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叙事与高原风景的现代性内涵——论叶临之中西亚题材小说

叶临之新近发表了一系列中西亚题材小说,为我们提供了一扇了解中西亚风景和人情风俗的窗口。中西亚风景不同于以往中国文学读者所习惯的漂洋过海所看到的海外风景,它是内陆的异域景观,是高原的自然风景。叶临之这批小说,一方面呈现出中西亚原始纯粹的自然风光,有一种世外桃源的纯净感;一方面又写出社会人心维度的复杂,表现出内陆高原国度现代化之难。风景叙事与社会观察,在小说中有一种分裂状态。这种分裂感,背后是中亚国家由传统转向现代的转型期文明特征。叶临之的中西亚之旅,是真正看到异域风景的文学之旅,其小说可启发我们重新思考世界性意义上的现代化难题。

论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共生——兼谈新文科时代的读书会讨论式教学

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共生,既是一个学理问题,也可以是一个文学教育问题。作为学理问题来讨论,要阐明的是这两个类型的写作,无论是技艺维度还是意义维度,都有着内在的共通性。而作为文学教育问题,融通创作与批评的写作现象,也启发着新文科教育要求下文学专业人才培育的创新发展。新文科教育致力于打破学科界限、培育复合型人才。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这两大方面的能力培养关联的不仅仅是文学专业教学,更要求我们的文科教育要走向以问题为中心的跨界、跨学科开放性探讨式教学。而以读书会为依托的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教学,很可能是实现这一教育目标的有效方案。

饮食叙事与广州城市文化表达——张欣小说论

张欣的小说并没有刻意写饮食,但饮食元素在她的小说中却无处不在。这种无意识的饮食叙事,最直接地表明了“食在广州”的文化寓意。“食在广州”尽人皆知,这一说法背后反映的是广州市民对日常生活的重视。张欣笔下的广州故事,正是以呈现广州人的日常生活为主。阅读张欣的小说,可以感知到广州城市文化的特质。

恶的审美伦理——理解现代叙述中的“恶”

现代小说惯于直观、冷漠地叙述"恶",追求非人格化叙事、去人性化效果,与道德态度鲜明的传统叙述有着重要区别。同时,理解现代叙述中的"恶",领悟现代文学复杂的伦理意旨,也需要读者具备现代审美伦理观念。这些问题,也突出地表现在中国当代先锋、现代主义文学的创作与评论中。从恶的角度审视中国当代小说中的现代叙述,探讨小说叙事伦理,也指向现代审美伦理的建构。

朦胧诗论争与反思性批评的兴起

朦胧诗是新时期文学的一大起点,伴随朦胧诗而来的朦胧诗论争,是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上一次极为重要的文学论争。朦胧诗论争拓展了朦胧诗的社会影响力,也从很多层面凸显了当时新旧文学观念的差异。观念差异背后潜藏的是审美认知冲突,它牵涉着很多方面的问题。程光炜论及这一论争时曾指出:"一些关涉到‘新时期文学’根本命题的观点,都在那场论争中提出来了,充分展开了,事实证明,它的意义已超出‘新诗’范围,几乎覆盖了新时期文学的所有方面。"

以未来为经验:论王威廉的“纯文学科幻”写作

一20世纪30年代,瓦尔特·本雅明宣告人类进入了经验贬值的时代:“我们变得贫乏了。人类遗产被我们一件件交了出去,常常只以百分之一的价值押在当铺,只为了换取‘现实’这一小铜板。”(1)历史知识、前辈人的经验等对现代人失去了价值和魅力。现代人不再能凭借以往的经验生活,而是要努力把握不断变化的现实,专注当下。对本雅明这一历史性的经验贬值判断,我们并不陌生。类似的历史性判断还有很多,现代以来无数思想家探讨的现代性问题,从各个维度言说着现代生活的破碎化真相,这些观点论证着传统与现代的区隔,阐明了现代生活与传统经验的断裂。

“恶魔性”与中国当代小说的先锋策略

恶魔性概念的内涵是破坏性与创造性,这与先锋写作的特征极为相似。从恶魔性视角来思考中国当代先锋小说,不是重复言说有怎样的突破和创造,而是指出它们普遍以恶性事件来突显恶魔性和先锋性。先锋作家惯于在小说中使用“恶”的情节来完成叙事技巧的实验,同时也成就了小说的惊骇感、神秘感。先锋写作的破坏和创造,都同文本中的“恶”事件密切相关,“恶”可视作先锋作家们的叙事策略。恶与先锋叙事的关系,这是中西方现代、先锋文学的共同特征,但中国当代先锋小说的特殊在于,它的恶多为先锋作家们的有意而为,而非作家生活感受的“自然流露”。

在揭真相与泯仇恨之间——谈张悦然《茧》

张悦然的《茧》,是书写"文革"历史阴影继续作用于后代人的创伤问题。名为"茧",故事也就是在剥"茧"。小说一方面是探求历史真相的剥茧,同时也剥人物因为知晓了真相而生成的仇怨之茧。这种"对剥",既是探究后代人的"文革"历史记忆问题,同时也思考后代人该以何种心态面对历史伤痕。这是一种纠缠在揭示真相与消泯仇恨之间的写作。

解构批评与意义生产

西方解构主义思想对结构主义的突破,不仅仅打破了文本的神话,让文本的意义可以无限度地向结构之外延伸。同时,解构主义思想家们把文本概念扩展到广义的社会性文本概念时,意义生产就指向了更为宽泛的领域。让社会文本化,也即由各种叙事建构起来的社会大文本,成为了值得解读的对象。而理论话语也就成为了实现意义生产的重要武器。解构批评影响之下,一大批相关的思想话语出现,它们成为进一步解放结构化意义的思维工具,也成为破解现时代话语修辞术的理论资源。

文学批评与文化介入——从蒋述卓“文化诗学”审视中国当代文化建构

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界富有代表性的创新成果,"文化诗学"理论自上世纪九十年代提出之后,就一直备受关注,到今天已经有了大量的相关研究。但是,"文化诗学"理论却依然停留在理论推演,并未真正介入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实践。很多人忘记了"文化诗学"提出之初的批评理论内涵,也就导致"文化诗学"理论化有余、实践性不足。如此,回顾"文化诗学"最初的内涵,思考蒋述卓提出这个概念时的"文化诗学"作为第三种批评方法的具体内涵,是激活"文化诗学"理论的文化介入功能,亦是思考中国当代文论话语建构的有效途径。

脸面叙事的深度模式——以陈希我小说为例

"脸"是个富含哲学深度的意象,思考人的脸,就等于思考人的复杂性。在关于脸面的思想中,脸谱、面具、面子文化很普遍,而列维纳斯的"脸孔"伦理学思想尤为突出。在文学文本中,"脸面"意象也很普遍,但通过"脸面"来挖掘叙事的思想深度方面,当代作家少有触及,而福建作家陈希我无意地呈现了这种叙事效果。结合列维纳斯的脸面伦理学思想,以脸面文化的社会寓意作为背景,我们可以发现陈希我小说中的脸面意象特别异常,他在有意无意的脸部细节书写里取得了最为深邃的伦理意义。

人性书写与城乡文明互认——李凤群访谈

李凤群近几年的小说在题材、风格、思想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突破,《大江》《大风》《大望》等作品视野宏阔、内容厚重,有大家气象,是21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的重要收获。在访谈中,李凤群结合自己的创作经验,针对文学与市场关系、乡土与城市写作、故乡情结、人性书写等话题进行了详细的阐述。李凤群认为,作家要有摆脱题材写作的能力,对时代的书写要超越简单的批判或肯定,要向伟大作品看齐,写出让读者都能感受到心灵震颤的作品。李凤群还表示,写人的“过错”与“承担”,是她所有作品的基本主题。

纠结的缠绕与温柔的慈悲——葛亮和他的叙述者们

阅读葛亮的作品,还是不久前的事情,那种阅读感受依然清晰:用词干净洗练、清澈灵动,叙述鼓点频催、肌理绵密。这种结合很具魅力,读其语晓畅甘冽,观其故事却又需耐受一番生命的酸涩况味,难怪韩少功称其'少年老成'①,王德威赞其'惊艳'非常。实然,初读时,如若不先将作者信息浏览,

现代婚姻的危机与德性——论文珍小说的婚恋伦理

一、不道德叙述 文珍从开始创作到如今的《柒》,都是着力于书写当下的爱情、婚姻,尤其侧重叙述分手、离婚边缘处人心的纠结与茫然。她瞄准现代、后现代语境下的婚恋生活,书写失却传统力量约束后的婚姻困境。

解构批评与文学生产

批评与创作的关系探讨历久弥新,德里达以来的解构主义批评以及耶鲁学派的解构批评实践,给这一关系再添新意,不仅仅是哈特曼鲜明的"作为文学的文学批评"观点出世,更表明了一个新颖的批评现象,即解构主义的批评文本呈现出与以往的批评不一样的特征,它不再满足于阐释、评论和屈居于文学文本,它在积极探索着自己的出路,它是一种富于创造性的文本生成。这种创造性的批评文本既作为批评的理论生成,也作为文学的文本生产。

身份焦虑与记忆病症——陈再见小说的文化透视

当研究者思考底层写作者的作家身份问题时，普遍遗忘了那些底层作家在他们自己的作品中如何处理自己身份的问题，而在研究者分析八零后作家作品的时候，也好像多少有点忽略八零后青年作家可能拥有的复杂经验，以及他们如何处理经验的问题。那么这两种情况加在一起呢？这就是我阅读完陈再见小说后想到的首要问题。陈再见是打工作家群里新兴的八零后青年作家，兼具底层和八零后两重身份的他能够写出什么颇具分析价值的作品吗？或者说，他的作品对我们探讨前面两个问题有什么启发和帮助？

犹豫不安的“人”——小昌小说论

小昌的小说有很严密的叙事结构,他把人物之间混乱的情感关系编织成叙事的迷宫,并结合叙述人的目光,营造出吊诡的情绪氛围,塑造了一批犹豫的、不确定的人物形象。叙事的迷宫和人物的犹豫,是作家对当下人尤其是青年人精神状态的一种新理解。"人"的复杂性,往往不指向人性的复杂,而是链接着现实时空的复杂。时空分岔之下,"我们"失去了确定性,"我们"有过去、却无未来,这是小昌对当下"人"的精神判断。

文明叙事、后人文思想与新南方写作的未来向度——论陈崇正《悬浮术》《美人城手记》

一、一个新的文明转型期探讨岭南地区的文学,我们多数时候会把目光投向这块土地的历史。近代时期,广东开始了“睁眼看世界”的历史。现代的广东,作为大革命运动的策源地,这里发生的一切都关联着民族国家的前途命运。进入改革开放后的当代,珠三角城市因为邻近港澳,成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可以说,在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重要节点中,广东都充当着重要的历史角色。人们对岭南地区文学的想象,普遍也会围绕着这些重要历史节点展开。

贴着底层生命,守护人性之光——陈再见小说论

一、底层文学的身份延伸陈再见被普遍叙述为致力于底层文学写作的青年作家。确实,他写了很多具有底层视野的作品,很多作品书写的故事都来自底层世界的生活,比如打工者的苦难,《七脚蜘蛛》《双眼微睁》《微尘》等都点及了离开乡村到城市后打工者的遭遇,书写他们身体上的辛苦和精神上的困惑,还比如《张少年的江湖》《瓜果》,写到了生活在底层群体的孩子教育问题,还有他的湖村系列小说,书写的个体生命都是一些生活在最基层的穷苦百姓。

个人化时代的文学批评与文学史——以90年代“晚生代”为考察对象

一、引论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批评界,曾围绕"晚生代"写作有过很多讨论。陈晓明在1991年《最后的仪式》一文首次使用"晚生代",但该文中陈晓明是用它来指称80年代中后期的先锋小说家,比如苏童、格非、余华等。陈晓明认为他们是生活的"迟到者",比起西方古典和现代的艺术大师以及他们之前的那些拥有不寻常的战斗经历和苦难经验的知青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