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土官与夷官之别看明代土司的界定

近年来,土司研究发展成果十分丰富,土司研究已渐成为学术之热点。然而近读关于明代土司之论述,颇感一些学者对于明代土司之理解有误,有将东北、西北"番夷"误入土司之列,究其主要原因,是《明史》作者为统治者讳,有意含混其词,令今人误读所致。

从“口喃耳语”到“抵掌剧谈”——晚明专制政治的松动与早期人文主义

晚明政治在传统史学观念中是声名狼藉的,但晚明时代又是中国早期人文主义形成发展的重要时期。晚明的人文主义发展当然与社会的发展有着极重要的联系,而晚明政治实际上为人文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空间。事实上,晚明的时代,人们在经济生活发生改变的同时,政治生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人们开始可以在追求生活享受的同时,也少有顾忌地发表个人的政治主张。晚明时代的早期人文主义思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传统专制主义的批判,一是对传统文化精华的继承。言论的大胆,是政治宽松的表现,明朝虽然主体上仍处于君主专制政体下,但到明中叶以后社会控制与明初已迥然不同,与其后的清代更有着天壤之别。因此,晚明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乃是一个划时代的时期。

明代的社会主导群体

社会主导群体这一概念主要指统治者群体。过去史学界常认为“地主阶级”(或奴隶主阶级)即统治阶级。但是在中国历史上,其实并不是所有的地主都属于社会主导群体的成员。以明朝而言,官与民的区别是十分明显的,能够作为社会主导群体成员的只有士绅地主,过去亦称作身份地主。身份地主的主要成份是官员。中国历史上有贵族和士族官僚体制,也有科举官僚体制。明朝是科举官僚体制的时代,明朝的身份地主是通过科举取得了功名的地主,其主体是读书人,即士。在中国历史上,只有宋、明两朝是士和士大夫们作为社会主导群体的时代,其间经历了元代的蒙古色目贵族统治时代。因此,明朝的建立使江南士大夫们实现了群体回归,重新成为社会的主导群体。明中叶以后,随着社会的转型,社会等级结构发生了变化,其中主要便是社会主导群体的变化。晚明的官僚士大夫在社会心态、价值取向、政治主张以及职业和自身成份等方面的变化,直接影响到了社会的变化。从理论角度看,这种变化应该具有近代化的性质,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关于晚明城市民变的几点思考

近年来,晚明史的研究越发"热闹"起来了,晚明社会的转型成了众多学者喜好"凑热闹"的地方,但晚明社会大变迁,扑朔迷离,其起点究竟在何处,不同学者的研究视阈不同,往往所强调的重点也是不同的。本期刊发的这组专题讨论文章,尝试着从中晚明政治变动与社会转型的关系入手,从晚明社会转型出现的问题,倒推出国家管理缺失与权力异化的政治原因,而晚明国家管理缺失与权力异化又与明代从嘉靖到万历时的政治变动密切相关,这个变动又可以直追到嘉靖初政局与人事的变动。探究晚明史还有其他的路径,我们也期待着学者们对此问题进行多角度的探讨。

从朋党到党社——明代党争之浅见

明代党争之盛行始自万历,其后才有东林、阉党之争,乃至复社运动。此前洪武、永乐所谓诸党,即以胡蓝之案、建文遗臣为“奸党”,乃是出于维护皇权专制需要的加罪之词,其实并无朋党之实。明代朋党之兴起,实因明中后期皇权专制之衰落,士大夫以结党而求发展势力以自固。弘治二年(1489年)两京御史案以治朋党为立案之本,当为明代党争之始,这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朋党的势力。万历时期党争勃兴,此后朋党政治渐成明廷政治主流。此时兴起的东林党之所以不同于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朋党,在于其独具的政治主张而提出士大夫的社会责任,它虽未形成社会改革的政治主张,但反对政治腐败和宦官当政的立场还是得到民众的支持。东林党的意义不仅在于他们的政治主张,更在于其所形成的士大夫群体这一政治集团。这种情况到复社时期更加突出,复社的立场与东林党一脉相承,但复社异于东林党之处则在于他们的组织方法与规程,因此崇祯五年复社虎丘大会才会盛况空前。复社运动影响深远,中国近代党会实与明末的结社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从蠲赈到减赋——明朝灾害政策转变的三个个案

明朝处理灾害政策,在明初曾有明显的转变过程,即从以官方一次性蠲赈与减免租赋,逐渐演变为普遍的减赋与减赋后的地方救助。这主要是因为明朝中央集权能力的下降和基层社会空间的变化,以及明初伴随着国家总体政策由重赋向减轻赋税的变化,从而引发其后应灾政策的变化。

关于晚明竞奢风气的一点看法

晚明是一个竞奢时代,其竞奢之风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并与晚明商品化生产发展相始终。明代奢靡之风肇始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商品经济的发展、财富的增加与"乡里人民"经济状况的改善,给人民的生活享受提供了条件,明代社会风气随之发生变化。从成化到正德的数十年间,是明朝士大夫们最感优异的时代,无论是政治生活还是物质与文化生活都十分惬意,随之社会生活中奢靡之风逐渐兴起并发展起来。其实明朝中叶以后,人们不断批评奢靡,但几乎所有人又都在享受奢靡,似乎批评奢靡成为一种不可少的程式,而并非一定要去改变这种现象。这也是晚明奢靡风气不可改变的重要原因。

晚明国家权力异化的历史思考

对于明末“民变”，过去我们将其作为阶级斗争激化的表现。日本和西方学者的研究，关注相关事件构成的复杂性，但仍将其定义为“民众起义”或者“民众叛乱”。近年，中国台湾学者借用西方社会史学者的观点，提出“集体行动”说，不再强调其对于政府的“叛乱”，而且明确指出其并不以推翻政府为目的。本文在此前研究基础上提出，社会转型期不同利益诉求与国家异化是造成明末“民变”的根本原因。

明万历援朝抗倭后朝鲜社会秩序再建——韩国文献《社约辑录》研究

明万历间,日本侵略朝鲜,明朝派兵援朝抗倭,前后近七年,最终日本败退,朝鲜国土得以光复。此七年间,朝鲜关壁江山,尤其是南部诸道,尽为日军所占领。日军于其占领地区,实行破坏朝鲜本土文化之行为,故光复后,地方耆绅着力于社会风气之改造。文内所举之韩国文献《社约辑录》所录之社约,肇建于明正德间,日本侵略后被迫废止,万历间朝鲜光复,遂有新约之立,其后延至清朝中叶,实为难得珍贵之史料。文章兹就其于明中叶以后所立之社约,以窥当时朝鲜社会之状况。

晚明士人生活心态与明亡历史的写照——以杨文骢及其诗文为中心的考察

杨文骢是晚明著名的诗人,但因其与马士英有姻亲关系,而马士英又与阉党余孽阮大铖沆瀣一气,时人和后人的评价,多避不开党社是非观,对他多有非议。清军南下江南,杨文骢却以身殉国,以事实表明:对晚明士人节气的判定,不能简单地以党社是非观为标准。

谢国桢史学志业考述

谢国桢是我国当代著名史学家,生平致力于晚明史与版本目录学研究,其成果现全部收入《谢国桢全集》(共10卷,北京出版社出版)。谢国桢成名之作即《晚明史籍考》,可谓史料学和版本目录学之重要代表作。谢国桢治学极为勤奋,爱书成癖,从青年时代起多次走遍全国,寻访稀见史籍,为学者中"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之代表。

从安顺屯堡说到屯堡学

屯堡文化这一研究领域基础雄厚,其研究成果已经得到了学术界、社会的普遍认可,具备了构建"屯堡学"的条件。构建"屯堡学"能够将屯堡研究上升到国家层面乃至世界级的高度,开辟屯堡文化研究的新方向,有利于促进屯堡文化持续发展。

谢国桢师学记

谢国桢先生是开晚明史研究先河的卓有成就的史学大家。但多年以来,人们往往视国桢先生为史料学的名家。这固然由于国桢先生著有如《晚明史籍考》、《明代社会经济史料汇编》、《明清笔记谈丛》及《江浙访书记》等较有影响之考述史籍的著作,更主要的还在于对国桢先生生平治学缺乏了解。国桢先生二三十年代从师梁启超先生,梁先生为中国新史学开山鼻祖。国桢先生史学研究处女之作《明季奴变考》,即以社会史角度对明代江南奴仆进行阶级分析的开创性的研究,实为新史学之代表作,其后复有《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清初东北流人考》,均属全新角度之开创性研究成果。其后期的部分著述,为符合阶级斗争史观的潮流,失去了原有的学术特点与学术深度,与其生平治学的旨趣相去甚远,故而突出了其史籍考述方面的成果,造成学界对于国桢先生治史的误解。

刘基与元末明初学风

著名学者谢国桢先生曾经谈到元末明初的学风：“刘基、宋濂等人，出仕明朝，成了明朝开国的中心人物。但是像叶子奇等反浮沉下僚，甚至于得罪以死。因而有许多士大夫如陶宗仪、杨维祯、孙作等人，他们宁肯优游林下，不肯出仕明朝。因为在明太祖的严威之下，稍不谨慎，如高启、叶子奇等人就得到杀身下狱的大祸。在明太祖的大诰上有‘士不为君用则死’的条例，甚至为明太祖所任用的官吏，今天起用，明天被杀，明太祖有‘金杯同汝饮，白刃不相饶’的诗句，所以他们情愿老死田园，不愿意与新朝合作．”

史贵一人成 张岱《石匮书》前言

张岱早已是为读书人所熟知的人物了，但他更多的是作为晚明小品文的杰出作家为人们所景仰。如果让张岱给自己定位，我想他大约不会接受一散文家一这个头衔，因为他终生所追求的人生目标是做一个史学家，像司马迁那样以独立精神，完成有明一代国史的史学家.

《明会典》及其史料价值

《明会典》为研治明史必据之史料。然迄今为止,用之者甚多,论之者颇少,诚治明史之微憾。近年有幸参加白寿彝师主编《中国通史》明史卷编写,述及《明会典》一节,略有些许体会心得,兹述于下,聊作引玉之石。一、修纂会典者,汇集一代之典章制度也。其体例首创于《明会典》。“四库”收于“政书”类。历代典籍中,“政书”一类,首推杜佑之《通典》,但其所记乃上起三代,下迄唐中叶,通述历代政治经济制度之沿革;唐人苏冕撰《会要》四十卷,始有述一代典制之作,今得见者,宋人王溥之《唐会要》。然而“会要”体,旧作类书,盖为检索之便,述事简明。《唐会要》因所录史籍散佚不存而独具价值,至两汉、三国及明之会要,则俨然工具书矣。

崇祯皇帝与天主教

清初王誉昌作《崇祯宫词》,其中记述了崇祯皇帝一件鲜为人知的事情。崇祯初,徐光启任礼部尚书。光启奉天主教,对崇祯影响颇大。于是有崇祯皇帝改奉天主教之事。因撤内玉皇殿供像。后因皇后等人反对未果。宫词写道: 赫濯声灵果骇闻,引衍心许六宫分。 清香一炷殷勤祝,半是君王忏悔文。 其下注曰: 内玉皇殿,永乐时建。有撤旨像,内侍启钥而入,大声陡发,震倒像供桌。

史学传统与晚明史研究

本文结合晚明史研究 ,回顾梁启超《新史学》发表百年来中国“新史学”三次高潮。作者认为 ,新与传统原是相对概念 ,但今“新史学”则多指引进西方史学理论的研究。中国新史学三次高潮均受外来史学理论影响 ,其中不乏经验教训 :一是 2 0世纪 50年代后教条主义对于史学的影响 ;一是近年来中国史研究的西化倾向。作者不反对引进新史学理论 ,但反对教条主义 ;并认为新史学不能抛弃中国史学传统 ,2 1世纪中国史学仍是汉学的史学 ,而非西学的史学。

竟陵派与晚明时代

晚明时代出现的著名文学流派竟陵派 ,集中体现了晚明的时代特征。其选评的唐及唐以前诗歌 ,由于带有明显时代特色而成为流行一时的文学普及读物 ;其所倡导的以“幽深孤峭”而体现的“灵性” ,则是晚明追求个性化的时代特征的反映。但因其处于急功近利的浮躁的晚明时代 ,故一定程度上带有“学殖不深”的缺点。清初士人对于竟陵的批评 ,系出于对明亡的总结 ,是对晚明时代的批评 ,而非单纯的文学批评。“五四”以后以及 2 0世纪 80年代以来出现的竟陵派与晚明文学热 ,体现了晚明时代社会转型期文化对于中国近代文化的影响。

传统史学、新史学与社会性别史

妇女史研究在中国已经近一个世纪 ,而性别分析方法进入史学则主要是近年的事。 2 0世纪 80年代以来 ,中国的妇女史研究已取得不少成绩 ,也引发了许多值得关注的问题 ,如妇女史与大历史的关系、新史学与传统史学的关系、学者的性别身份对史学的影响 ,以及在“后殖民”话语结构下的中国史学走向等等。 2 0 0 2年 5月 17— 19日 ,大连大学性别研究中心在“历史、史学与性别”的主题下召开座谈会 ,邀请史学界部分学者参加 ,就此等问题做了广泛的讨论。这里发表的是七位与会学者的笔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