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十年》与郭沫若关于创造社历史的自我辩护

针对鲁迅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中指斥创造社“才子+流氓”的批评,郭沫若在其自传《创造十年》中通过重构创造社历史进行了自我辩护。他既有意建构创造社“挽救新文学危机”的发生之因,塑造其“建设新文学”的历史地位,又以“行帮意识”为中心梳理了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的论争史,将双方冲突转换为党同伐异下的不理智行为以弥合观念立场上的对立。这既是出于维系左翼阵营内部统一战线的考量,也为解释创造社之转向革命做出了合理铺垫。而有意塑造创造社打破文化垄断与话语霸权的反抗者形象,则为证明其历史先进性提供了有力支撑。“以传写史”的自传创作折射出五四一代在文坛格局发生重组的1930年代试图掌握阐释历史主动权与自我经典化的动机。

“五四”后北京大学“学生自治”问题考察——以《北京大学学生周刊》为例

"五四"后,学生主体意识得以唤醒和确认,"学生自治"一时蔚然成风。1919年11月17日,处于五四后影响核心的北京大学,成立学生会,宣示以互助精神为本,以谋学术发展与社会改造为旨,由全体学生共组之;12月11日,学生会干事部出版股决议:编辑并发行《北京大学学生周刊》。创办《周刊》,是北大学生自治的一个重要举措。

战时知识分子的“歧路彷徨”与张恨水的道德理想——以《八十一梦》《魍魉世界》《傲霜花》为中心

抗战时期,张恨水在重庆创作的《八十一梦》《魍魉世界》《傲霜花》三部社会讽刺小说,集中反映了战时知识分子的生存境遇、责任担当以及有关出路的矛盾选择。有着家室之累的男性知识分子在"生存"困难和"精神刺激"的双重折磨下彷徨不已,或固守岗位,或改作他行。通过小说的叙述,张恨水实际上阐释了其自身"坚守气节"与"安贫达命"的道德理想。而其对女性知识分子问题的论述,则笼罩在男性中心主义思想下,一定程度上暴露了其思想观念上的局限性。对于战时世界,他作了深刻的文化反思与人性自省,塑造出的一批知识分子群像也是其文化自省和道德反观的内在投射。作为通俗文学大家的张恨水,更加明确而努力地向新文学靠拢,接受新文学的主要创作态度和方法,贯穿着从人民大众根本利益出发的正义感和民族忧患意识,但在"靠拢"过程中又不自觉地表现出了内心的彷徨与徘徊。

众声喧哗背后:五四女作家的娜拉书写

五四时期,娜拉被塑造成新女性的代言人,构成和影响了一代人的行为方式。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及小说《伤逝》中申说了对"娜拉出路"问题的理解。胡适也借《贞操问题》《李超传》表达了其妇女问题观。社会媒介更是众声喧哗,掀起了关于妇女解放问题的大讨论。与此同时,冰心、庐隐、陈衡哲、冯沅君、凌叔华、石评梅等五四女作家也各自言说着自身困境与复杂心声。而她们在同时代女性作为"娜拉"书写对象的同时,其自身命运与人生选择,与其笔下的"娜拉"也形成了某种同构性。文章通过爬梳五四女作家的文学创作,考察了作为书写对象的"娜拉"们的困境与挣扎、选择与出路。在考察身为"娜拉"主体的女作家时,希图借助个案分析法,探索女作家石评梅作为个人与时代之殇的典型意义,并综合考察同时代男作家及女作家内部对于作为"娜拉"典型的五四女作家的审视与关照,以期探讨五四时期的女作家集体建构的娜拉书写背后的文化心理与文坛生态,希望对早期妇女解放进程中的困境与冲突做出阐释与分析。

《巨流河》:回忆诗学视域下“战争、成长与流亡”的三重变奏

《巨流河》中的战时书写,以反刍式的回溯视角与小人物记录大历史的叙述方式,延展开了有关战争、流亡、青春、成长、女性等诸多极具张力的话题。本文围绕战争经验、成长主题与流亡命运这三重维度,以《巨流河》的战时书写为中心,在回忆诗学的视域下讨论《巨流河》中对两代知识分子人生选择与命运遭际的观照;同时《巨流河》中的战时书写所涉时间跨度,恰与齐邦媛13岁至21岁的人生经历相重合,凝聚着战时年轻一代复杂割裂的特殊成长经历与青春记忆,基于此一向度,本文希图探索"成长小说"主题意涵上女性精神思想的成长裂变与时代"变"与"常"的命题间的关系,并兼及论述《巨流河》中生命个体体验与精神向度隐喻双重流亡主题下的知识分子心灵史意涵。

胡适形象的自我建构与他者叙述——以《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言集》为中心

经《中国新文学大系》主编赵家璧证实,郑振铎在《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导言》中所做的"无数青年们的呐喊的热忱,只是形成了他们的‘高高在上’的地位,他们践踏着青年们的牺牲的身体,一级一级的爬了上去。当他们在社会上有了稳固的地位时,便抛开了青年人开始‘反叛’"评价是指的胡适。这一评价主要蕴含两层意涵:一是踩着青年爬了上去,获得了很高声誉;二是在获得稳固声誉后,"反叛"了曾倚重的青年。对郑振铎做出此番评价的原因、其所牵涉的文学场的复杂生态进行探讨,从而观照胡适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言集》中自我形象的建构以及郑振铎及其他编者叙述间的张力。

从抽象的“山水”到怀旧的深掘:冯至思想转变的一种解读

冯至在1939~1946年的昆明七年中,创作了一生中评价最高的作品《十四行集》《山水》《伍子胥》。他在对“山水”的发现中寻找之于战时知识分子身心凝定的力量。而自《伍子胥》始,冯至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现实,尤为体现在1943~1945年其一系列杂文创作中,他采用了怀旧的纵向深掘,以想像历史的方式去介入现实。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冯至几乎没有受到太多阻碍地进入到新的社会秩序中,他这种看起来“顺利”的转变,其实早在四十年代昆明时期就已埋下思想线索,因此,将冯至转变的历史节点放置在四五十年代社会转折期似乎并不适当,转变的时间线似应向前延伸。本文正是立足于冯至昆明时期的创作与思想发展,希图以此来分析和看待冯至的转变。

“平淡而近自然”:张爱玲后期中短篇小说风格论

张爱玲自1952年离沪赴港,创作风格开始发生转变。其后期注重对生活本来面貌的还原,小说创作渐趋显现出一种"平淡而近自然"的风格,这在其中短篇小说创作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本文希图从语言修辞风格、叙事方式、心理描写3方面着手,探讨其后期"平淡而近自然"风格的具体文本表现,以及此种风格形成的影响质素。

电影《白毛女》叙事中的性别遮蔽

电影《白毛女》将歌剧中的民间秩序和民间伦理转换和破解成市民关注并易于接受的有情人历经悲欢终成眷属的"爱情传奇",然而电影在借助爱情原则完成叙事的过程中,不动声色地隐去了女主人公喜儿、男主人公王大春的性别身份,而以阶级身份笼而统之。影片中被遮蔽的性别,在政治话语的裹挟中,寂然无声,以致淹没,政治话语的强势和巨大张力在影片叙事修辞的"庇护"下,牺牲了"性别",完成了政治叙事。

张爱玲《小团圆》未刊始末及其晚期写作危机

张爱玲小说《小团圆》稿本尚未寄出,文学代理人宋淇就为其敲定了连载与出版权。但在读完《小团圆》后,宋淇认为小说的高度自传性易令张爱玲陷入与胡兰成的无谓纠缠,不讨喜的人物设定也很难引起读者与批评界的共鸣,建议将《小团圆》改写成通俗喜剧。张爱玲拒绝了提议,坚持要写自己“深知的题材”。此外宋淇敏锐捕捉到了张爱玲创作风格的转型,出于稳固读者市场的考虑建议继续保持前期的“张爱玲笔触”,张爱玲也不接受并开始了对《小团圆》的漫长改写,临终前却决定将其销毁。晚期张爱玲一直沉迷于自传体回忆书写,显露出拒斥跟随时代发展调整自适的自我放逐倾向,其寻求“幻灭了之后也还有点什么东西在”目的的落空,是叮嘱销毁《小团圆》的重要原因。而决定销毁并非默认创作失败,更多是对以记忆书写作为自我疗愈手段有效性的反思。

“芥蒂”与“成全”:熊式一与胡适关系考

年届而立的熊式一赴英国伦敦大学攻读戏剧学博士学位,他抛妇别雏远赴海外,主要是由于缺乏留学背景致使其在国内难评教授。此外,胡适对其所翻译的《巴蕾戏剧全集》译稿的否定态度也令他深受刺激。怀揣着强烈的自我正名的目的动机,熊式一赴英后师从戏剧专家聂可尔,并积极与戏剧大师萧伯纳、巴蕾等往来互动,先后改编创作了《王宝川》《西厢记》等戏剧,赢得了海外主流文坛与社会大众的广泛认可。可以说,熊式一的成名海外与胡适对他的鞭策激发密切相关,而对熊式一译笔的否定一定程度上也便于我们重新理解胡适的翻译观,管窥现代学人的交往情状与文坛生态。

张爱玲《小团圆》计划连载与出版事宜考辨

张爱玲的自传体小说《小团圆》尚在写作中便已引起出版界与批评界的广泛关注,小说单行本出版权与报刊连载权在稿本尚未寄出给其文学代理人宋淇时就已敲定。本文希图借助张爱玲与宋淇、邝文美夫妇的完整版通信《纸短情长》与《书不尽言》,对《小团圆》原计划的连载与出版事宜及未刊经过进行细致考辨。

20世纪30年代社会媒介的“摩登女性”想象

20世纪30年代,"摩登女郎"开始大量涌现,成为上海都市文化的符码之一。各类报刊刊载了数十篇关于"摩登女郎"的讨论文章,几乎众口一词地对其大加贬斥。而"摩登女性"是一个立体多维的概念体系,其形成原因并非30年代社会媒介所以为的"来源于英文modern的音译"这般简单,而是充满了丰盈复杂的内涵和外延,很有可能受到日本"摩登女"概念的影响。这数十篇文章,从家庭职能、传统妇德、两性关系、国民责任等方面展开对摩登女性的声讨和规训,发表各自对于理想的、"真正的"摩登女性的想象与期待。然而摩登女性的概念和实际状况都是复杂难言的,社会媒介对她们的期待和要求带有许多虚构成分,摩登女性自身则在社会媒介众声喧哗的裹挟下,近于湮没无声。

“慢综艺”的文化管窥与心理探源

近年来,“慢综艺”作为一种日渐兴起并渐趋成熟的娱乐节目制作模式,在娱乐文化领域占据了极大的市场份额,相较于快综艺情节的紧凑性与刺激性,“慢综艺”更倾向于对受众个体心灵的关注和对自然宁静生活方式的倡导。“慢综艺”的热播很大程度上关联和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心理状态与情感结构。

它诞生于都市人的孤独中

“旅行青蛙”的风靡与时兴，正是击中了都市人孤独心理的薄弱一环。青年群体，正处于学业和事业的上升期，尚未拥有相对稳定的生活环境和情感结构，生活压力较大，精神也时常处于紧张和焦虑状态，而“旅行青蛙”的推出，使得玩家多了一份情感上的寄托与慰藉，激发了对于日常生活的新鲜感与好奇心，你会忍不住操起亲妈的心，担心它出门在外有没有按时吃饭，

金庸与侠：人同此心——念桥边红药，年年知为谁生？

“念桥边红药，年年知为谁生？”最初知道这句子，是通过姜夔的《扬州慢》，彼时年幼，读来只觉得声音婉转，触动伤怀，而后看了金庸的《碧血剑》，发觉他竟给了一个丑陋狰狞的老乞婆这样绮丽的名字，不由心下大惊，及至读罢，更心惊于何红药伤惰痴缠的一生。她出身五毒教，本是冷心冷情之人，在对金蛇郎君夏雪宜一见倾心后，搭上了自己的一切而终惨遭抛弃，怨恨扭曲了她.

爱情里从无得失,情感里何论输赢

“对一个人好,难道就一定要让他知道吗?”“自然,我做三分,就让他见五分,做五分,就让他还十分,只有这样才公平公正,若一直背地付出,根本没人会懂得珍惜。”这是《延禧攻略》女主角魏璎珞与富察皇后就爱情中的“付出”与“得到”展开的讨论。一者愿苦心付出,一者忿忿意难平。

反抗复古与道德危机:陈衡哲自传与现代知识女性的自我建构

20世纪30年代,“五四”女作家陈衡哲有意通过自传创作将个人生命与时代历史相同构以呈现社会转型期妇女解放的艰辛历程,表达对新生活运动与“妇女回家”思潮的忧惧与痛心。她有意通过对“走出国门”与“努力造命”女性形象的自我建构对抗复古独裁危机。而陈衡哲在自传中有意宣扬“独身主义”很大程度上带有回应与化解《陈衡哲与胡适》所引发的道德危机的考量在内。与此同时,陈衡哲自传写到赴美留学即戛然而止,创作上的未完成性暴露出其自我建构与其30年代关于女性与社会及时代问题真实看法之间的断裂与冲突,而事业与家庭的角力正构成了现代知识女性自我价值实现的现实困境与精神危机。

《我的真朋友》大结局:让“房子”成为“家”,仅仅有爱还不够

一定程度上,'家'承载和见证着我们的回忆、情感与个人经验,所体现的正是'房子'精神文化层面的属性。'房子'这个看似苍白的能指包孕着连通'家'这一所指的无数情感经验的丰富可能性。序刚刚过去的周末,热播剧《我的真朋友》迎来了大结局。《我的真朋友》以单元剧形式展开,以上海为背景,以'爱与家'房产中介公司中的一对欢喜搭档程真真与邵芃橙为中心,围绕不同客户与房子之间展开了各种故事。

《红楼梦》于我意何哉

幼时便常听人说“开谈不讲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枉然。”八九岁第一次接触《红楼梦》，从此开始了一段绵延十数年且至今不衰的痴迷。张爱玲曾笑言人生有三恨，一恨海棠无香，二恨鲥鱼多刺，三恨红楼未完。如果说《红楼梦》带给了张爱玲一生“梦魇”，那给我的也许是性灵的萌发、情志的滋养和选择的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