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象使用损失:一种应当赔偿的财产损害

我国侵权领域抽象使用损失可赔偿性尚存争议,究其原因为损害的“差额说”导致。“差额说”由莫姆森(Mommsen)于1855年发表《利益说》一文提出,认为损害为受害人在损害事故发生后所有的财产数额与其在假设损害事故不发生的条件下应有的财产数额的差额。因受害人并未支出替代物费用,自然没有产生财产差额,故无损害的发生。莫姆森“差额说”的理论源头为罗马法上的“利益(interest)”概念,对抽象使用损失可赔偿性的否定来源于对罗马法上差额状态的误解。所谓“差额”关注的是物上利益的整体状态,而非简单的财产数额计算,因此“差额说”的真正内涵应当为侵权事件发生前后的利益变化。抽象使用利益的损失应当为一种财产性利益损失,原因有三:第一,抽象使用损失的范围可以凭借主观计算方法确定,物的抽象使用价值可以凭借“商业价值理论”获得财产价值属性,且其确定性要求并非绝对,仅需达到“相对确定”标准即可;第二,应当同等评价营利物的使用损失和自用物的抽象使用损失,加害人的侵权行为阻碍了权利人实现物上的使用利益,造成了受侵害人合理期待的落空,所谓财产的本质与意义不仅在于其本体,更包括利用该财产以达成人生的目的;第三,财产性利益损失的概念更加周延,避免了损害赔偿范围的盲目扩大,对抽象使用损失加以限制更契合中国特色《民法典》权益保护的理念。德国法早已承认抽象使用损失的可赔偿性,并通过司法实务建构出一套完整的规范系统,并以“规范的损害”概念填补传统“差额说”在使用领域赔偿上的不足。“规范的损害”是与“自然的损害”相对的概念,提出损害的定义不拘泥于法律规定,而是根据受损权益在法规范评价上的重要性来决定是否具有可赔偿性。根据《民法典》设立的“获利返还”制度,加害人代受害人实现了物的抽象使用利益,这一利益根据法秩序应归属于受害人,因此这一利益应当返还给受害人,因此抽象使用损失的可赔偿性符合法规范的评价。我国《民法典》亦受德国法影响,采取损害赔偿的一般规定和具体列举损害赔偿项目的结构,因此德国法上“规范的损害”概念对我国有可借鉴意义。与我国损害赔偿体系融合的过程中需要注意规范评价的限制因素,即须满足“受损物为维系个人生活必需之物”和“可感性”要件。本文之目的即在介绍德国法上相关制度构建,并结合中国特色损害赔偿体系,为国内实务与学说提供参考。

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吡咯替尼超适应证用药安全性的回顾性研究

目的评价吡咯替尼超适应证用于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HER2)突变非小细胞肺癌(NSCLC)的安全性。方法回顾性收集某肿瘤专科医院2020年1月—2022年12月收治的使用马来酸吡咯替尼片治疗HER2突变NSCLC的住院患者相关资料进行分析,内容包括患者信息、用药信息及药品不良反应(ADR)发生情况等,评价其临床用药安全性。结果共收集46例使用吡咯替尼的HER2突变NSCLC患者病历资料,其中男19例,女27例。42例患者出现ADR,发生率为91.30%,常见ADR包括胃肠毒性、皮肤毒性和肝脏毒性等,大部分为轻度和中度毒性。结论吡咯替尼超适应证用于HER2突变NSCLC发生ADR很常见,但程度较轻,安全性较好,大部分ADR经及时对症处理后可耐受。

氟康唑加重普拉替尼血液毒性的病例分析

1例61岁晚期肺癌女性患者在同时接受普拉替尼与氟康唑治疗4 d后,出现了4级中性粒细胞减少及2级血小板减少。临床药师考虑为氟康唑与普拉替尼相互作用引起的血液毒性,依次停用普拉替尼和氟康唑,给予患者重组人粒细胞刺激因子升白细胞治疗,待血细胞计数恢复后,予普拉替尼剂量减半重启治疗,并逐渐恢复至原治疗剂量,后续治疗未再出现不良反应。此病例提示医生及临床药师应意识到普拉替尼与氟康唑有潜在的相互作用,并在普拉替尼治疗期间避免使用CYP3A4抑制药且注意调整药物剂量。

普拉替尼致血小板减少1例分析

本文报道1例58岁转染重排融合阳性的晚期非小细胞肺癌女性患者,规律服用普拉替尼400 mg,qd抗肿瘤治疗后发生4级血小板减少症。治疗前患者血象正常,连续服用普拉替尼27 d后血小板计数(Plt)明显降低,最低降至14×10^(9)·L^(-1),对症处理后无明显改善。考虑为普拉替尼所致不良反应,立即停药,同时给予对症处理,此后患者情况逐渐好转,10 d后Plt回升至94×10^(9)·L^(-1)。患者血象逐渐平稳后调整普拉替尼剂量重启抗肿瘤治疗。临床药师通过不良反应关联性评价判定很可能是普拉替尼引起的血小板减少症,并监护患者对症治疗,且在患者Plt恢复正常后提出重启普拉替尼的剂量调整建议。该病例提示临床使用普拉替尼时应警惕血小板减少不良反应,做好药学监护,发生不良反应后及时进行用药分析和对症处理。

透析患者抗反转录病毒药物(伐昔洛韦)的用药分析与药学监护

目的:对透析患者抗反转录病毒药物(伐昔洛韦)进行用药分析,并给予药学监护。方法:选取我院2018年5月—2021年10月所收治的尿毒症透析合并疱疹患者,共75例,并将其作为研究对象。将其随机的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两组患者都进行透析的基础上,对照组的38例患者使用常规用药,其中包括抗生素、干扰素以及病毒唑药物等治疗,观察组的37例患者使用伐昔洛韦药物治疗,并且对这些患者展开用药分析和药学监护。在使用伐昔洛韦的时候,需要给予一定的用药指导和药学监护。观察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不良反应生活质量及治疗前后的肾功能相关指标。结果:观察组的治疗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的不良反应低于对照组(P<0.05);在治疗之后,发现观察组患者的生活质量评分高于对照组(P<0.05);治疗之后,观察组患者的肌酐指标与尿素氮指标有了一定的改善,且与对照组比较具有一定的差异性(P<0.05)。结论:对尿毒症透析合并疱疹患者来说,使用伐昔洛韦药物可以促进患者的病情改善,但是过多使用会对患者造成较大的伤害,所以对透析患者使用伐昔洛韦药物时,要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进行应用。

抗肿瘤药物分级管理规范初探

目的为医疗机构制订抗肿瘤药物分级管理规范提供参考。方法结合国家政策、某三级甲等肿瘤专科医院抗肿瘤药物用药现状及相关文献,分析抗肿瘤药物分级管理标准。结果与结论可将抗肿瘤辅助用药从抗肿瘤药物目录中排除。可从毒副作用、上市时间、价格三方面对抗肿瘤药物分级,其中毒副作用由于其划定标准不易界定,可将不良反应发生率占比较高且影响DNA结构与功能的药物中毒副作用大的列入限制使用级;按上市时间2年划定,3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作为参考阈值,并可根据各城市国内生产总值的不同作适当调整。处方权限可将专业及职称作为规范使用限制使用级抗肿瘤药物的划分门槛。

药师促进质子泵抑制剂在肿瘤患者中合理使用的临床实践

目的讨论临床药师在促进肿瘤患者合理使用质子泵抑制剂方面的作用。方法选取临床药师干预前使用质子泵抑制剂的住院病例(2019年9月至12月)及干预后使用质子泵抑制剂的住院病例(2020年1月和4月至6月)各360例,比较临床药师干预前后质子泵抑制剂的不合理使用情况,包括无适应证用药、用法用量不适宜、超疗程用药、特殊人群用药未及时调整等。结果经药师干预,我院肿瘤患者质子泵抑制剂静脉制剂使用率显著降低(P<0.05),不合理使用率由76.39%下降至42.22%,干预效果显著;其中在抗肿瘤治疗前使用质子泵抑制剂预防消化道反应的不合理用药现象得到了明显改善(34.72%vs.23.33%,P<0.05)。结论临床药师促进了质子泵抑制剂在肿瘤患者中的合理使用。

李尔本案与不得自证有罪权利的起源

1236年,宗教审判式的宣誓制度和纠问式的审判程序开始由教会引入英国,与英国已经确立的普通法审判程序展开了三个多世纪的斗争。

肿瘤患者免疫检查点抑制药用药安全性的回顾性研究

目的:对国内已上市的免疫检查点抑制药(ICIs)在肿瘤患者临床使用中的用药安全性进行回顾性研究。方法:收集某肿瘤专科医院2018年7月~2019年7月使用帕博利珠单抗、纳武利尤单抗、信迪利单抗、特瑞普利单抗等ICIs的处方情况,包括患者信息、用药信息及免疫相关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等,分析处方是否超适应证用药,评价其临床用药安全性。结果:共收集174例使用ICIs的肿瘤患者病例资料,其中男112例,女62例;患非小细胞肺癌的人数最多,其次是肝癌。ICIs单药使用的病例63例(36.21%),111例(63.79%)患者同时联合其他抗肿瘤药物。136例(78.16%)患者为超适应证用药,超适应证使用者大部分为肝癌、非小细胞肺癌患者。88例患者发生免疫相关不良反应,发生率为50.57%,常见不良反应包括皮肤毒性、肝脏毒性、胃肠毒性等,大部分为轻度和中度毒性。结论:4种ICIs超适应证使用较为普遍,免疫相关不良反应发生较多,但程度较轻,安全性较好,大部分患者出现不良反应后经及时对症处理后可耐受。

PD-1/PD-L1抑制药联合化疗用药顺序对免疫相关不良反应的影响

目的:探讨程序性死亡蛋白-1/细胞程序性死亡蛋白配体1(PD-1/PD-L1)抑制药联合化疗的用药顺序,对免疫相关不良反应(irAEs)的影响。方法:收集某肿瘤专科医院2021年1~9月接受PD-1/PD-L1抑制药联合化疗药物治疗的200例病例,统计患者基本情况以及irAEs发生情况,并比较先使用PD-1/PD-L1抑制药再化疗的100例病例(后化疗组),与先化疗再使用PD-1/PD-L1抑制药的100例病例(先化疗组),发生irAEs的差异情况。结果:200例病例中男138例(69.0%),女62例(31.0%),年龄集中在40岁(72.5%);所患疾病主要为肺癌(28.5%)、肝癌(15.0%)和鼻咽癌(10.5%)。共发生irAEs 108例(54.0%),其中先化疗组irAEs发生率(64.0%)显著高于后化疗组的44.0%(P<0.05)。irAEs类型以肝脏毒性(14.5%)、皮肤毒性(11.0%)和内分泌毒性(9.5%)为主。毒性分级中G1G2有123例(61.5%),G3及以上7例(3.5%)。后化疗组中G1G2有51例,G3及以上4例;先化疗组中G~1G2有72例,G3及以上3例。88例患者发生1种类型的irAE,18例发生2种类型的irAE,2例发生3种类型的irAE。后化疗组与先化疗组发生≥2种类型irAEs的均为10例。结论:PD-1/PD-L1抑制药联合化疗治疗中,用药顺序与irAEs的发生密切相关,临床应加以重视。

基于真实世界的安罗替尼临床应用及安全性分析

目的:观察安罗替尼在真实世界中的临床应用情况及安全性。方法:采用集中监测方法,从某市级肿瘤专科医院收集2018年7~12月使用安罗替尼的患者30例,对其基本情况、诊断、用药信息等临床应用情况和安全性等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安罗替尼在实际临床使用中存在超适应证、联用其他抗肿瘤药物等超说明书使用的情况。本研究的总不良反应(ADR)发生率为73.3%,发生率前3位的ADR分别为高血压、血小板计数降低和呕吐,严重程度≥3级的ADR共3例,分别为中性粒细胞绝对值下降、口腔黏膜炎和咯血。结论:初步观察安罗替尼上市后发生的ADR与Ⅲ期临床试验结果相似,应进一步把握使用指征,同时注意与现有治疗方案的平衡。

UGT1A1杂合突变与伊立替康所致不良反应的真实世界研究

为了研究某三甲肿瘤专科医院患者UGT1A1基因型分布,探索真实世界中患者UGT1A1基因多态性与服用伊立替康后的不良反应的相关性,我们回顾性分析2017年5月至2021年12月该院42例接受UGT1A1基因检测的患者资料,总结其中31例服用伊立替康后其血液学以及非血液学不良反应的发生情况。结果表明:UGT1A128基因杂合突变率为21.9%,纯合突变率为4.9%,UGT1A16基因杂合突变率为31.5%,未检测到纯合突变型;本研究中UGT1A16及28杂合突变的患者较野生型患者血液学和非血液学不良反应未见显著性差异,血液学不良反应包括中性粒细胞减少、白细胞减少、血小板减少、血红蛋白减少,非血液学不良反应包括ALT/AST增高、ALP/GGT增高、胆红素增高、乏力、恶心、呕吐、迟发型腹泻;UGT1A16和28双位点突变的患者出现迟发性腹泻的发生率为100%。研究表明,UGT1A16和28双位点杂合突变的患者出现迟发性腹泻风险较高,需引起关注;UGT1A1杂合突变患者应用伊立替康后出现血液学及非血液学不良反应无显著性差异,但需进一步增加样本量证实这一结论。

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相关性肺炎的研究进展

目的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已经彻底改变了非小细胞肺癌的治疗,为肺癌患者带来了新的希望,然而,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可能导致免疫相关不良事件,涉及任何器官或组织。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相关性肺炎有潜在的致死性,是威胁生命的不良事件之一。本文就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相关性肺炎的发病率、危险因素、治疗管理及再激发作一综述。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相关性肺炎的管理现状及展望

随着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在肿瘤治疗中的广泛应用,免疫相关不良事件(irAE)越来越受到关注,其中ICI相关性肺炎(CIP)较为常见。本文对CIP的临床特点、疾病分级、治疗策略等进行了介绍,建议多学科合作对接受ICI治疗的患者进行全流程管理,早期发现、早期诊断,建立明确有效的预防和预警策略,使肿瘤患者最大程度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