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弃混杂湖羊毛/低熔点纤维针刺非织造布的制备及性能研究

对比废弃混杂湖羊毛与绵羊毛的纤维形态、伸直度及力学性能;并利用针刺技术加工出纯废弃混杂湖羊毛针刺非织造布和废弃混杂湖羊毛/低熔点纤维针刺非织造布(低熔点纤维质量分数为20%),研究并分析两者的表观形态及各项性能。结果表明:单根废弃混杂湖羊毛纤维截面呈圆形或椭圆形,中空,伸直度较高,断裂强度较高,但断裂强力CV值更大,这限制了废弃混杂湖羊毛纤维在纺纱中的应用。与纯废弃混杂湖羊毛针刺非织造布相比,废弃混杂湖羊毛/低熔点纤维针刺非织造布经热轧后变得致密结实,面密度增加,厚度、孔径、透气性能、保暖性能均降低,低频吸声性能变差、高频吸声性能相差不大,拉伸断裂强力增加但断裂伸长率降低,两者均具有良好的耐磨性。该研究结果对实现废弃混杂湖羊毛资源的合理利用,开发湖羊毛新产品,具有重要意义。

新冠疫情下公众应对行为潜在类别分析

目的了解新冠疫情之下公众应对行为情况,探讨公众应对行为潜在类别及其影响因素,为疫情防控中公众行为干预提供依据。方法于2020年8月采用自制问卷对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19132名公众进行网络调查,应用潜在类别分析方法对公众的应对行为进行分析,使用SPSS软件考察不同类别的影响因素。结果公众总体应对行为良好,尤其在戴口罩(94.7%)、勤洗手(94.4%)、居家隔离(86.2%)等方面,但也存在过度防护问题,如在室外空旷环境规范佩戴口罩(77.6%)、反复洗手(41.3%)、高频大量消毒(27.2%)、预防性服药(25.9%)等。经潜类别分析,将公众的应对行为分为3个潜类:戒备型(23%)、冷静型(67.8%)、无畏型(9.2%)。进一步分析发现,相对于冷静型人群,非医疗职业者(OR=1.293)更容易成为戒备型人群;而男性(OR=1.626)、无业者(OR=1.591)、农村公众(OR=1.218)更容易成为无畏型人群;低文化程度、中青年人、高收入群体、低风险地区的公众更容易形成两端极化行为。结论疫情之下公众的应对行为存在明显潜类别,行为成簇出现且比例不同。低文化程度、中青年人、高收入群体、低风险地区的公众均易出现过度戒备或松懈的极化行为,男性、无业者、农村地区公众易采取无畏型行为,这两类人群是疫情行为干预的重点人群。

新冠肺炎疫情风险感知量表信效度检验及应用-基于大数据样本的实证研究

目的对新冠肺炎疫情风险感知量表的信效度进行检验及该量表的实证应用。方法采用文献研究法和专家咨询法确定量表的理论框架和条目。利用问卷星网络平台,在全国各省(不包括港澳台)进行数据的调取,共收集有效问卷19132份,结合多种统计分析方法评价量表的内容效度和结构效度,使用克朗巴赫系数以及分半系数检验信度,以验证性因子分析评价模型拟合情况,利用SPSS 24.0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得出不同程度疫情地区公众风险感知情况。结果结合专业知识和统计学分析方法,量表最终确定为3个维度9个条目,分别为易感性、严重性、可控性。总量表的克朗巴赫系数为0.824,分半系数为0.731;各维度与总量表的相关系数为0.720~0.841;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模型拟合指标均在标准范围内,GFI=0.982,CFI=0.972,RMSEA=0.062,表明量表的信效度良好,使用该量表对全国各省公众的风险感知水平进行测量,发现不同风险地区的风险感知水平存在“涟漪效应”。结论经过信效度检验和实证分析,包含三个维度9个条目的新冠肺炎疫情风险感知量表可作为测量公众对于新型冠状肺炎风险感知水平的测量工具。

疫情下应急志愿服务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分析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期间我国公众参与应急志愿服务的水平及影响因素。方法2020年8月借助问卷星平台进行网络调查,共有19132人完成问卷并纳入分析。结果79.8%(15275人)的受访者在疫情期间参与了应急志愿服务,回归分析显示,应急志愿服务参与度与社会支持(OR=4.339)、月收入水平(OR=2.075)、年龄(OR=1.956)呈正相关,疫情易感性高(OR=1.918)、已婚(OR=1.908)、健康水平高(OR=1.414)、男性(OR=1.344),农村居民(OR=1.323)、感到安全幸福(OR=1.312)的受访者应急志愿服务的参与度更高,参与志愿服务也与在职(OR=1.255)、党员及积极分子(OR=1.243)、应急知识水平(OR=1.217)、疫情可控性(OR=1.137)及严重性感知水平高(OR=1.112)相关。结论疫情期间,我国居民总体的应急志愿服务参与度比较高,呈现明显的人群参与特征。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下公众文化世界观负面情绪与第三人效果的关系

目的探究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背景下,公众文化世界观、负面情绪与“第三人效果”之间的关系。方法2020年8月采用“问卷星”数据调研平台对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19132名公众进行调查。调查内容包括基本人口学信息、高风险情景、文化世界观、负面情绪及“第三人效果”等。结果79.50%的公众存在自我-他人感知偏差,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性别(OR=1.24,95%CI=1.14~1.34)、年龄≤25岁(OR=1.95,95%CI=1.69~2.25)、年龄26~<46岁(OR=1.44,95%CI=1.26~1.64)、收入为2001~<5001元(OR=0.84,95%CI=0.76~0.94)、居住地类型为农村(OR=1.12,95%CI=1.03~1.22)、自己或家人感染新冠病毒(OR=2.37,95%CI=1.65~3.41),周围人感染新冠病毒(OR=0.69,95%CI=0.60~0.78),社区有患者或密切接触者(OR=0.77,95%CI=0.68~0.81)、个人主义(OR=1.29,95%CI=1.17~1.43)、宿命论(OR=1.92,95%CI=1.74~2.13)、焦虑(OR=1.82,95%CI=1.65~2.01)、害怕(OR=1.51,95%CI=1.35~1.69)、恐慌(OR=1.74,95%CI=1.57~1.92)是“第三人效果”的影响因素。结论个人主义倾向强、同意宿命论观点的公众“第三人效果”更弱,易感性认知更强。负面情绪与“第三人效果”呈负相关关系。应充分利用文化世界观的积极方面促进形成公众正确的风险感知。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政府和卫生专业人员应采取有效的风险沟通策略,合理地调整公众的负面情绪。

文化人应该“以文化人”

人类的历史．是告别蛮荒走人文明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文化人可谓“铁肩担道义”，责任莫大焉。正因如此．人们对文化人的失德行为往往更为痛心疾首难以接受。

社会关系、健康状况与居民社会信任感——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5)的实证分析

目的从社会关系、健康状况的视角分析我国居民社会信任感的影响因素,为提高我国居民社会信任感提供相应的建议。方法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我国社会信任感的总体情况,对可能影响社会信任感的自变量进行χ^(2)检验,最后将P<0.05的自变量进行二分类层次logistic回归。结果通过二分类层次logistic回归得出年龄、经济水平、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居住地类型、政治面貌、健康状况(身体健康、心理健康)、亲戚关系、邻里关系对社会信任感存在正向影响(P<0.05),农村居民的社会信任感高于城市。结论社区可以通过为社区居民搭建交流互动的平台,开展社区联谊活动等方式来增进居民邻里之间的互动,从而建设和谐稳定的社区,在横向的网络互动中提高社会信任,并通过开展健康教育,发放宣传手册、定期在社区组织健康教育活动,鼓励人们积极地锻炼身体,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以提高居民整体的社会信任感。

新冠肺炎疫情下我国开展应急能力建设文献计量及可视化分析

新型冠状病毒病(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疫情对人类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带来直接威胁,这凸显了公共卫生领域应急能力的重要性和迫切性[1]。"应急能力"一词涵盖主体多元,广泛存在于危机发生的各个阶段,包括危机发生前准确及时的预警反馈能力,危机发生时客观真实的分析处理能力,危机发生后有效解决并恢复常态,是一种综合性危机应对能力[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