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燮对诗人主体性的反思和重建

叶燮对诗人主体的张扬达到新的高度。他提出包含深刻人生体验和具体情感类型的“胸襟”概念,强调诗人作诗当“传之于后世,而非求诸当世”,当“自鸣而不是他鸣”,当作“为己之诗”。叶燮的论述直接指向诗人主体的“识”、承载主体自由的“胆”、围绕主体心思之所出的“才”以及追求主体“独立不惧”的“力”,并指出诗歌最终追寻的是主体的“愉快自足”。针对清诗该如何师古的问题,叶燮强调诗人的主体身份,在追求“克肖自然”上,“我”取得与古人同等的创作权,古、今二元对立被取解。诗人主体不但关系到诗歌与生命的关联,更是诗人在面对文学传统压力时自立的依据。叶燮诗论对清代唐宋诗之争关于诗人主体、师古等问题的讨论作出了重要贡献。

作为伪命题的“文学自觉”说

通行的“魏晋南北朝文学自觉”说,其基本项为脱离政教、文体细分、发现审美特性并自觉追求等三个方面。细究之,情感、辞藻、声律等审美特性指向的其实是“杂文学”。其中辞采的部分因素和情感表达以文体细分为基础,而声律、偶对、夸饰、用事、练字等因素,则以当时各文体共同的创作方式——骈体为基础,追求的是共性,特别是声律的讨论并未与文体细分结合,于是“文体细分”与“发现审美特性并自觉追求”两个基本项之间产生分离力。基本项与后世文学兴盛的关联有限,导致“自觉”的命题缺乏自洽性。“文学自觉”说是一个伪命题。究其原因,魏晋南北朝时期对新出的某些重要文学现象的探讨不够,同时对传统诗教的核心观念也缺乏接续性思考。其将讨论的重心转向创作主体和创作过程,特别是创作技法及其产生的审美效果上,归根结底是一次极富热情的尝试。

袁枚与古典诗歌的自由立场

袁枚强调“性之所近”,使诗人身份获得自由。他用“诗无定格”反对分唐界宋,消解了唐宋诗之争,又用“诗有工拙,而无古今”消解了古今二元对立,甚至以“霍王无短,是以无长”消解了工拙对立。他强调师古要“空诸一切”,才能“著我”,使得诗人主体的情感表达及文本呈现都获得空前自由。

清代唐宋诗之争的主要理论问题及其逻辑关系

清代唐宋诗之争是关乎诗歌本质、诗歌与作家、诗歌功用、诗歌流变、诗歌批评等一系列主要理论问题的讨论,这些主要理论问题首先集中体现于杜诗、严羽《沧浪诗话》、宋诗和竟陵派。清代唐宋诗之争绝不是简单的师法策略问题,而是对诗言志、性情之正、辨体、温柔敦厚、正与变、学问、赋比兴、穷而后工等传统诗学概念的价值定位,这些概念又可以以文学史观和诗人主体为出发点建构逻辑关系。诗学核心概念温柔敦厚所面临的困境及阐释途径,便极具代表性。

氧化铟包覆二氧化锰正极材料的电化学性能研究

以MnSO_(4)、KMnO_(4)为原料合成MnO_(2),通过在反应中添加In(NO_(3))_(3)·H_(2)O在其表面形成In_(2)O_(3)包覆层,经XRD、SEM表征发现包覆层并未明显改变MnO_(2)的晶体结构,但改善了颗粒分布情况。通过充放电测试、循环伏安测试和电化学阻抗测试研究了复合材料的电化学性能,结果表明,在1 A/g的测试条件下,包覆n(Mn)/n(In)为1∶0.03的样品首次放电比容量为206.3 mAh/g,经100次充放电循环后的容量保持率为95%,In_(2)O_(3)包覆层能够有效提高正极材料的循环性能。

清代科举加试试帖诗之探析

在诗歌退出科场七百年以后,乾隆二十二年科举加试试帖诗,成为清代科举改革中的有力之举。文章即探讨这一文化事件得以持续实行的原因,当是清初历代科举改革政策的积累,诗教与鼓吹休明的需要,及试帖选本的"与时俱进"共同作用的结果。

文学史视域中的翁方纲宋诗学

研究者都注意到翁方纲诗学与宋诗的关系:他强调了宋诗"细肌密理"的特点,推崇苏黄,并肯定学问。这仅仅是从诗歌批评的角度得出的结论,因而缺乏学理的整体考察。从诗学逻辑建构的角度来说,翁方纲的宋诗学,是从对《宋诗钞》的批判开始的,他对宋诗的基本特点的揭示,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完成的。而在他整个批判和立论的过程中,都贯彻了立足于文学史的精神:包括以诗歌发展规律作时代的类比,对宋诗价值的定位,特别是其通过虚实理论,及对宋诗与杜诗关系的揭示,将唐宋诗连成一脉,超越了时人纠结不清的唐宋之辨,实现了唐宋诗同源。

从“笔”之病犯论南朝“文笔说”

关于"文笔说"的讨论至今已延续良久。人们一直关注于其在文体分类中的作用。在《文镜秘府论》中,我们可以看到"笔"亦存在病犯,强调句中宫商和谐,且句末不押韵。由此我们得出,"文""笔"之分,应该是骈体的写作方式在南朝时流行的体现。唐代"文笔"说的式微也与骈体的衰落有关。从这则材料还可以看出南朝人对声律的重视和探索,但这并不足以构成"纯文学"观念形成的依据。

意深词浅:袁枚“性灵”的特征与呈现方式

“性情”是清人反驳明七子的有效武器,是诗学阐述的出发点。但袁枚将之由诗学基本概念转变为诗学核心概念,强调性灵是对现实人生的体验,这种体验独特、深刻、通达,并归于“正”,中国文学情感表达的传统得以在诗学理论上完成接轨并深化。袁枚还强调以“词浅”的方式进行呈现,以达到天籁的状态。其诗歌创作践行“意深词浅”,自然也是雅的。

清代“唐宋诗之争”二元对立的消解及自反性特征

学界习惯视清代"唐宋诗之争"为"宗唐""宗宋"二元对立,或提出内涵更不明确的"唐宋兼宗"以示折衷。实际上清代"唐宋诗之争"并不是一次简单的学唐或者学宋的诗歌创作主张的争论,"宗唐"与"宗宋"的理论基础并不相同,无法构成二元对立。从讨论宋诗的价值,深入到讨论"诗言志""性情之正""辨体""温柔敦厚""正与变""拟议与变化""学问""赋比兴"等传统诗学核心概念,才是清代"唐宋诗之争"的内核。究其实,"唐宋诗之争"或可置换为传统诗学核心概念之争。结合最终清人从探求唐宋诗的延续性,及取消唐宋对立的合理性两方面结束论争的理论思路来看,清代"唐宋诗之争"具有自反性特征。由此我们便可以清楚确定清代"唐宋诗之争"的内涵和外延。

“逆笔”:翁方纲论黄庭坚学杜

黄庭坚学杜,历来学者都十分关注。翁方纲重新加以考究,以"逆笔"命名,并为其诗中用典作了新的定义。但由于没有贯彻他所透析的"逆笔"之术,翁方纲自己的诗作则多成了典故的罗列。

清代唐宋诗之争中的“穷而后工”

“穷而后工”是唐宋诗之争的主要理论问题之一,其发展过程充满了争议。随着清人对诗人主体讨论的深化,人们开始关注个人体验与诗歌价值的深层关联。个人体验与盛世情怀产生矛盾的清初诗人,尝试用“诗可以怨”平衡“穷而后工”与“温柔敦厚”;沈德潜提出“心中有主,境不为累”,以超越“穷而后工”;袁枚则指明诗歌是处穷之人最重要的抒怀方式,更接近欧阳修的原义。

叶燮以“诗风正变论”为核心的文学史观

叶燮将与时运诗运相关的“正变”隔绝在《三百篇》。对后《诗经》时代,则将“正”限制在建安诗,打破了诗体正变论,是为“诗风正变”论。其中汉魏至宋诗的“变”包含“启盛”和“有因”两个因素,否定了“因=盛”,改传统的“变=衰”为“变=盛”,直指明七子要害;而对“变”中有“因”的强调,也有力地批驳了楚风。叶燮将诗歌史视为“盛衰因变”的动态发展过程,并用“变而不失其正”贯穿关联。宋以后,“变”则是一般意义上的“改变”之意。叶燮指出“有意为工拙”为宋诗的突出价值,并达到踵事增华的顶点。

清代唐宋诗之争中宋诗代表及唐宋源流脉络的确立

宋诗审美特征定位及唐宋源流问题伴随清代唐宋诗之争的始终。钱谦益、吴之振、黄与坚、叶燮、王士禛、沈德潜、袁枚等人的理论都不同程度地丰富了这个论题。翁方纲虽然回到了最初介入唐宋诗之争的张戒、严羽以苏轼、黄庭坚为宋诗代表的主张,但价值判断完全不同:他以苏、黄继承杜甫之肌理和正面铺写,完成了对宋诗价值及唐宋源流脉络的确立。

翁方纲“肌理”说研究现状思考

向来关注翁方纲的学者,都绕不开他的"肌理"说。通过梳理二十世纪以来对"肌理"说的专门研究,发现自郭绍虞先生将"肌理"定义为义理与文理,并将其他概念都整合在二者之下,后来的研究者都没有脱离这个思维定式,因此,整个"肌理"说研究,一方面出现简单概括的现象,另一方面由于无法完美解释翁方纲诗学的其他概念,又在阐释其他问题时忽视了"肌理"概念的形成时间,导致出现错综的情况。近来研究者对"二元论"的苑囿有所突破,但对"肌理"说内涵和地位的认识仍不足,而翁方纲诗学在清代诗学史上的地位,也没有得到最终的确立。

关于古代文论研究误区的几点思考

目前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已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也存在着重复研究、研究重心过于集中等问题,原因之一是研究者在方法和视野上存在误区,其中主要有学术研究的惯性、价值判断替代、概念游戏、走不出的“西方镜像”等。研究者当避免以上误区,在文学、理论、思想、文化、传统等各方面给予最大程度的观照,以展现古代文论的复杂性和丰富性。

翁方纲核心诗学概念关系辨析及价值定位

翁方纲尚未及用一个术语概括其全部诗学,三个核心概念"肌理""正面实作""事境",实乃相互依托但无法替代的关系。"事境",须从"正面"入手,以"肌理"承接之法出之。这个思路拯救了"神韵"说重视"远"和侧面烘托导致的"虚"。翁方纲追溯"格调"和"性灵"二说主要弊端的源头,通过批评明七子和南宋杨万里来进行诗坛纠谬。他的主张,并没有超出传统诗学,实是传统诗学的完美调和者。

汉语言文学专业后置课程重复问题及对策研究

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设置中存在着前置的文学课程与后置的理论课程重复的问题,如果无视这种重复,后置理论课程就是无效的。我们需要从学时分配、课程设计等方面进行调整。

翁方纲对“吟咏性情”命题的回归与修正

"吟咏性情"是中国古代诗学的传统命题,而翁方纲的诗歌被指责缺乏性情,实则其在理论论述中,对"性情"的概念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他用"缺乏性情"来批评"格调"和"神韵",要求与创作主体当下的情感切合,即"真";而情感之出,强调对"事"本身的,即"正面"的摹写;并最终归为温柔敦厚的诗教,特别强调忠孝问题,强化了最传统的诗言志观念。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翁方纲用"事境"概念将"性情"与"学问"联系起来,成功地解决了学问入诗的问题。

沈德潜对诗人主体的提升及对格调派的超越

沈德潜在叶燮的基础上对诗人主体作了进一步提升。他站在今人的立场上,强调古今性情相通,师古应该依据“性之所近”,超越格调派的“以古人格调写今人性情”;他重视诗人主体的道德修养,又以“清和广大者为正,志微噍杀者为变”的正变论,确定对诗人主体性情之正的要求,指向“温柔敦厚,不拘一格”,解决了格调派一直绕不开的性情与格调二元对立;他也关注人伦关系及山水之助,并以此激发性情,超越诗内格调,走向了诗外工夫,二者都是其论诗首推的“宗旨”。而指向“体裁”“音节”的“风格”,则与诗人主体之气骨有关,“神韵”即为诗人运作才思以去迹象带来的表现效果,这已然超越“格调”论诗的范围。沈德潜以诗人主体为核心的宗旨、体裁、音节、神韵的论诗体系,已经超越了格调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