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子为祖:论汉赋附《诗》的尊体建构

赋兴于《诗》,而后与之纠葛烦复,后代论家往往难扼其要。王芑孙借自宗法制度的“别子为祖”说最能揭示赋体附《诗》的动态过程。此说从主次亲疏上勾连了从《诗》到赋的演进中荀子、屈原、宋玉的作用和地位,指出了赋别《诗》为“祖”之后所具有的扩容特征,内涵了汉代赋家因追求文体尊严而攀附《诗》学的事实。汉人以赋附《诗》体现为《诗》赋源流的观念建构,以及赋体在功用性上类《诗》的“讽”“颂”要求,以此影响了两汉赋文本构结方式和风格的转变,呼应于《诗》语的取用特征。这一附经“尊体”而“变体”的历史进程,揭橥了文体发生学中“以卑附高”的普遍观念,昭示了新文体生发时的内在要求和发展路径,对此后其他新文体生成过程的理解有所裨益。

论“六朝体”赋的演进与特征

“六朝体”赋是研究中国赋学乃至“六朝体”诗的必要内容。其演进于“两汉体”赋而言具有巨大的转向。这种转向表现在影响风格的题材、手法、用字、句式等方面:建安赋开启了舍弃汉赋名物铺陈,专致发展描写铺陈一端的短篇转向;太康赋以陆机为代表,形成了用六言“体物以形容”而蕴含诗化态势的主要特征,凡用语之清浅、修辞之细切,皆与之相关;齐梁赋在骈偶和声律上“益事妍华”,表现为以“声文”促进“形文”的深化,造成“体物”传统的诗境化、诗句化、诗体化。三个阶段的演进表征不一,以建安开启路向,太康可为标识,齐梁最显复杂。凡此皆昭示了赋学史上“六朝体”对“两汉体”的取舍发展,及其追求萧散流丽之体势美的风格特征,有助于对“赋亡”“失体”命题和后代赋文本风格学归属的深入理解。

论赋用歌诗的功能模式与文学旨趣

赋用歌诗体现于篇末乱辞和篇中歌诗,以“歌体”之用提供给散化赋文若干构篇探索的机会和可能,成为赋体创作学的重要命题。纵观历代赋用歌诗现象,不出承于《诗》骚用“乱”、迄汉代演进所开出的三种功能模式:展演诵读角度的以“歌”促“诵”,作为本源虽消解了音乐性,仍呼应于构篇形态和内容表达的“变章乱节”;文章格调角度的“曲终奏雅”,和篇末用“乱”相融合而形成题旨的经义推尊,咏物卒章比德从之;诗体借用角度的强化抒情,本于骚体之功能和诗篇之自足,注重于文体改造而易致诗化失体。三种模式先后发展,或见重合互用,然仍可区分基于题材体式的本末主次,致有功能意趣之别;复以异体嫁接而能化散为整,转实向虚,在总撮其要的层进表达中产生神思高远的艺术韵致。

论陆机“诗缘情“”赋体物”的分异互用

陆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是研究陆机文学、六朝诗赋乃至诗赋文体都绕不开的重要而复杂的命题,不可割裂而论。一说介于《文赋》的特殊性,“诗缘情”“赋体物”的探讨必须要建立在理解写作观念、表达方式、辨体维度的基本前提下进行性质认定、意涵清理、文本互证及历史观照和价值判定。以此“缘情”“体物”乃是从技法切入角度逼出的诗赋体格分异,故存在着彼此交越借用的可能;二说标举体格皆承自前代,同具重要的文论价值,其中“缘情”偏于诗体的普遍性,“体物”偏于赋体的时代性;“绮靡”“浏亮”作为二体体格导向下的审美风格理想,前者系借自赋学的久远传统与时风追求,后者系源自玄学而独铸的新语,又以同具强烈的时代性而导引了二体各自的新发展,但为后人褒贬不一。陆机对诗赋风格的标举,也凸显了影响文学发展的两大客观规律:外部受社会文化思潮之影响,内部存在着文体之主次强弱影响。

唐前诗赋关系研究的现状及省思

唐前诗赋的发展互为依赖而交互演进,是中国文学史值得关注的问题。当前的研究集中在起源考察、名家作品、断代研究、宏观诗赋关系诸方面,其研究成果已很可观,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外部研究强劲而内部研究不足、整体关系研究简约而不如一体之深广等方面。清理和省思唐前诗赋真正的“关系研究”,应当基于三个前提:一是诗赋既是一个整体又是不同的文体;二是文体是基点,动态的辨体是深研的必要视角;三是其内容大致包含影响、消长、分异三个维度。

荀赋变《诗》效物与诗赋二体的分异趋同

文体的演变一般在源起之初就孕育了体格特征、发展倾向、内在局限等重要命题,诗赋二体的复杂关系可以从这一视角入手考察。首题赋名的荀子《赋篇》及其创作情况表明,赋只有在功用层面是从“用《诗》”中分化而来,在命名、文本形态的构成等方面与之并无质的关系。荀赋立体要在“变《诗》”而“效物”,前者是表象,后者是关键:其句式的构造表面类同《诗》四言,实际上取自《老子》以下的散句而具有与之疏离的意味;其立体的本质在于升格和拓展《诗》之手法,形成以铺陈原则规限物事题材这一独特而具包容性和吸纳力的文体特征,以此与形式立体的诗相分异而判然两途。同时荀赋立体的复杂情况也为赋的诗化和二体趋同提供可能,主要表现为“以体物为铺张”使得赋在演进中发生了功用性批评的文体位移。

姚华曲学观的“诗统”意识

晚近姚华适为"通人",他最为世人肯定的学问是曲学。姚华曲学在其"诗统"阐释中彰显出总结性、系统性,以其曲学专著《曲海一勺》为代表,"诗统"的主要内涵有:一、从曲学内部来看,依体制先《原乐》,辞乐合一,诗被管弦,乐变体变,故变而为曲;就诗本而《明诗》,诗关性情,千载未易,曲最能传情;论功用必《骈史》,声音之道与政相通,可"化民成俗",诗关世运,世变诗变,如是则曲最应时世。二、由是则形成诗——词——曲的发展统系,此统系皆薪火相传了"诗统"精神。三、今之曲当随世而"通变",以继"诗统"。三者间,前二者是有意识的阐释,此种"温故"为历代所无;后者是介于有意与无意间的"诗统"续建,此种"知新"则多付阙如。

章太炎文学界定的文体学内涵

章太炎的文学界定一般都被视为宽泛和保守。事实并非如此,他的文学界定,始终以文体学为关捩,其内涵主要包括文体文类的划分归纳和文体文类的法式论,二者皆有对传统文学超越之处。这个文学界定,既是对远西情感内涵说二分法文学观的文学回应,又是对传统文学观的批判性总结和对中国传统文学自性的凸显,体现了他在转型时期对中国文学"现代性迎拒"的深层思考。这对今日之中国文学研究亦不无启发意义。

论汉魏之际诗赋文体的丕变

汉魏之际"文学的自觉",实滥觞于汉末,大备于三国,尤体现为诗赋文体的丕变及彼此地位的消长变化。使自体格辨其源流演变,自语辞考其脱化消息,则当以张衡、蔡邕为第一转关,其时赋主诗从,大赋流变为抒情之制,篇幅渐变短小,或发骚怨,或归老庄,渐成风气。影响建安文人,在赋则语辞阳接楚骚,阴承张、蔡,一以短制为主,不胶著于乱辞,即物铺情,适可而止;在诗则分殊并进,乐府大兴,时多拟辞,渐次脱离音乐的限制,徒诗盛行,五言多本于乐府,辞杂"自舒",渐多真正独立的诗艺创制。合以观之,诗赋皆本于情而显于"丽",悉由脱离音乐性而独立为纯粹的文学之体;另外文体明辨,诗的地位大为提升,诗赋二体交互影响,尤以赋之语辞影响诗为甚。

“辨体”原则下的古诗词教学

传统古诗词教学受"机械反映论"的影响,往往以"三段式"为教学设计模式,以情感内容的获得为教学旨趣,极易消解中国诗词的本位之美。根据中国文学的"辨体"传统,可以将辨体原则转化为教学方法,建构起诗词辨体教学观念;围绕辨体的四重意涵,从题材、炼字、句法、手法、风格、篇法等体制内在功用层面,以及同体源流正变比较、异体体格比较的外在层面去设计教学;而尊体破体的思辨性内容,则可用为引导学生从赏评中获得审美判断能力的重要资源。

古代文学教学的兴趣激发与语境恢复

百年文言语境的失落和西学将研究对象作为客观“知识”处理的方法论,普遍影响现代中国学术,使得古代文学教学的兴趣性成为一个必须直面的重要命题。剔除学者研究以资教学的个性化方法,考察古代文学教学兴趣激发的普遍性策略,适度的语境恢复是治本之方。具体可以从三个维度展开:注重创作导向从传统文学批评的本位视角切入文本,创设雅言情境以雅言和雅事熏染学生的诗意情怀,把握现实关怀以传承和践履传统士人的精神品格。适度的语境恢复不仅是一种教学策略和方法,其深层内涵更指向一种“赓续文脉”的自觉担当,藉之可以激发民族语文的活力,恢复中国文学的尊严。

李白接受崔颢《黄鹤楼》诗考论

李白接受崔颢《黄鹤楼》是诗学史上的一大公案。从创作的时间和地点来看,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鹦鹉洲》乃他读到崔诗后再作之说是成立的。从创作的实情来看,李诗可以通过对崔诗的体格、内容意境和造语的比较阐释,与之建立起一种文学创作的“通变”关系,即在体格上具有“以古入律”的源流关系,在造语和内容意境所指向的诗旨可能性上具有互通关系,尤其是通盘考察李白诗歌造语,发现他后期“鹦鹉洲”的阐释性书写指向崔诗以“鹦鹉洲”“隐喻”祢衡事件,凸显“仕”而被“杀”这一可能性,这无不一一证实李白确实接受过崔诗,惟此而留给后人不断附会和敷衍崔李诗案的机会。

卞和献宝:一个文学发生学的典型案例

"卞和献宝"是考察中国文学母题的意蕴生发损益的典型案例,这可以从文史虚实考辨、寓言立意、文学创作的接受阐释、思想史的影响等角度来进行探究。参以史学的考证和文史虚实的分殊,可以见出卞和献宝确有其事,但经过了韩非的"虚饰"加工。正是韩非对卞和事件"以立意为宗"的先秦诸子式的寓言改写,才使之具有了表珍宝良才、怀才不遇、楚音"深情"的悲剧感等文学意蕴,此后文学创作"事类"援用所昭示的接受性阐释大致以此为起点。这一寓言所蕴含的价值取向值得重视,卞和客观而纯粹的"求真"取向颇近于西方科学主义精神,在诸子多元时代不乏同类,但随着"儒道互补"思想史格局的形成,则被转入了儒家取向中逐步失落其"求真"品格,这在一定程度表徵了文学母题的价值观念受制于思想史的走向,而逐渐失去了它原有的主体性和丰富性。

姚华赋学观及其现代学术意涵

姚华的赋学具有西学视野、实践创作、艺术学映照的立体视角,值得从转型时期学术的“现代性”视角加以抉发。其内容主要体现在赋体源流、赋与其它文体的关系、论赋取向等论述中,较之传统在考镜源流、统摄观念、文体发展、创作实践四个方面具有现代意味的转变。他治赋学注重深度和广度相融合的系统性,出脱经学最为彻底,昭示了转型时期吸收西学的“现代性”治学观念;而其基于文艺创作体悟和客观研究所整合出来的价值判断与独特论断,在建构民族独立的赋学话语体系、启发现代赋学研究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宋代城市经济繁荣影响下的士商心态变化

中国历史上"士、农、工、商"四民格局的动荡,始于宋代,主要是因为城市商业经济繁荣的刺激。在政治家的治国方略及"公"场域观念的影响下,商人的作用和地位开始提升,并逐步融合于士人领域。宋代士人对商人的接受,大致经历了利用合作、有条件接受、通达认同的历程。考察宋代士人的精神和生活双重面向,可以发现他们对商人的认同仅是职业认同、功能认同、生活化认同,而非人格认同。

梁启超词学观谫论——以《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为中心

早年喜爱填词的梁启超因政治的考量而略于创作,但在研究方面则有深入而系统的探索,主要体现在其《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中。他的词学观注重体制之辨,以情感为尚,推许辛弃疾词“元气淋漓”的阳刚之美,这昭示了“新”“旧”转换的词学进程:其基于传统的辨体之说和主情之论,统摄于以“表情”方式为视角的“系统”研究,在守旧和开新两方面具有辩证通达而又交融互动的意涵;而其关于辛弃疾的研究和评价,则具有词学史和方法论的意义。

《诗经·黍离》主旨及其中心意义解读

《诗经·黍离》主旨之争无碍其艺术力量,其中心意义上的解读应是由形式到实质的审美。《黍离》语言系情到极处的诗性顿悟,并于描摹虚神处留有调外之旨,虚写处又见语调凝重。这源于诗背后的人性真实,这种真实是主体以生存的勇气来忍受苦难的重荷(无知我者),并且超越这种悲剧而有所行动(向天一问),是悲剧之外的悲剧。所以,关于《黍离》主旨只须言明该诗产生的乱世背景,置诸主旨之说于仅供参考即可。

论二陆赋学与六朝赋的诗化

六朝赋的诗化是唐前诗赋互动的核心内容,是文学思想和文体学领域的重要命题。受现代文学观的影响,学界多注重建安和齐梁尤其是前一时段;实际上这一命题应基于诗赋的辨体自觉,以此二陆赋学才应是六朝赋诗化的理论起点和重要标志。陆机分异诗赋体格,以赋主“体物”而导向语言修辞的“细切”诗化,同时伏下了“体物”“缘情”交越互用、“体物”而“感物”的抒情逻辑进路;陆云无辨体拘执,承建安时风旗帜鲜明地指出赋的“情”本理论,表彰“体物”而“抒情”的物情化写法。但二陆又都强调本于玄学的“浏亮”“清约”审美风格,规限和导引了赋在体物中注重出之以虚化情理的诗性造语与在篇幅上压缩句式和改变结构而延及诗化的修辞策略。二陆赋学一明一暗所建构起的互补性的诗化理论,完全影响了此后赋体诗化的发展路向;这一命题的清理辨析,可以促进对诗化表征于抒情意涵、篇幅形制、语言探索三个方面的深入理解。

“原道”观与中国文论的生成特征

“原道”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既定事实。以《淮南子·原道训》、刘勰《文心雕龙·原道》、韩愈《原道》、章学诚《文史通义·原道》四篇为主而联系思想史探讨古人的原道观,考察这种体用思辨影响中国文论的生成,在系统建构上存在着体用本末的思辨执着,在具体的言说方式上体现为以言求意的本体论旨归、以物证道的体悟式批评、始琢终朴的相悖性达成三方面的特征。结合《原道》作品的存在形态可以观察到中国文论的“潜体系”特征:在理论上体用兼顾保证上下圆融无滞,在操作层面上则警戒于坐论玄虚遂使以用为主,这联系于文论在理论和实践上不可分离;在本体论范畴、体用性范畴、功用性范畴三者间总呈现出以用为主、以体统用的表达特征;在具体的论述方式上则呈现为用归于体、预期于与智者对话而求得“秘响旁通”的言说机制。

堪舆源流考辨与李约瑟“审美”说

现代学界将风水研究视为禁区,主要是由于科学方法论异化为科学价值论所导致。严肃的研 究较有影响的是域外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所提出的“审美”说,但仍显粗疏而有待检讨。仔细考 辨风水源流,可知风水以“形法 阳宅术”为本,是一门在周代有着较高地位的实用技术,经过在西汉与阴 宅术合流、在东汉摄入“五行 堪舆”后,逐渐变成了包含阴阳吉凶谶纬之说的玄虚方术。据此可知,李氏 “审美”说关注的是风水选择之后的结果,有舍本逐末之嫌,未能明辨风水的“科学”和“迷信”成分,忽 略了风水的实用功能,缺乏思想史的深度钩连,其中原因,与他未完全跳出“西方科学中心论”和“术”的 研究太“简略”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