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意识与上海社会

近代上海对中国社会的意义,不仅仅是建立了一套与中国古代城市完全不同的城市市政建设和管理制度,更重要的是,它在构筑近代城市物质形态的同时,也造就和培养了近代的市民意识。这种市民意识,就是为了适应近代城市生活而发展出来的一套关于公共领域、公共事务的权力与义务。上海市民意识的萌发是上海社会走向近代化的巨大推动力量。

上海史研究四十年

中国人把上海历史作为一项严肃的学术来研究,始于本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柳亚子主持的上海通志馆形成一个高潮。通志馆同仁的研究把上海史推进到一定的学术水准。但因抗日战争爆发而中断了这项有价值的工作,拟议中的《上海通志》终未成定稿。抗战结束后上海市文献委员会试图继承上海市通志馆的未竟之志,续修《上海通志》,开展上海史研究。他们编辑的《上海文献丛刊》(已印六种)便是努力沿续《上海掌故丛书》的结果。

陈寅恪先生治史方法

本文系作者在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科目中心客座教授讲座中所作的演讲，主要讨论两个问题：一是陈寅恪先生治史之法，即“以诗证史，从史论诗”和“以小见大”；二是讲陈先生著作中两个应该引起史学界继续研究的重要问题：唐代关于种族与文化的关系和宋代文化问题。

《民报》案审讯补记

拙文《〈民报〉“封禁”事件诸问题》(《中华文史论丛》一九八一年第一辑,以下简称《诸问题》),对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开庭审讯《民报》案有所记述。

百年沧桑说戊戌

百年沧桑说戊戌唐振常百日维新，何其短暂！然而，这短暂的百日，却铸就了历史的长远。设想当年，诏书连下，奏章飞上，士人争向西方寻求借鉴，人民仰首祈望变革，一时之间，这沉睡了二百多年的帝国，似乎觉醒了，尽管并没有很多的改革实际行动，毕竟咆啸之势已成，奔腾即...

闲话演义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做了一件很有气魄的事,上起炎黄二帝,下迄五四运动,把如此浩大绵长的一部中国历史,组织编写而成《五千年演义》,都十五本,共四百三十余万言。是书《前言》谓之为“是一套有统一布局、分头执笔、多卷合成的丛书”,“系统地反映了”

同心同德 兴旺发达

邓小平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开幕词中宣告:“我们有充分的根据相信,这次代表大会制定的正确的纲领,一定能够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使我们党兴旺发达,使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使我们的国家和各民族兴旺发达。”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保证,在于这次代表大会制定的正确纲领,这主要具体体现在胡耀邦同志以此为题所作的报告中。全党、全国人民循此以进,就会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训政”与“开明专制”——一个历史现象的探索

孙中山《建国方略之一心理建设(孙文学说)》之作,中心论旨在论证知难行易,在第六章《能知必能行》中,提出了著名的革命程序论,即:'规定革命进行之时期为三,第一,军政时期。

“四人帮”与青红帮

“四人帮”与青红帮,似乎风马牛不相及。青红帮发端于清初;“四人帮”却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猖獗一时。青红帮产生在封建社会后期,以后盛行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四人帮”的祸端,则发于社会主义社会。青红帮品类复杂;“四人帮”则挂着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员的招牌,打着最革命的旗号。然而,“四人帮”与青红帮,却有着血缘纽带的关系。追本溯源,“四人帮”的祖宗是青红帮。

关于上海学(Shanghaiology)

《史林》讨论须否设置上海学这门学科，以便更好地展开研究，乃述管见，以备参考。话从稍远一点说起。经过了十年学术大破坏，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开始经营重建学术之事。史学一项，统筹全局，发纵指示，则表现于一九七九年举行于成都的全国史学规划会议。也就是在这...

卓荦孤怀身殉道──《陈寅恪最后的二十年》读后

卓荦孤怀身殉道──《陈寅恪最后的二十年》读后唐振常前以《孤怀卓荦殉道真》为题写成《吴宓自编年谱》读后所感（将载《读书》杂志一九九六年第六期），今复以同样意义之题稍易其字，写作此文，盖以为今世学人唯陈、吴二先生最称得上终生守道、乐道、卫道、明道，终至于...

记一代经学大师龚向农先生

大舅父向农龚道耕先生,蜀中名儒,一代经学大师,1941年逝世,迄今将近半个世纪了。我所见写大舅父的传记共有4种,分别为庞石帚、徐仁甫、潘光慈、姜亮夫四先生之作。庞先生乃大舅父友人,后三位是大舅父高弟。前三作都写于大舅父逝世之时,姜亮夫先生之作则为近年所写。潘作系为国民政府宣传国史馆主传而作。四先生之作各有千秋,但以体例所限,均失之于简。

读史札记三则

读史札记三则唐振常东南互保幕后策划东南互保，中国近代史一件不大不小事。说它不大，不过地方督抚协同一致与外国代表共谋保全地方的安宁；说它不小，是地方敢于违抗中央，欺瞒中央，公然与外国订成条约。近年以来，考证东南互保，议其得失之文渐有，间亦有能得其精要者...

记者·史官·史家

记者与史家有差,但不是泾渭之别。虽不能夸张地说成只是一线之差,至少可以说是相距有限。古之史官,出以今名,只不过是皇帝的御前记者。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就是把皇帝的一言一事都记载下来。今之记者是记全社会和人民也包括领导人的事,其情不同,其记事则一。

论史随笔

重通求专历史学的研究内容包罗万象,自然与人文社会全在其中。历史学也就是一门无所不包的科学。共产主义经典作家有此说法。司马迁述他写《太史公书》的目的,头一条是“究天人之际”,意思是把人文历史和自然演变相汇通,了解其间的分界。又是汇通,又说分界。

论史续笔

文史资料与日记之为史料建国以来,我们整理出版了大量史料,对于历史研究工作,功德无量。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对于这些史料,还得经过鉴别,考订其可信程度。此则只拟谈文史资料与日记的史料作用。所谓文史资料,指的是从全国到地方政协编辑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所载文字。文史资料这个名称,颇不容易理解。文史二字相连,并非指文与史。又並不是文化史史料,它包罗的内容远为广泛。也不是指以文字记载的史料。究竟应该如何理解,至今未能明,姑沿用之。从性质看,各种文史资料其实大多是回忆录。此文所谈,也就限于回忆录。

远生之忏

远生有一篇著名文章《忏悔录》,发表于1915年11月10日《东方杂志》。他的朋友林志钧编辑《远生遗著》时,在《序言》中,对远生作品,分列三类评介,即政治、新文艺与人生问题,《忏悔录》作为远生人生观最主要文章被介绍。

远生时评

黄远生既为中华革命党(国民党改组后一度用名)刺死于旧金山,其友林志钧编辑黄之遗著为《远生遗著》二册,文分四类:论说、通讯、时评、杂著。论者对于这位被戈公振誉为“报界之奇才”的作品间有论述,多及于论说与通讯,而忽略其时评。远生主要作品自是论说与通讯,其论说之作,气势磅礴,浩梏荡荡如长江大河,震动人心,宜乎为人所贵。通讯之体,则远生创其始,其文明见毫末,悉其底蕴,读之余味无穷,自然给报界留下了遗规,而令读者难忘。然忽略远生时评,则未免有憾。远生时评,其实是今天所谓短评,集中所载,短者只61字,最长的一篇不过400字。然篇篇意味无穷。今日域中报纸,虽时有署名之短评载于新闻版面,然已非时评了。

黄远庸之死

黄远庸(1885—1915),名为基,远庸其字,江西九江人,是民国初年名震一时的新闻记者、评论家。以笔名远生在南北各报发表文章,并与张君劢、蓝公武合办《少年中国周刊》,时人称为梁启超门下三少年,或称新中国三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