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际关系研究的知识属性——兼论西方国际关系研究的内在缺陷

现代国际关系研究经历百年发展历程之后,正面临着新的机会和选择,需对其基本属性进行重新定位和认识。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在本体论层面上的差异决定了政治学与国际关系研究在方法论意义上的根本性差异,国家这个分析单元的个体性而非一般性特征是国际关系研究必须关注的重点。对“科学化”的过分追求可能导致国际关系研究陷入体系性和实践性之间的矛盾,对国际关系研究而言,任何追求简单性、普遍性和体系性的方法可能都未必真正有效,能够切合国际关系实际的,也许是一种更注重复杂性、个体性和特殊性的方法。国际关系研究中找回特殊性应加强对历史研究的关注和对社会研究的借鉴,并注重对文化和价值问题的分析。国际关系的知识应该是一种同时面向个体性、可变性和可能性并高度关注文化和价值因素的知识,既包括传统意义上的科学面向,也需要有新的追求,即降低国家行为的不确定性并探讨国家行为的可能性。这种追求,应该能够为国际关系研究开掘更广阔且更具实效性的空间。

关于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的几个问题

作为一级学科的区域国别学,是一门具有其自身特性的学科,它兼具传统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基本属性,但又与它们有所不同。在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建设过程中,应注重这门学科的整合性,区分区域研究与国别研究的不同特点,以及进行问题导向的研究。在此基础上,研究者们就有可能通过对实现问题的分析,逐步提炼出区域国别学特有的概念、方法、理论框架和知识体系。

文明比较视域下的本质论与变易论融通互鉴

本文从文明比较的视野以本质论和变易论分别概括了西方理性主义和中国传统思想的基本特征,指出本质论和变易论注重的分别是事物当中具有普遍性、不变性和确定性,以及个体性、可变性和可能性的因素。本文通过对比分析表明,本质论和变易论具有明显的差异,但又表现出极强的互补性。虽然未必能够在两者基础上实现一种“伟大的综合”,但两者相互融通、相互补充,却能够大大提升和丰富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和把握。

正义原则的功能及其在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实现——一个比较研究的案例

在西方思想传统中,正义被认为是政治的核心价值,是平衡共同体成员的平等与差异的基本原则。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虽然不存在类似正义的概念,但仍然通过"仁""礼"和"义"三项原则的相互支撑形成了一套解决人与人之间"分"与"和"的关系的基本框架。与西方主流思想不同的是,中国传统思想并不把正义作为最高的政治追求,真正的理想社会是超越了正义原则的"大同"之世。

试论民主集中制的本质──党内权力关系原则

试论民主集中制的本质──党内权力关系原则唐士其一民主集中制的概念首次使用是在１９０５年，并在次年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组织原则；１９２０年共产国际二大在《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中，把一个党按民主集中制原则建党作为吸收它加入国际的条件之一。此后，这一原则...

经济全球化的政治影响

由于经济全球化在国民国家之外产生了各种新的权力结构与过程,国家权力的范围及其行使空间受到了明显限制,并且出现了“民主赤字”以及政治权力结构向上和向下转移等现象。但是,由于国民国家是现代社会惟一一种能够对其成员拥有合法强制力的政治组织,因而它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仍然必须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国家不能单纯地强化或者削弱其权力,而必须根据全球化带来的新变化,对自身的权力结构与过程进行灵活的调整,以应对来自各方面的挑战。

西方国家基本的社会政治秩序及其内在矛盾

西方国家的社会政治秩序建立之初,一个基本的原则是政治平等与社会差异的相互隔离。但在历史的演进中,政治领域的平等不断向社会领域扩展,这表现在经济、文化层面,也表现为移民和难民问题,而社会领域的差异也开始向政治领域内渗,表现为认同政治的产生。政治与社会之间边界的失守,而非暂时的政策失误,是导致当前西方国家诸多社会政治问题的根本原因之一。当前西方国家的政策调整并非简单地对某些外部因素的回应,而是西方国家内在矛盾使然。

治理与国家权力的边界——理论梳理与反思

治理的实质是如何充分发挥政府和其他社会主体的作用,以形成某种规则与秩序。因此,治理内在地包含了国家权力的边界问题。从这一认识出发,本文回顾了治理问题的前史,即历史上伴随着国家权力扩展而出现的各种要求限制国家权力范围的理论,并简要说明了每一种理论的根本逻辑。本文最后得出结论认为,治理理论与实践的出现,是在社会经济发展的新阶段重新探讨国家权力的界限,并在此基础上寻求国家与社会合作的新形式的尝试。

“中国模式”不可能“去政治化”

这种讨论本身就是政治性的，因为它不仅影响着中国未来发展道路的选择，而且也影响着每一个讨论的参与者与听众和读者的价值取向。

“中国模式论”中的未定之数

借用哈贝马斯的术语,对"中国模式"的讨论,最终应该形成一种建立在共识基础上的"交往性的权力",而不能成为行政权力的牺牲品。正因为现代西方社会的物质生活方式不应该成为我国模仿的目标、我国必须寻找到自己与之不同的生活方式,并且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加以践行,因此,讨论"中国模式"才具有真正的价值,才不能"去政治化"。

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轨迹

２０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轨迹唐士其我们已经处于世纪的转折点上。与上个世纪末相比，世界的政治、经济形势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那些困烧着人类的问题却一个都没有消失，而且新的问题还在源源不断的产生。贫困与战争、剥削与掠夺、污染与异化一刻不停地...

关于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的几个问题

虽然国内外有关区域国别的研究已经有相当长的历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关于这个学科的基本概念、理论框架、知识体系等诸多方面的问题仍有待广泛且深入的探讨。当然,在对实际问题的研究中完成知识体系的建构,逐步形成学科的基本规范,这原本也是科学研究和学科建设的一般性特点。本文针对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建设提出几点非常不成熟的想法,以供研究者进一步讨论和批评。

国际关系研究的知识属性

马丁·怀特在1960年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没有国际理论?”至今为止,应该说这个问题依然有效。从学科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国际关系研究与政治学的确存在某些根本性的区别。政治学与国际关系研究的差异,不仅因为它们各自的研究对象不同。

西方制度与观念渗透的挑战

虽然中国核心制度层面一直对西方的影响保持警惕，但在微观层面，中国已经在相当程度上西方化。另一方面，西方、特别是美国的价值观念正在对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产生无法抗拒的吸引力，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正成为绝大多数中国人一心追求的目标。

法治究竟是什么

如今,唐士其教授略显凝重的脸庞上时常挂着微笑,但这与20年前那个初登北大的懵懂少年已经截然不同了——那时候,他被同学们戏称为只以读书为乐的怪物,在他并不宽的床位上,有且只有一个刚好能容下他瘦小身躯的空间,其余全部被浩瀚的书海所占据,不过,这却为他日后争取到了东京大学博士后的席位,并获得了在弗朗西斯·福山北大演讲会上最后一个同大师对话的“保留位置”。现在的笑容反映出他目前的状态:依旧能够快乐的读书,学术研究得到周遭旁人的赞赏,学生崇拜,领导满意,婚姻美满,喜得贵子……尚未到不惑之年的他自嘲道,与那些喜欢抛头露面的知识分子不同,他更喜欢专注于自己所爱之事,有时候甚至“更多地具有一个书呆子的气质”。然而,他不承认自己是一个“自居小楼成一统”的隐士,因为他的体内涌动着用自己的著作和思想来影响这个社会的血液,哪怕这只有10%的希望。如今,唐士其2003年出版的那本长达50多万字、被认为是中国近年来对西方政治研究最为透彻的专著《西方政治思想史》,已经进入到第三次印刷的履带上,悄然影响着中国知识分子对国家与社会、政治与法治等关系的根本看法……

作为实践科学的政治学及其理论特性

政治学作为一门实践科学,一方面需要追求知识的一般性和普遍性,另一方面又表现出不同于自然科学的一些基本特征,包括研究对象的实践性和研究方法的比较性质、研究问题的特殊性、研究发现中包含的可能性,以及对价值问题的特别关注等。总的来说,必然性和可能性是政治科学中同时兼具的两个基本面向,价值则是连接两者的桥梁。当可能成为现实,一种新的实践就由以产生。如何平衡必然与可能的关系,是中国政治学未来发展中需要重点关注的基本问题。

综合安全论:风险的反向界定

风险概念的兴起并非要挤出安全概念,但无疑反映了安全再概念化以适应安全现实的需要。安全作为目标和状态,在概念操作化上需要以其处置对象来进行反向界定,正如健康概念需要通过疾病来反向界定。风险概念在安全研究中日渐重要,正是因为它已被越来越多地视为安全的对立物。

综合安全论:风险的反向界定和政治逻辑

随着世界进入高度不确定时代和全球风险时代,安全在概念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有以威胁为对立物的安全理解,将军事视为安全的最后保障同时也是安全的终极威胁,对不断涌现的非军事安全挑战或进行军事化理解或排除在安全研究范畴之外,严重阻碍了安全的学术和政策研究。以风险反向界定的综合安全,将安全目标与军事手段相分离,强调安全问题中不确定性的深刻复杂和多元主体的互动,弥合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之间的人为割裂,将前者的权力政治逻辑和后者的利益政治逻辑统一于综合安全的风险政治逻辑。以威胁为对立物的安全是自上而下的“供给侧”安全,而综合安全是自下而上的“需求侧”安全,两种不同安全的要素在逻辑顺序和排列结构上具有显著差异,贯穿于安全问题形成和发展的整个过程。克服传统安全困境和应对新安全挑战,亟需厘清综合安全要素结构关系、形成系统分析框架,从而为应对不确定性的世界和构建综合安全提供新思路和开辟新路径。

“市民社会”、现代国家以及中国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本文通过对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的理论和实践的演变的简略考察，指出独立于和外在于国家的所谓“市民社会”只是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发时期的一种短暂的历史现象，是自由主义思想中理论上的抽象。现代国家发展的历程也就是它不断地扩大自身的职能范围，向“市民社会”渗透的过程。中国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特点要求人们探索一种能够同时充分发挥国家和社会的活力与主动精神的“强国家－强社会”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模式。本文论证了这一模式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可能性，并且得出结论；这方面探索的成功将为人类的共同生活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