的强度和平滑税收收入。这表明,在中国现行的税收征管体制下,税收计划具有很强的指令性,是税务机关必须完成的任务底线。进一步深入到企业层面,本文发现当地方税务机关完成税收计划的压力较大时,企业税负显著上升;而当年初税收目标增长率较高时,这一情况更加严重。此外,地方税务机关的税务稽查显著提高了非国有企业的税负,但是对地方国有企业没有显著影响。本文的研究揭示出,中央政府在运用税收政策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特别是治理衰退时,不能仅仅停留在政策设计本身,还需要改革当前脱胎于计划经济的税收征管体制。

政治关联、产权性质与掏空——来自沪市A股制造业的经验证据

使用2008-2011年沪市A股制造业的数据，本文首次发现了政治关联对控股股东掏空行为存在“监督效应”，即政治关联高管会显著约束其控股股东的资金侵占行为（掏空）；在进一步的产权性质对比研究后发现，政治关联高管对于控股股东掏空的“监督效应”在国有企业中表现的更为显著。此外，政治关联对掏空行为的“监督效应”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而减弱，表明政府力量与市场力量之间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本文通过一系列的实证研究和稳健性检验，从一个侧面证实了政治关联的“效率观”。

企业可见规模与增值税有效税率——兼议对新时期增值税征管的启示

学者们就企业规模如何影响其所得税实际税负进行了大量研究。然而,企业规模是一个抽象概念,鲜有文献讨论哪些规模会影响企业税负。结合增值税征管的实践,本文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基于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本文发现,影响企业增值税有效税率的是员工人数、固定资产等可见规模。企业的可见规模越大,其增值税有效税率越高,特别是在税务机关加强税收征管的情况下,可见规模对增值税有效税率的影响更大。相比之下,无形资产规模越大的企业,其增值税有效税率反而越低。进一步研究发现,在下游产业或者金融不发达地区,可见规模对增值税有效税率的影响更大,而产权保护水平的提高有效地削弱了可见规模对增值税有效税率的影响。本文的启示是,提高增值税征管效率,不能仅仅局限于税收领域,还要拓展到金融领域。推进电子支付和普惠金融,将更多交易纳入银行结算系统也是提高增值税征管效率、实现"依法治税"目标的重要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