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宫商——《泰律》研读有感

五声宫商等名之含义在音乐界有音高说、调式说、音质说、乐器说、律数说、天文说等不一而足。在音韵界有则声母说、韵母说、平上去入四声说、语调说以及决然否定等。在中医界更是五花八门,人言人殊。今人普遍抱守的"非此即彼""执其一而非其余"的思维模式在很大程度上隔绝了我们与古人的沟通。甚至使我们在总体上认识和把握传统文化,研究发掘音乐文化遗产的过程中实际上完全迷失了方向。

候气法疑案之发端

有关候气法的争论,一般认为爆发于明代中后期,而矛盾双方各派所援引的史料,则可上溯至先秦甚至更早。因此,对其中一些重要的史料如何理解,就成了问题的关键。隋文帝杨坚曾组织专人进行候气试验,毛爽的《律谱》(《隋书·律历志》)对候气作了较为详尽的总结概括,其中并没有对候气法明确否定的结论。朱载土育对候气法的态度前矛后盾自相癥牾,其中的原因仍需要进一步研究。候气法在明代开始受到质疑、批判,当与明末的历法改革直接相关,《崇祯历书》修编工程的正式启动,则更是正式宣告了候气法的寿终正寝。

纳音原理初探

纳音一说是传统律吕之学中颇具“核心”意味的一个关键环节。历史上从秦汉至明清有多位学者先后涉猎该论题 ,有过许多重要论述 ,其影响波及到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纳音学说又是一个多年来被忽略的一个冷门课题 ,就音乐史学界或律学界来说 ,作为沿用已久的一个律吕学概念 ,梳理其理论之脉络 ,弄清其概念之内涵 ,既是律学界及音乐史学界责无旁贷的份内之事 ,又是影响波及周边学科的边缘课题。因此 ,重新认识“纳音”一说 ,对于如何理解古人律吕之学及相关理论 。

刘歆与《汉书·律历志》

《汉书》在史学史上历来被视为典范之作。清人章学诚说"固因迁之体,而为一成之义例,遂为后世不桃之宗焉。"(《文史通义》)"迁书体圆用神,多得尚书之遗,班氏体方用智,多得官礼之意也。"(《章学诚遗书》)为治文史者必读之史籍。而其《律历志》又尤以为其艰深之最,在律学史上向来被视为圭臬。今学人阅读《律历志》,必当参以诸志及传等,则方得其门而入。

朱载堉《进历书奏疏》点注(上)——附四库全书之《提要》

明代中叶以后,朝政腐败,内外交困,政治气氛令人窒息。人们普遍以为与历法失修有关,纷纷要求修改历法。正德十五年(1520),礼部主事郑善夫上奏说,最近二三次月食,初亏复圆时刻都不合推步。建议征招“天资超迈,就心天文之学者,使得尽观秘书,加以岁月,必能上按往古,下推未来,庶几历元可更也。”嘉靖三年(1524),又有光禄少卿管监事华湘上奏说,历法失修,社会将动乱不安,请皇帝下之延访精通天算学者“征赴京师,令详定岁差,成一代之制。”此时明朝政府也已注意到了国初对私习天文的禁令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并逐渐放松了这道禁令,“命征山林隐逸能通历学者以备其选”。在中国,历法与乐律相结合已有悠久的历史。乐律、历法、数学、天文的完美结合曾经促成了几度辉煌的古代科技成就。然而曾几何时高度发展起来的律历之学至此时早已无人问津几成绝学,人才匮缺,书籍也散失遗失殆尽,偌大中国,一时间竟找不到一个懂得历算的人,修改历法面临绝境。作为皇家世子的朱载土育深明“天之历数在尔躬”的圣训,历数十年寒窗“辑名历五十家,倾心考证,时刻分秒期吻合于玑衡”,于二十三年(1595)终于完成了《律历融通》、《圣寿万年历》和《万年历备考》等被称为《历学新说》的系列著作,并附“进历书奏疏”一文进献朝廷。

《律历融通·序》点注 郑世子 臣 载堉 谨撰

《律历融通》是明儒朱载土育律吕学研究的代表作之一,与他的另两部著作《律学新说》、《律吕精义》有所不同的是,《律历融通》既是一部律吕学专著,又含括了大量的中国传统天文历法内容,其前二卷主要叙述作者的传统历法研究成果,除全面继承了先秦以来的“律历合一”思想外,并有一套完整的历法体系,史称“黄钟律历”,是为二十五史中华书局本点校者所充分重视,成为元、明两史《历志》校勘中引用最多的文献之一。后二卷详细阐述了作者的“律吕学”思想,文中旁征博引间有辩驳,堪称上起远古下迄晚明的一部“律吕合一”学说之集大成者。《律历融通》是朱载(土育)律吕学研究的早期著作,学术界认为朱氏之“新法密率”最早发端于《律历融通》。其于传统历法史、律吕学史之重要意义由此可见一斑。受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及北京市教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计划委托,在中国音乐学院刘勇博士的主持和指导下,《律历融通》问世以来的第一次全面点注工作已经启动。《律历融通》序是朱载(土育)“律历合一”思想的核心精要,历来多为诸多学科专家、学者所引用,笔者不揣点注之浅陋先期端出以飨读者,同时亦企盼专家学者不吝斧正。

律数合於易(点注)——《律吕正义后编》卷一百二十八·乐问二

成书于乾隆十一年(1746)的《御制律吕正义后编》标志着乾隆鼎盛时期宫廷礼乐的最终形成,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清代宫廷礼乐的经典。全编计一百二十卷。主要记载清代的宫廷典礼音乐。编内分祭祀乐、朝会乐、宴飨乐、导迎乐、行幸乐、乐器考、乐制考、乐章考、度量权衡考、乐问等10类。其"乐问"章,以问答形式穷研乐之奥意,言简而义赅。中国古代乐律之于易,自来相互发明浑然一体,然言其理者众而推其数者鲜。是篇所论于理于数均属稀有,如律数推演中的"三天两地"之法,律数与"先天数"及"生成数"、律数与"三统术"之关系等,其道深矣。今拙笔不避浅薄之陋,试整理并以注,以期同志者共勉。

五音者何?——[明]葛中选《泰律》研读心得

五声宫商等名之含义在音乐界有音高说、调式说、音质说、乐器说、律数说、天文说等不一而足。在音韵界则有声母说、韵母说、平上去入四声说,语调说、以及决然否定等。在中医界更是五花八门,言人人殊。今人普遍抱守的"非此即彼""执其一而非其余"的思维模式在很大程度上隔绝了我们与古人的沟通。甚至使我们在总体上认识和把握传统文化,研究发掘音乐文化遗产的过程中实际上完全迷失了方向。

史误与今误:文献、考据及论证——读史琐记三题

青灯古卷,秉烛凝神,"爬格子"或可视为三尺书桌草堂小事。而付诸笔端成一家之言却事关重大当延及后学。文献有蚌误者古来若然本不足奇,而偏读偏信曲解妄证者,实足为今我荤之戒鉴。

《律吕正义》论朱载堉新说

朱载堉之"新法密率"何以至于落个"宣付史官以备稽考"的尴尬结局,远远没有起到它应有的历史作用,过去的说辞都把它归咎于当朝统治者的腐败无能和传统封建士大夫对科学创新的无知、排斥甚至蔑视和摧残。但这种似是而非的遁词在今天显然不能使大多数律学史家及音乐史家感到心安理得。这一问题依然不时在报章杂志和各类学术论文当中被提出。集学究皇帝康熙至风流天子乾隆祖孙三代三十三年之功而成的一百二十卷巨制《御定律吕正义》中收录了一篇专论朱载堉"新法密率"的"十臆说问难",反映了清代官方学术界对朱载堉"新法密率"的基本认识和总体评价。从中我们虽然不难领略到彼时的学风应该说还是严谨的,该文的分析也是认真透彻、有理有据的,但更让人不无感慨的体会则是,一项全新的科学发现或发明,如果失去了历史文化、传统观念以及当代政治的支持,大概算得上是闭门造车了。而如果又是完全离经叛道的"新说",其结果成为令后人为之扼腕叹息的憾事在大多数情况下则是势不可免的事了。

简论“同律度量衡”

“同律度量衡”学说产生于远古时代 ,她是我国辉煌的古代文明的标志 ,也是人类文明史的结晶。在绵延数千年前的历史长河中，”同律度量衡”学说从创立、完善、长期实践到自成一体 ,其深刻的文化内涵、历史内涵及科技内涵是值得重新认识和发掘的。同时，对“同律度量衡”学说的更深一步研究对我们今天的古代乐律学、古代天文学、古代计量学、古算学的研究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甚至在某种条件下还是关键的一环。

中国古代天文历法与律吕之学——中国传统律吕之学及律历合一学说初探

流传逾两千年以上的“律历合一”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十分突出的独有现象。其博大繁复的理论构架一方面浸润着历代饱学之士的毕生心血，同时又给后人留下了无数的难解之谜。文史之难莫过于“三志”（天文、律历、无行），而“三志”之难则又以“律历”为最。尽管由于各种各样的历史原因，使其至今几已成为隔世绝学，但作为古人认识宇宙和谐运行的一种观念，今人理应对其有所新的认识和把握，客观地追踪和捕捉其历史演变脉络，对其中一些已经可以或可能被现代科学解释的成分给予充分的肯定和客观的评价。

“候气法”是京房的发明吗?

中国传统“律吕之学”历来与天文历法及占候之术密不可分,其中“候气”之说颇具神秘色彩,除有关真伪难有确论外,即就是其起源和断代也是人言人殊。“候气法”出自京房一说是史学界最为流行的说法,但据相关史料考证,此说疏漏百出无以自圆,倒是蔡邕在其《律历志》中为后人留下了进一步考证的空间,其它诸如《礼记·月令》、《淮南子·主术训》中当有更为古老的史实依据,足以使人做出最保守的估计,其最早出现起码应在《吕氏春秋》成书之前是毫无问题的。

朱载堉十二平均律发明年代再辨证

关于朱载堉十二平均律的发明年代,李纯一曾根据《律历融通·序》的写作年代和《音义》的部分内容,认为是在1581年之前。后来李纯一又推断出《律学四物谱》和《律吕精义》旧稿的大致完成时间早于1581年,但未受重视,学界大多仍持“1581说”。经分析认为,《四库全书》在收入《乐律全书》时,丢失了包括落款日期在内的《音义》的最后两页。李纯一根据《四库全书》本将《音义》视作《律历融通》中的一篇,从而得出十二平均律发明年代为1581年之前的结论,是因材料失真而产生的误判。至于十二平均律的发明年代,或可暂以《律学新说》作序时间(1584)为下限。

论音乐形象的具体可感性与多解性的关系及其根源

形象性是艺术区别于社会科学的一个基本特征。声音与客观现实的相互对应的联系,构成了音乐形象乃至音乐艺术产生并存在的物质基础。人类感官的分析、概括、综合、补充的主观能动性又使音乐乃至音乐形象成为人类感受、认识客观现实,并反作用于客观现实的能动手段。通感使作曲家与听众之间得以感情上沟通,并使作曲家的创作具有了社会意义。而移情又使音乐作品在听众的思维中得以升华并达到具有美学意义的领悟。多解性虽然是音乐艺术中的一个突出现象,但却蕴含着艺术之所以为艺术的特殊本质的一个方面。多解之间虽然不尽相同,但多解的群体则从各个方面解释并丰富了作品的形象。

“以律起历”疑难——“律历合一”学说之数理表述与哲学表述间的纠结

"律历合一"学说在中国古代音乐史乃至于中国传统文化史中历时殊为长久。宋之后,"律历合一"学说日渐淡出官方史籍,然并未匿迹于学坛,注目于是说者纷然,其中的"以律起历"是该学说的核心环节。执其有者困于史料传承,举步维艰;譬其谬者振振有词,却流于以空对空想当然耳。"历史是一条河",即使是一条已经断流的河,她曾经一度的存在必定有她之所以存在的理由和根据。而她的陈迹的消失与湮没以至于最终被后人所理解,则更需假以更长的时日。

《史记·律书》与秦汉律吕之学及兵学

本文对《史记·律书》的真实作者问题进行了探讨,并认为,不论真实作者是谁,都不影响《史记·律书》作为一个时代的特定领域的专业知识结晶的科学价值和史学价值。同时笔者认为,《史记·律书》不是一部简单的乐律学文献,而是一部以律谈兵,律兵合一的兵书。这一认识与今人的思维相距甚远,但却符合历史实际。律吕之学在中国历史上与政治、经济、军事、天文、历法、医学以至各种方术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依然是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薄弱领域。

新法密率之命运再思考——旋宫、转调及其它

古代民俗音乐从无旋宫转调之困难,至明时依然"流转自若"。历代官方纠缠不休的"旋相为宫"完全是针对宫廷雅乐而言的。朱载堉新法密率之"旋相为宫"实即先秦时就已流行的"随月用律"制,也即特定的仪仗乐舞依不同月建(该月之地支)用其所对应的理论调高唱奏。其乐舞的篇章结构内部并无转调之必要,篇章与篇章之间亦无音乐审美意义上的调性之联系。朱载堉新法密率之"旋相为宫"与远古乃至明时的所谓"旋相为宫",实为古人务求理论调高(历法演算之理论律数)与天文推算相吻合并能够实际运用于雅乐实践中的理论探索,以期实证"至治之世,天地之气合以生风。天地之风气正,十二律定"的古训。朱载堉之"新法密率"在律学计算方法上的创新并不能掩饰其指导思想的复古实质。

黄钟律管与中国古代经济

经济秩序是一个国家的命脉。建立一个科学的计量体系仅仅是人类开始走向文明的第一步,保护和完善这个体系则是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并使之稳定健康发展面临的挑战。选取恒常不变的自然参照物作为计量体制的基准值,这不仅是今人其实也是古人的一贯理想,但在现实中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借助于律管长度与律管音高相互对应的比例关系,古人以实物形式将长度基准,进而也将容积、重量基准以及黄钟律高基准值固定下来,用迂回的办法巧妙地实现了这一理想。在绵延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同律度量衡”学说从创立、完善、长期实践到自成一体,其深刻的文化内涵、历史内涵及科技内涵是值得重新认识和发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