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制度成本与民营企业成长

本文基于生产率溢价和生产率分布的双重视角,构建融生产率与资源配置效率于一体的系统性研究框架,定量化研究行政审批改革对民营企业成长的冲击效应与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1)设立行政审批中心使民营企业生产率提升且资源配置效率改善;(2)行政审批改革对民营成长呈现异质性影响,高制度成本组别对行政审批改革的响应度更高,主要与政府关联性、融资约束以及企业规模等方面的特征差异相关;(3)行政审批改革对民营企业生产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是制度成本降低的结果。

高技术产业集聚模式与创新产出的时空效应研究

高技术产业存在专业化集聚、多样化集聚和市场竞争3种集聚模式,高技术产业集聚与创新产出具有相关性。已有关于高技术产业集聚与创新产出关系的研究忽略了时间和空间因素的影响,导致研究的局限性。基于此,以高技术产业为研究对象,探讨高技术产业集聚模式对创新产出的作用机制。从时间和空间视角,立足于产业整体和五大行业,分别引入时间滞后项、空间滞后项和时空滞后交互项,构建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分析高技术产业专业化集聚、多样化集聚和市场竞争3种集聚模式与创新产出的时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高技术产业创新产出呈现显著的空间依赖特征,表现为空间异质性,整体呈现高-高和低-低的空间集聚分布,同时还具有显著的累积循环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高技术产业多样化集聚短期内会对创新产出产生负向的区域内和区域间溢出效应,从长期看区域内溢出效应消失,区域间溢出效应由负向转为正向。集聚模式对创新产出的时空效应还存在行业差异,以行业为研究对象时,航空航天器制造业创新产出短期内受到市场竞争的负向区域间空间溢出,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创新产出短期不仅受到专业化集聚和市场竞争的正向区域内空间溢出,还受到多样化集聚对区域整体的负向空间溢出,其他行业的创新产出没有受到集聚的显著影响;从长期看产业集聚对创新产出的空间溢出效应并不显著。研究结果丰富了高技术产业集聚与创新产出关系的相关经验研究,为高技术产业集聚模式的选择提供了经验证据,为高技术产业创新产出发展提供了战略方向。

高技术产业空间差距及分布时空演进

高新技术产业自20世纪50年代兴起以来,发展规模不断扩大,产业高端化发展趋势凸显,同时也存在严重的空间发展不平衡与多极化现象,这不利于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本文以主营业务收入作为衡量高技术产业发展水平的指标,利用Dagum基尼系数测度高技术产业整体及区域的空间差距,采用kernel密度估计探究高技术产业分布的动态演进,引用空间马尔科夫链讨论高技术产业分布的空间演进。研究发现: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水平逐年提高,但呈现东、中、西递减趋势,东部地区具有产业集聚现象;中国高技术产业空间差距、地区内差距和地区间差距均有下降趋势,导致空间差距的主导因素在不断变化,东、中、西部地区高技术产业在部分年份具有极化现象,邻域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水平对本地区产业发展水平存在影响。

中国高技术产业空间极化及收敛性研究——基于区域和行业的视角

基于区域和行业的视角,本文利用基尼系数分析高技术产业空间差异及其来源问题,运用三种极化指数测度两极化及多极化变化趋势,采用σ收敛、β收敛和俱乐部收敛方法探讨收敛性问题。研究结果表明: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的空间差异呈下降趋势,差异主要来自于地区间差异,从区域和行业看,西部的差异程度大于东中部,航空航天器制造业和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的差异程度大于其他行业;大部分行业的两极化特征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多极化分布特征,且地区间的差异程度普遍大于地区内;中国高技术产业总体存在σ收敛和β收敛,区域和行业还存在俱乐部收敛特征,但导致其收敛的影响因素并不一致。

高技术产业创新驱动了中低技术产业——基于创新驱动机制的实证检验

本文基于产业创新驱动理论,剖析了高技术产业创新驱动中低技术产业的作用机制,以1993—2015年制造业数据为样本,采用系统聚类分析方法,从研发创新、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三个维度提出高、中低技术产业划分标准,明确不同的产业类别,构建VAR模型,实证检验高技术产业创新驱动中低技术产业的作用效果。研究表明:①高技术产业主要通过研发创新、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对中低技术产业的技术创新产生影响;②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发现从产业整体角度看,高技术产业和中低技术产业的技术创新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产业间的交互影响呈现不稳定性,产业冲击影响还是源于自身;从创新驱动作用机制的角度看,高技术产业的产品创新和研发创新是影响中低技术产业技术创新的关键因素,其中,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与中低技术产业技术创新呈现良性互动,而研发创新仅与中低技术产业技术创新呈单向因果作用。

新发展格局下京津冀高质量发展路径探索

区域发展战略服务于新发展格局具有深刻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构建新发展格局与技术、资源、空间、生态等多维度因素的变化相互交织,共同驱动着区域政策焦点、区域要素禀赋、区域生产组织、区域空间结构以及区域生态条件等一系列区域经济发展变革。京津冀协同发展作为区域重大战略,应积极应对新发展格局提出的新要求,着力探索以数字经济赋能高质量的区域协同发展、面向国内价值链深化区域产业体系建设、以区域市场一体化促进地区公平发展、以创新驱动发展提高科技自立自强能力、深化机制体制改革推进大尺度空间治理探索等路径推动京津冀区域实现高质量发展。

最低工资标准与低收入群体空间流动

将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与地级市数据相匹配,实证检验了最低工资标准对低收入群体跨区域空间流动的影响。研究发现:最低工资标准对低收入群体流动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低收入群体倾向于流向最低工资标准设定较高的城市;最低工资标准对低收入群体流动的影响效应呈现异质性特征,这种异质性主要源于个体特征以及地理区位等因素差异;最低工资标准有效地提高了低收入流动群体的劳动收入,但并未对其居住意愿产生显著性影响。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和新型城镇化的关键时期,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丰富的政策意涵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扩大内需战略下的新型城镇化发展路径研究

在国际经贸关系变化的情况下,内需成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国内需求潜力不断释放对于畅通国内大循环至关重要,而新型城镇化正是扩大内需潜力之所在。本文从"理论机制——路径探索"两个维度对扩大内需战略下的新型城镇化发展进行系统性探究。研究表明,新型城镇化与扩大内需之间的作用机制主要表现为农业人口迁移的消费需求规模扩张效应、城市生活品质改善的消费需求质量提升效应、城乡公共服务供给的投资消费需求规模扩大效应、产业结构调整引致的投资规模量质双升效应等方面。基于扩大内需视角,未来新型城镇化发展路径选择应关注以下几点:以城市生活品质建设促进要素集聚能力改善;以都市圈与城市群建设促进区域整体功能提升;以城乡产业协同发展促进城乡收入差距缩小;以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合力促进城乡融合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