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地区不同民族青少年校园欺凌与抑郁症状的关联

目的了解西部地区汉族、彝族、藏族青少年校园欺凌和抑郁症状的流行现状,探讨不同欺凌角色、欺凌频率与抑郁症状之间的关联程度,为青少年校园欺凌防治提供新观点。方法采用典型抽样和整群抽样相结合的方法,于2020年4—11月在四川省苍溪县、甘洛县和西藏自治区拉萨市的6所中小学中招募3115名中小学生进行自填式问卷调查。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校园欺凌与抑郁症状的关系。结果881名(28.3%)中小学生在过去6个月中经历过校园欺凌,892名(28.6%)检出抑郁症状。汉族、彝族、藏族的校园欺凌报告率分别为20.5%,46.4%和23.8%,其中被欺凌报告率分别为15.3%,25.0%和11.8%,欺凌报告率分别为2.3%,5.7%和6.7%,欺凌-被欺凌报告率分别为2.9%,5.7%和5.4%;抑郁症状检出率分别为20.4%,37.9%和36.5%。调整年龄、年级、民族、吸烟、饮酒变量后,被欺凌者(AOR=1.98,95%CI=1.61~2.45)、欺凌者(AOR=2.63,95%CI=1.81~3.82)和欺凌-被欺凌者(AOR=3.33,95%CI=2.44~4.54)的抑郁风险高于无校园欺凌经历者(P值均<0.01),且抑郁风险随着欺凌频率增加而增大。结论西部地区彝族和藏族青少年的校园欺凌和抑郁症状均高于汉族,参与校园欺凌、高欺凌频率与抑郁症状密切相关。干预措施中应加强对各类欺凌角色和少数民族青少年的关注。

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四川省农村青少年体育锻炼行为研究

目的验证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在四川省农村青少年体育锻炼行为中的适用性,探索影响青少年体育锻炼行为的可能因素,为进一步采取有效的干预措施提供理论依据。方法以四川省资中县2所乡镇中学的2 302名初一、高一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结构式调查问卷进行调查,以计划行为理论为框架构建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分析。结果体育锻炼缺乏者1 527人,占比66.3%。不同学校、年级、性别学生体育锻炼行为得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值分别为-7.40,-2.90,10.90,P值均<0.05)。依据TPB建立模型并修正后得到修正的结构方程模型GFI=0.93,CFI=0.94,NFI=0.94,TLI=0.93,IFI=0.94,RMSEA=0.07,模型拟合结果较好。锻炼意图直接影响锻炼行为,标准化效应为0.45(95%CI=0.39~0.52),主观规范与洞察力是价值评价影响锻炼意图途径中的主要中介变量,其标准化效应值分别为0.66(95%CI=0.57~0.73)、0.23(95%CI=0.16~0.93)(P值均<0.01)。结论四川省农村青少年严重缺乏体育锻炼。计划行为理论在四川农村青少年学生群体具备较好的适用性。主观规范是促进农村青少年形成锻炼意图的主要因素。

基于健康信念模式的资中县农村青少年上网行为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应用健康信念模式分析四川省资中县农村青少年上网行为的影响因素,为此后的相关干预活动提供科学依据。方法以纵向研究的2015—2017年四川省资中县1 917名初中和高中学生为研究对象。使用SPSS 25.0统计软件进行t检验,采用Amos 24.0以健康信念模式为理论框架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定量分析健康信念模式各维度对农村青少年上网行为的影响。结果本研究中研究对象平均年龄16.1±1.4岁,周日、周末以及一般情况下平均每天上网时间超过1 h的研究对象分别占33.9%、46.4%和33.6%。感知到障碍、行动线索和自我效能对农村青少年上网行为的直接效应分别为0.187(0.123,0.250)、-0.113(-0.131,-0.011)和-0.162(-0.242,-0.102);行动线索、感知到严重性和感知到益处对农村青少年上网行为的间接效应分别为0.045(0.004,0.085)、-0.043(-0.070,-0.026)和-0.028(-0.048,-0.014),P均<0.05。结论资中县农村青少年上网行为的最大影响因素为感知到障碍,其次是自我效能和行动线索;此外,自我效能还能充当中介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