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期转弱背景下我国央行沟通的预期引导效应分析——基于信心预期渠道

沟通作为央行预期管理的途径之一,其重要性日益彰显。本文通过对我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进行措辞提取与LDA建模,构建我国央行沟通指数,并进一步基于信心预期渠道,利用TVP-SV-VAR模型重点分析央行沟通的预期引导效应。研究发现,信心作为央行沟通的一种预期传导渠道,能够显著提升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结合我国实际发现:当央行发出宽松的沟通信号时,经济主体会形成对未来较好的预期,此时消费者信心和企业家信心提高,进而增加消费和投资,提高总需求水平;反之,则会抑制总需求水平。此外,通过对比两种信心渠道发现,企业家信心预期渠道的作用效果优于消费者信心预期渠道。因此,要推动宏观经济稳定发展,在提升央行沟通透明度的同时应积极引导和提振信心,助力经济主体形成理性预期,以此推动实体经济增长。

基于DSGE模型的房价波动与“双支柱”调控

在“房住不炒”宏观调控政策逐步落实的背景下,实施“双支柱”调控有助于推动金融、房地产同实体经济的均衡发展。不同房价波动冲击下的两种货币政策规则与宏观审慎政策的协调效果有所差异。文章基于DSGE模型研究房价波动与“双支柱”调控,研究发现,货币政策规则选择泰勒规则相较于麦克勒姆规则更符合中国现实发展情形,引入宏观审慎政策能够抑制房价的波动,短期内在住房需求冲击、金融冲击以及生产技术冲击下的房价变动不一致,会对未来中期、长期房价的上涨具有抑制作用。鉴于此,货币当局制定货币政策时要明晰房价波动的来源,根据冲击来源通过“双支柱”进行协调搭配,从而实现“居者有其屋”的目标。

普惠金融、城镇化与政府支出的减贫效应分析

在普惠金融发展日益完善的同时,城镇化水平也明显提升,政府财政支出与普惠金融发展协同发力,将进一步改善城镇居民的福利。在这一背景之下,对普惠金融、城镇化与政府支出三者是否存在减贫效应进行深入分析,具有相当积极的现实意义。以2006—2018年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相关数据为基础的动态GMM模型与门槛特征分析结果表明,普惠金融发展对贫困减缓有先恶化后改善效应,其余解释变量均能正向促进贫困减缓,并且普惠金融发展与政府支出在贫困减缓上存在门槛效应。基于此,在面对不同地区发展之间的差异时,需因地制宜实施普惠金融政策,处理好城乡之间的关系,适当增加财政支出与普惠金融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的胜利果实,进而促进乡村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