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宫廷里的“超级玩家”

说起游戏的宫廷与皇帝，把眼光放开去，怎么能跳过引领十七至十八世纪欧洲风尚的法国波旁王朝的华丽宫廷，与我们一贯感受与理解不同，

节庆游戏与“共同体”生活——法国中世纪的愚人节研究

愚人节曾经是中世纪法国最重要的狂欢节庆。与一般的理解不同,愚人节并非只是低级教士的节日,它实际上囊括了各个阶层、性别和年龄的支持者和参与者。愚人节狂欢游戏典型地反映了中世纪法国"共同体"式的生活状态,即包括各级教士在内的所有成员都共享着同样的文化、信仰、生活方式。这是因为中世纪人们的生活世界里充满了各种实际的和想象的威胁,因而需要通过某种群体性的宗教仪式来驱逐这些恐惧,同时团结一个社群的全体成员共同面对这些困难,愚人节的狂欢游戏正是这样的一种仪式。14—15世纪,深重的社会危机动摇了传统的教会和社会体系,教会开始把愚人节活动驱逐出教堂,进而禁止教士参加公共游戏活动。这些演变导致中世纪的"共同体"开始解体,并造成愚人节在16世纪中叶全面衰落。

从游戏到艺术:论近代法国戏剧的专业化

法国中世纪的戏剧实质上是一种在节庆场合进行的公共游戏,它集宗教性和狂欢性于一身,在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16世纪中叶,职业性的戏剧演出开始在法国出现,并在16世纪与17世纪之交基本取代了此前的社群演出。戏剧由此脱离了社群的公共生活而成为更具私人性质的表演。1630年前后,在绝对国家的干预和宫廷社会高雅文化的影响下,法国戏剧开始演变为一种文学和艺术,戏剧欣赏成为上层社会特有的文化资本。国家推行的文化体制化也使剧作家和演员的社会地位得到显著提升。戏剧的变化与社会的演进密不可分,戏剧的专业化和艺术化反映并推动了近代法国的社会转型。

“文明化”视野下16—18世纪法国的拉伯雷阅读史浅析——兼论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

16—18世纪是法国"文明化"的重要时期,这种文化转型对拉伯雷阅读史的演变具有决定意义,并在法国人对拉伯雷小说中随处可见的"粗俗"的"物质—下体因素"的阅读感受中表现出来。17世纪中叶以前,无论贵族、教士、市民,无论男性、女性,不同阶层和性别的法国人都能欣赏、理解或至少不反感这些因素。即使是激烈批评拉伯雷的人,他们的着眼点也主要在于拉伯雷的宗教倾向,而与小说中的"粗俗"元素无关。而17世纪中叶以后,这种情况有了明显改变,以宫廷社会为中心的上层社会"文明化",使拉布吕耶尔和伏尔泰等人"突然"发现了"肮脏"、无法理解的拉伯雷。巴赫金的研究尽管对文艺学和历史学的发展有卓越贡献,但必须指出,他对拉伯雷和近代早期法国的社会文化存在明显误读,特别是把"官方"与"民间"概念绝对化和截然对立,并把16—18世纪的文化混为一谈。

西欧中世纪骑士比武的兴衰

骑士比武于11世纪前后在西欧流行开来,其深层原因是权力下移加剧封建割据以及新的财产继承制度迫使青年骑士在比武场上谋求出路。因此,早期的骑士比武呈现出混乱、粗暴等封建林立时代的典型特征,骑士贵族则以公开的暴力作为确定和维持等级关系的基本交际纽带。在13世纪,以马上单挑的流行和比武规则的明晰化为契机,骑士比武开始变成一种"文明"的游戏。这一演变产生了两个影响深远的结果:一是骑士的私人暴力被纳入民族国家建构的轨道上来;二是骑士阶层由封建时代的私人武装变成了新兴民族国家的公共武装。骑士比武由此丧失了原有的活力,新兴的统一王权更将它变成了宣扬神授权力的盛装表演。盛极一时的骑士比武最终在17世纪走向衰落。

法国中世纪晚期的狂欢文化研究

近代早期以前,西欧狂欢文化最主要的特征和功能并不是它的颠覆性,相反地,它具有十分重要的社会文化建构功能。从根本上说,中世纪的狂欢文化是地方社群自治的重要载体,并为所有阶层、性别和年龄的人所共享。首先,中世纪的狂欢游戏是一种重要的宗教仪式,是人们驱逐集体恐惧和寻求宗教保护的一种手段。其次,狂欢游戏还具有确认和更新集体价值的作用,从而凝聚集体的力量应对共同的生存威胁。在近代早期,随着生活环境和社会观念的变化,狂欢文化出现了明显的世俗化趋向,造成中世纪的"文化共同体"发生分裂。另一方面,狂欢文化的社群管理功能却在延续,它与法国正在崛起的绝对君权发生激烈的冲突,这才使得狂欢文化的颠覆性和反抗性被明显放大。上述演变令狂欢文化的生存土壤出现退化,导致狂欢文化走向衰落。

16世纪中期法国诺曼底一个庄园主的游戏世界——兼论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

古贝维尔老爷1549-1562年的日记，向我们真实地展现了游戏在中世纪晚期法国人的日常生活中的地位。当时无论是节庆游戏还是日常游戏，都具有重要的民间公共宗教仪式的功能，有着明显的开放性和广泛的参与性，并因此起到重温、确认和更新群体认同的作用。这些游戏也表明，当时人们并没有现代的身体和空间私密观念，休闲、信仰等诸多方面也还没有明确的界限。尽管贵族和教士阶层具有某种特殊性，但总体上说，当时的日常生活并非巴赫金所说的“两种生活”的截然对立。事实上，无论男女老少，所有阶层的人都生活在相同的时间和空间里，并共享同一种文化，包括生活方式、信仰、观念等。然而，从游戏中也可以看出法国的近代化进程正在发生，社群内部不同阶层的成员之间正在发生文化上的裂变，游戏正日趋世俗化，而群体认同的扩大化则促进了民族意识的形成。

法国中世纪至近代早期的游戏伦理

在中世纪,法国的游戏伦理话语权主要掌握在基督教会手中。基督教游戏伦理原则上反对游戏,其中最严厉的观点主张禁绝一切游戏,因为它们是"魔鬼的礼物";而较为宽容的观点则认为可以适度地玩"无邪"或"诚实"的游戏。但在近代早期,在文艺复兴和基督教信仰"纯化"的背景下,人文主义学者接过了游戏伦理话语权。人文主义的游戏伦理着重强调游戏在儿童教育方面的作用:伊拉斯谟等人主张在学习之余通过适度的游戏来恢复精力,拉伯雷及以后的学者则发现了游戏本身的教育功能。人文主义对游戏的世俗化有重要的影响,并使游戏开始与儿童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随着绝对主义国家的崛起,游戏伦理的话语权逐渐转移到了宫廷社会手中。宫廷贵族更看重游戏在表达其特殊的身份和权力地位方面的功能,力图通过优雅的游戏方式与低等人区别开来。法国王室则利用游戏宣扬绝对主义的意识形态,彰显权力的威仪,并加强对臣民的精神控制。

中世纪晚期法国的狂欢文化

尽管国内学者数十年来一直热衷于使用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开展文艺批评,却很少有人从历史学角度梳理狂欢文化的源流,导致学界对西欧的狂欢文化存在诸多误解。

游戏与路易十四宫廷社会的构建

在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宫廷社会,游戏是宫廷贵族特权身份的重要标志,因为只有他们才能“正当”地通过游戏来消磨过多的空闲时间,且他们的游戏和游戏方式与平民明显不同。游戏也是重要的宫廷社交场合,不仅影响到宫廷人士的荣辱,而且是贵族借以证明其特权身份的重要途径。这使游戏变成宫廷贵族的一种“义务”。路易十四有意识地利用游戏来构建和强化绝对君权,包括控制贵族和加强臣民的效忠。游戏的社交性还使它在宫廷伦理的构建中扮演特殊的角色。这种“优雅”的游戏伦理尽管是以宫廷贵族的特权意识为中心,但对理性和鉴赏力的推崇使它孕育了“平等”等现代意识,并促进文学艺术的繁荣,为18世纪的启蒙运动创造了条件。

近代法国戏剧的专业化

中世纪人对戏剧的理解与现代人非常不同,他们把戏剧视作游戏而非文学或艺术。相应地,中世纪戏剧的演出方式及其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的角色都与现代戏剧大相径庭。16世纪中叶,职业性的戏剧演出开始在法国出现,并在16世纪与17世纪之交基本取代了此前的社群演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