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的形而上学——论少年马克思

卡尔·马克思拿“哲学历书上最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普罗米修斯的狂啸．“总而言之，我痛恨所有的神”，作为他1841年提交耶拿大学的博士论文的座右铭和出发点，就许多方面而言这也象征着他毕生的事业。[1]在1835年，17岁的马克思当时仍是一位身体力行的路德教徒，他作为特里尔中学的一名学生已经在为人类决定自己命运的力量欢欣鼓舞，并且在设想那普罗米修斯式的任务，

作为科学的人类学——论垂暮之年的马克思

马克思毕生多次涉足人类学。他一开始熟悉的是旧式的理论人类学类型,并通过批判历史法学派奠基人胡果的'法学人类学',以及转向政治经济学,致力于重构人文科学的基础。后来马克思的兴趣点逐渐转向古代史和西方以外的世界,并在生命的最后10年集中阅读了现代人类学的几部奠基作。他在笔记里严厉批判梅因的狭隘民族中心主义视角,并有所选择地汲取了摩尔根《古代社会》中的研究成果和实证方法。马克思的思想可被视为通往新人类学的未竟事业。

历史法学派

历史法学几乎从一开始,历史即在法律传统中占有重要一席,而自彭波尼(Pomponius)的著作'论罗马民法的起源'以来,情形尤然。该著编入《法律汇编》第一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