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鲁迅小说的独创性

古今中外,凡是有着自己的风格特色的作家,他的作品,总是具有一定的独创性。但是,能以自己的独特贡献,在文学的某个或某些领域里,超越前人和同时代人,起着划时代的作用的,却只有极个别的作家。鲁迅就是文学史上这种罕有的伟大作家之一。他在除戏剧之外的文学所有领域里,都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成为中国新文学的奠基者和一代宗师。这里,我们仅就他的小说的独创性问题,作一简略论述。

论《鸭的喜剧》

【正】 鲁迅的小说,一开始就以“格式的特别”使人耳目一新。这“特别”,首先当然是与习见的旧小说迥然不同;另一方面,这些小说本身的“格式”也是多样的。正如茅盾所说:“《呐喊》里的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新形式”。鲁迅不愧为“创造‘新形式’的先锋”,他总是能为自己作品的思想内容找到最和谐的表现形式。《鸭的喜剧》,就是《呐喊》

论《风波》

有人说,解放前,“《风波》这篇小说听说读的人最多,因此讲解批点的自然也是最多了。”其实不确。

略论郁达夫的文学观

郁达夫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影响深远的作家之一。一九二一年,他的《沉沦》作为中国新文学的第一部小说集一问世,就以其“惊人的取材与大胆的描写”(成仿吾:《<沉沦的评论>)震动了文坛,“引起文坛极大纷争”(《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集》)。尽管毁誉不一,但他那独树一帜的小说风格,却风靡了一时的青年,并且直接间接地影响了后来一批作家。

从《呐喊》到《彷徨》——鲁迅小说现实主义的发展和深化

鲁迅的《呐喊》《彷徨》,是我国现代小说史上第一个高峰。这两个小说集,既有共同的特点,也有互异之处。从它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判断,前者高于后者。但事物是复杂的,如果从作品某些方面所体现的思想深度和艺术的圆热程度而言,则《彷徨》较之《呐喊》又有新的发展。鲁迅是一位最善于发掘和揭示灵魂的艺术大师。以塑造典型形象,显示灵魂之深和提出重大社会问题见长,是《呐喊》也是《彷德》的特色。那么,《彷徨》究竟在哪些方面哪几点上,是鲁迅小说现实主义发展、深化的标志呢?下面,我们就集中阐述这一问题。如所周知,鲁迅从事文艺,原以改良国民精神为目的。早年在日本留学时,他就致力于国民性的研究,探讨中国国民性的病根,他认为兴国必先“立人”,改良国民精神。他首先寄希望于“先觉之士”的出现,而最终目的则是广大民众的觉醒。“五四”时期他写小说,“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作为现实主义者的鲁迅,并不在自己的小说中去创造理想中的“先觉之士”,他所写的仍是“老中国的儿女”,暴露的是“

关于《现代文艺》与《志摩遗札》

【正】 本刊本期发表的徐志摩书信六封,是新近在一九三五年的《武汉日报》副刊《现代文艺》上发现的。《现代文艺》创刊于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五日,终刊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共出九十五期。刊物是由当时在武汉大学执教的一些作家、学者办的。主要作者有陈西滢、凌叔华、苏雪林、陈衡哲、袁昌英、朱东润等。编者在《发刊词》中提出五条宗旨:

鲁迅与郁达夫

鲁迅和他的同时代人之间,离合聚散,有各种不同的情况。有的原是同一战阵中的伙伴,后来由于各自思想的变迁,而疏远或绝交了。反之,有的虽“曾用笔墨相讥,但大战斗却都为着同一的目标”①,并不纠缠于个人恩怨。当然,也不乏始终如一的知交和战友。这中间错综复杂的经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民主革命时期的风云变幻和知识分子的不同道路。鲁迅与郁达夫从二十年代相识以后,就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闻一多在武汉大学事迹的几点考辨

20年代与30年代之交，闻一多曾在武汉大学工作近两年．这段时间。是他一生中从诗人时期到学者时期的转折点，因此也是他人生道路上重要的一站．

《补天》与弗洛伊特学说

作于一九二二年的《补天》,是鲁迅第一篇从古代采取题材的小说。在谈到创作意图时,鲁迅说:“首先,是很认真的,虽然也不过取了弗罗特说,来解释创造——人和义学的——的缘起。”又说:“原意是在描写性的发动和创造,以至衰亡的”。这对我们理解《补天》,是一个重要的指示。然而,过去我们对此往往采取回避的态度,即使论及,也“语焉不详”。本文拟从弗洛伊特学说对《补天》的影响的角度,作一些粗浅的探讨。

鲁迅前期思想与尼采

鲁迅与尼采的关系,是鲁迅思想研究中值得探讨的课题之一。在鲁迅早期著作中,曾多次论及尼采,并给以肯定的评价。早先,刘半农曾赠给鲁迅这样一副联语:“托尼学说,魏晋文章。”意谓鲁迅思想中,兼有托尔斯泰、尼采两家学说的影响。据说当时的友朋都认为这副联语恰当,鲁迅自己也不加反对。瞿秋白也认为,鲁迅早期思想“倾向尼采主义”。此外,还有不少鲁迅研究者,认为尼采学说对鲁迅前期思想是有影响的。但是,

“只提出问题,不解决问题”的实质是什麽?——驳邵荃麟同志“现实主义深化”论中的一个论点

邵荃麟同志在提倡“写中间人物”和“现实主义深化”时,主张作家在创作中可以只提出问題,不解决问題,可以不表示鮮明的态度。他以小说《賴大嫂》为例说:“是否非要写出解决问題不可?过去的社会问題剧,只是提出问题,让观众自己去判断。今天我们更强调教育人民,指出方向。但是,是不是在小说里当场解决?如果水到渠成,可以解决;也可以指出方向,让读者自己去得出结论。短篇小说概括时抓住一点,让人看出前因后果就行了。”我们认为,这个论点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同他的整套理论一样,是要把我们的文学引到资产阶级反动文学的道路上去。现在,我们试来剖析一下这个论点的真实內容和实质。

决不容许篡改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

本刊最近邀请当地部分青年文艺理论工作者就“写中间人物”问题举行了座谈。下面登载的是其中四位同志在会上的发言稿。

学习鲁迅同“蛀虫”斗争的宝贵经验

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鲁迅无限忠于党，忠于毛主席。三十年代，他自觉地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隐藏在革命营垒里的“蛀虫”——周扬等“四条汉子”及他们推行的机会主义路线进行斗争的历史经验，今天对于我们开展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凌叔华·《现代文艺》·《志摩遗札》

一 1960年,中国现代著名作家凌叔华女士在新加坡版《凌叔华选集》的《后记》中,列举了一部分往日发表过她的作品的刊物的名字,并且特别指出:"就中《武汉文艺》我自己还是个主编。有三年之久,我仗它搜罗华中文艺天才的工作,直到日寇打过南京,方收拾了笔墨西上四川。那已是一九三八了!"1982年,她又在一封致友人信中重提其事说:"我后来回去武大,办武汉文艺周刊,……是附属于武汉日报的。不知你们有无办法可以找到1936—1937武汉文艺周刊的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