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合规制度中认罪问题研究

在企业合规制度中,涉罪企业认罪既是启动合规考察的前提条件,亦能体现检察机关提前采取“准刑罚”措施的正当性。围绕中小微企业这一类主要适用对象,企业认罪的实践困境包含直接责任人员未参与罪名合意、认罪真实性与自愿性难以保障、检察机关接触企业认罪较晚等。究其原因,主要为“认事”与罪名合意之人发生分离、合规不起诉的优待及于直接责任人员、公诉裁量权较大且外在监督不足等。同时,从试点情况看,企业认罪的具体表现形式为第三方组织审查和建议采取何种合规计划、合规考察合格后检察机关是否不起诉等提供了参考和依据。面对诸多实践困境,应从赋予两类代表人员相关性权利、对直接责任人员慎用不起诉、逐步完善企业合规规则、强化公诉裁量权的外部“风控”因素四方面加以改进。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研究现状、解读与展望——基于2014-2016年419篇学术文献的研究分析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确保侦查、审查起诉的案件事实证据经得起法律的检验,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这是一项具有"四梁八柱"性质的司法改革项目,也是当前学者研究的关键议题。通过对2014年至2016年发表的419篇电子期刊文献的研究,本文发现,学者们突出分析了以审判为中心改革的理论内涵、核心问题、现存困境与实践对策等问题,指出革新诉讼改革理念、强化侦查行为规范、严格审查起诉、完善庭前会议、突出法庭审判、严格证据裁判、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等途径是实现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进路。

隐忧与出路:检察院“捕诉合一”模式的思考

在检察系统内设机构改革的背景下,许多检察院将侦查监督与公诉两部门合并为刑事检察部(处、科),捕诉关系回归以往的"捕诉合一"模式。尽管国内一些学者对此做法并不赞同,但在"试点即意味推广"的司改语境中,全面推广"捕诉合一"模式已是定局。然而,"捕诉合一"模式可能带来非法证据排除更为罕见、证明标准区分更为困难、侦辩权力(利)更为失衡、批捕追诉化更为明显的隐忧。为此,应当从重新审查关涉定罪量刑的三类证据、提高批捕案件的质量、完善值班律师制度、改变检察官绩效考评的权重、强化检察官的内外部监督五个方面作出回应。此外,从长远来看,应当以"捕诉合一"模式的实效为标准,在考量西方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检警一体化"或者"批捕权回归法院"两种未来方案。

检察院侦查权限度保留之必要性及路径

监察体制改革作为我国现阶段的重大改革举措,其主要内容是实现检察院职务犯罪侦查权转隶监察委员会。纵观两大法系国家,侦查权"共享"模式是基本做法,且通过客观辨识我国检察院职务犯罪侦查实践,发现历年侦查的人数、案件数量较为可观,能够弥补人为性立案"盲区"以及实现法律监督的既定目标。在确定检察院有必要限度保留侦查权之际,可以通过保留检察院机动侦查权或创设新的检察院侦查权的路径实现。

《著作权法》颁布实施以来的回顾与展望——写在《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生效之时

自1991年《著作权法》颁布实施以来,我国《著作权法》已先后历经三次修改,每一次修改的意义均有所不同:1991年《著作权法》的颁布实施确立了我国版权保护基本框架;2001年《著作权法》的修改实施标志着我国初步建成版权保护体系;2010年《著作权法》的修改实施标志着我国基本建成版权保护体系;2021年《著作权法》的修改生效标志着我国初步建成版权强国。但与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版权强国这一目标尚有距离,为此,需要从不同方面做出努力。

论公诉案件听证逮捕程序的构建

逮捕作为最严厉的一种强制措施,须谨慎适用,用之不当,则国家与个人均受之害。较之于国外实行逮捕与羁押相分离的司法制度,我国刑事立法预设的是"捕押合一",羁押作为逮捕的当然性后果,因此常被国内外以侵犯人权为由而诟病。为保障人权,贯彻比例原则,拓宽犯罪嫌疑人的救济途径,针对由公安机关侦查、检察机关审查批捕的部分案件,建议在作出逮捕决定之前召开听证会,并对听证会的结构、主体、内容、流程、效力、期限规定等方面有所构想。

刑事证人出庭的现存弊病及对策研究

证人出庭难、出庭率低历来就是中国刑事审判中"老大难"的问题。证人出庭具有查清案件事实、保障诉讼主体权利的功能。应当从立法、司法、证人自身三个方面论证证人出庭率低的"病因"所在,并以这三个方面问题为导向,针对性寻求相应的解决对策。

由形式走向实质:审查逮捕权的主体回归

逮捕是我国司法程序最为严厉的强制措施,具有谦抑性和最后性。通过观察我国审查逮捕实践,存在着静态化审查和单对单会面两重弊端,这些弊端导致我国审查逮捕趋于形式化,造成逮捕率长期居高不下。可以尝试借鉴域外国家的做法,以英、美、德、日四国为例,将检察院的审查逮捕权转隶法院。在审查逮捕权回归法院之际,需要在审查逮捕中增设公开听审的方式,并在参与主体、适用范围、程序启动、审查地点、举证责任方面作出具体规定,在具体操作时应当注重与相关配套设施的衔接。

刑事和解制度问题反思与对策研究

刑事和解制度是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特别程序,在正式确立前经历了较长时间的试点。但由于相关概念厘定不清、超范围适用、考评机制限制办案干警积极性、和解方式单一等原因,造成试点前后实施效果存在较大差异。文章通过构建刑事和解"e平台",提出刑事和解在线解决新途径,从而实现情、法、理的有机结合。

海外国企腐败问题带来的挑战及其治理——基于将“一带一路”建成“廉洁之路”的构想

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海外国企跨国经营的广度与深度得以深化,但腐败问题也随之更为明显。为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要加强反腐败国际合作,将"一带一路"建成"廉洁之路"。文章以2013年昆明"8·15"涉外案为例,结合国内外反腐现状呈现出热与冷的鲜明反差现象,研究发现,海外国企腐败的治理过程中存在内部监管疲软、沿线国法律冲突明显、沿线国政治环境不稳定三重挑战,提出可以通过推动海外国企内部监管实质化、加强沿线国的司法协助、多举措缓解政治风险三种方式加以应对与治理,从而保障国有企业的廉洁性,助力将"一带一路"建成"廉洁之路"。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实施现状及完善建议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作为监视居住制度的例外情形,初步规定在1997年《刑事诉讼法》中,在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时做出重大调整。时下,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实践问题丛生,主要有规定不明确,监督模式疲软;执行风险较高,执行场所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程序不规范;执行主体存在错位现象三重问题。需要通过逐步建立专门、标准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场所,切实转变职务犯罪侦查模式、提高情报收集研判能力和审讯水平以及完善检察监督机制三种方式实现解决。

区域领头羊，必须抢占“百元价格带”

序／渠道下沉的新考验 世事风云变幻，进入2017年，传统的营销方式，商业模式在互联网的推动下，变得失色。而此刻，从全国性名酒到省酒到区域领头羊都在做一件事：渠道精耕!对于全国性名酒和省级龙头品牌来说，渠道精耕必然会导致渠道下沉，这让原来在区域里面活得很好的领头羊的生存空间不断被挤压，挤压!

十大创新让茅台悠蜜从0到1

在中国整体白酒、啤酒产能过剩，酒类行业少数回暖、多数徘徊的弱复苏情况下，茅台悠蜜是如何开创新品类的？如何逆势增长，而且呈现爆发性增长的？答案是茅台悠蜜的一系列创新。那么茅台悠蜜又是如何创新的？如何从0到1的？本文将试着解读茅台悠蜜的十大创新，还原茅台悠蜜爆发性增长的因果关系。

改革视域下检察机关机动侦查权之重构

机动侦查权是总结长期侦查经验基础上的"中国式"做法,在国家监察委员会改革、检察院侦查权转隶的背景下,机动侦查权已成为有限保留检察侦查权的最后"选项"。了解机动侦查权的定义及其历史沿革,明白此权力的提出具有实践基础。从域内外视角论述侦查权的必要性,表明机动侦查权是顺应世界潮流、维护检察权威的需要。从宏观上对机动侦查权进行重构,为未来立法提供理论参考。

版权行政机关在版权保护中的角色变迁及其匡正

“角色”不仅是对版权行政机关在版权保护中的具象化,更是一种凝练表达。在1991年《著作权法》制定及之后两次修改的实施期间,版权行政机关分别扮演了“严格家长”“公益代表人”“私权代理人”三类角色,不同角色在当时特定背景下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为我国在版权领域取得巨大成就提供了主体效能,但均具有过渡性。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无论是从2021年《著作权法》的修改要点,抑或国内外版权行政机关的特征和发展趋势来看,都要求版权行政机关以《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生效为契机,完成向“守夜人”角色的转型。为此,应深入剖析版权行政机关角色转型所面临的一系列阻力,并从健全规范性文件的退出机制、明确各级版权局在版权行政机关中的主导地位等方面,提升我国版权行政保护的层次与水平。

法院参与涉案企业合规的反思与改进

The Report to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learly proposes to‘optimize the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of private enterprises,protect the property rights of private enterprises and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entrepreneur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and growth of the private economy’.

反思法院审前参与涉案企业合规的困境与出路——以规范公诉裁量权的运行为视角

法院审前参与制度在各国的司法程序中并不少见,根据外在形式的不同,法院审前参与的类型主要分为政策型、行政型以及机动型三种,且均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在域外国家和地区,无一例外地将法院审查暂缓起诉协议视为限制公诉裁量权的解决措施,只是在法院参与后是否进行实质审查方面有所区别。在我国,鉴于公诉裁量权不断扩充、检察机关自我监督效果不佳、控辩实力失衡等问题较为严重,因而法院审前参与涉案企业合规更有其必要性。不过,法院审查合规不起诉所面临的阻力应当引起警惕,并应通过合理设置审前参与的类型予以消解。权利救济型审前参与是一种因救济受损权利而发起,并能达到限制公诉裁量权、保障涉罪企业合法权益等效果的新类型。通过对权利救济型审前参与的相关内容及保障措施加以构建,可以为涉案企业合规的健康、持久运行提供有力保障。

是否采纳未出庭对质证人证言的欧洲经验及其启示——以三步检验法的演变为线索

三步检验法作为欧洲人权法院是否采纳未出庭对质证人证言的判断标准,其先后经历了两步法、三步检验法的确立以及三步检验法的发展。在不同的演变阶段,三步检验法的每一步骤不仅在内容上存在着细微差异,而且在不符合其步骤时是否造成审判不公正的结果上也有所不同。表面来看,三步检验法的演变反映了欧洲人权法院对于两大法系不同诉讼特征的妥协。实际上,欧洲人权法院是在不断妥协中坚守着公正审判的最低要求。三步检验法对于缓解我国证人出庭率普遍较低、被告人难以与证人对质等问题具有启发意义。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本文主要从健全预防冤假错案的程序机制和实现公正审判的要求出发,高度重视证人出庭和被告人对质权问题;从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要求出发,严格限定证人不出庭作证的例外情形;依托听证形式在特殊案件中建立审前对质程序以及完善使用不出庭证人证言的程序保障和救济机制等方面作出改进。

版权行政机关的角色变迁及其匡正

1991年《著作权法》的制定实施:“严格家长”从当时的背景来看,之所以将这一时期的版权行政机关归纳为“严格家长”,原因在于:一是1991年《著作权法》所秉持的宽泛立法思路为其提供了角色支撑,关键条款包括了作品的法定形式(第3条)作品的法定要求(第4条)、作品的报酬标准(第27条)及其行政处罚的侵权标准(第46条)等;二是《著作权法》本身所承载的,需实现的多重功能难免会转化为对版权行政机关之角色期待,依托相应的角色来保护和平衡创作者、传播者与社会公众的共同利益,以及不断与国际准则、国际通行惯例保持衔接等;三是发于计划经济时期。

微商经济助力脱贫攻坚大有作为

从产业链的角度来看,农副产品的种植和加工是微商经济的最初环节,主要集中在乡村地区,这也为推进我国乡村脱贫扶贫工作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2014年以来,我国微商经济正式兴起,涉及的人数、行业以及市场份额呈急剧上涨趋势,已成为助推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与传统营销模式相比,微商经济具有成本低、运营便捷以及门槛要求低等特点,并促成了微商经济的覆盖领域迅速走向多元化,从起初的化妆品为主延伸至食品、服饰、房地产、保险理财等产品,打造了'微商+'的产品营销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