幕府视域下南宋四六启文的生成机制与创作倾向

宋代启文数量极多,应用广泛,塑造着士人阶层独特的精神面貌。与北宋相比,南宋启文更为繁盛,并衍生出别样的结构形态和审美特征。事实上,幕府制度与幕府文人,是我们重新审视南宋启文生成机制与创作倾向的重要视域。以启文为代表的南宋四六之振兴,除得益于词科的制度保障外,幕府选辟标准、文人入幕风潮亦在其间发挥了关键作用。四六专书的产生与南宋幕府文化语境密切相关,其取材范围、编纂体例和文本内容隐含着为幕府文人日常应用服务的功能指向,对南宋中后期幕府文人的启文撰制影响甚深。南宋幕府文人的启文创作,在书写策略、写作风格及句式气调上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点,颇具文学史意义。

士人网络与文献生成:陆游入幕新论二题

陆游入幕作为传统论题,备受学界关注,卓见发明甚多,迄今似已难以为继。本文从前贤时彦所罕及的两个方面出发,愿就此作新尝试。第一,陆游的蜀地幕府经历,不仅为他提供了熟习军务、拓殖人脉的契机,也对其后续仕进迁转有所助益。陆游早年通过仕宦、交游乃至政争等途径,建立起广阔繁复的士人关系网络,并藉此获得宣使王炎、安抚使张震、都大茶马兼权制司公事赵彦博、制使范成大等数任幕主之提携奥援,在入幕生涯中发挥着关键作用。第二,陆游居四川制幕期间,与幕主范成大并无诗作往来,二人的诗歌唱和发生于淳熙三年三月陆游出幕以后。部分学者关于“范陆幕府唱和说”的论证并不能成立,《中兴以来绝妙词选》关于范陆幕府唱酬的记载亦不可靠。

规制与自拟:论隐元拟寒山诗及其独创性

寒山诗在中日两国流播甚广,其表现之一便是大量拟寒山诗的产生。隐元拟寒山诗在主题上可大致分为弘法宣教诗、修禅悟道诗、警示劝谕诗三类,呈现出以寒山诗体说黄檗宗法的特点。隐元拟寒山诗的创作,进一步扩大了寒山诗在江户时代的影响,是寒山诗日本古注本产生的推动因素之一。自拟既是隐元拟寒山诗内蕴特质的重要体现,也是深入理解诗人心灵世界的独特路径。这些诗昭示出隐元鲜明的个人色彩与主观情志,并通过个人化的抒情策略完成了某种自我形塑,突破了传统拟寒山诗宣教有余而表情不足的局限,具有一定的独创意义。

重构的图景:论“放翁体”的形成与流变

"放翁体"一语首见于《瀛奎律髓》中。以忧怀国事为重要主题,意境雄阔,诗风悲健沉郁、明朗流畅,是今人对"放翁体"的流行定义。其实,"放翁体"的意涵在后世不尽相同。明清时期"放翁体"的主要特质或可概括为:题材上多流连光景的日常生活叙事,风格平熟清新,体裁以七律为主,并偏爱采用组诗形态,重在表现文人自适、尚闲的心态。这与后世陆诗选本的选诗倾向、时代审美风气的递嬗、诗坛风气导向及明清易代以来高压政治对文学领域的介入有所关联。"放翁体"内涵在后世重构的实质,是不同时代文人的认知和选择加之于陆诗本身的结果。

风动四方:南宋帅臣与地方文学生态的建构

南宋帅臣多由科举出身的文士担任,他们以良好的文学修养与风雅的品格,在幕府僚属及地方文坛中享誉颇高。南宋帅臣幕府创作阵营由帅臣、幕僚及江湖谒客构成,并在纵横交错的人际网络影响下,形成一个渊源有自、联系密切的流动性群体。南宋帅臣在提振地方文化事业和风行教化的同时,将分散的文士个体凝聚成富有影响力的地方文人集团,对幕府驻地文学生态的塑造起到关键的表率与引领作用。南宋帅幕文人的地方景观书写,承载着登临游览的闲暇心境、特定的现实意蕴与文化诉求,赋予景观以历史温度与艺术生命,集中体现出帅臣品题、幕府赏会与文化沉淀的交叉渗透。在此意义上,文学突破了一般意义上的写景纪实功能,进入地方文学生态建构的精神层面。

汉唐想象与乡关记忆:论陆游成都诗作中的空间书写

想象汉唐疆域以示恢复、回忆乡关地理以明归隐,这是陆游成都时期诗作的两大主题。对此进行频繁、集中地交错书写以形成情感张力,是陆游该时期诗作的重要特色,并在其后半生的仕宦创作中不断发酵得以定型,成为陆诗的一种空间书写范式。一方面,诗人借助对汉唐地理空间的想象,塑造了南宋王朝关于实现九州完整、继承汉唐政权合法性的政治隐喻,并彰显着自己的功名意识与平靖海内的壮志;另一方面,诗人通过回忆乡土地理,以寄寓其壮志落空后的惆怅情绪与退居意识。陆游东归后仕宦创作中的空间书写,无论在情感力度、思想深度或艺术境界上,究其实质亦不外乎是诗人成都时期此类诗作的持续延伸与演绎。通过分析陆诗的这种空间书写范式,我们能清晰地感受到诗人在其中所表达的身份认同困境。

幕府场域中的于湖词与南宋文坛中兴

张孝祥不仅是南宋初期的词坛大家,也是备受士人推服、任天下之重的帅臣。长期以来,他的阃帅身份多为论者所忽视。孝祥词学观念的迁变流转和于湖词主体风格的演进生成,与其数任帅阃、开府四地的仕宦历程亦若合符契。在高、孝二朝交替的时代背景下,孝祥主导的幕府文事活动、幕府驻地自然山水的感发,对于湖词风的逐步嬗变、词格不断提高和词境日渐拓宽有着重要意义。通过幕中人际交游与文学互动,藉由政缘、学缘、姻亲的关系和共同的艺文志趣、学术理念、中兴理想,孝祥以诗词唱酬的方式构建起了一个包括地方帅臣、道学名流、诗文大家等不同群体的人际网络,涵养出迥异于绍兴和议后的文学创作生态,成为孝宗朝文坛全面中兴的重要促因之一。

论陆游的歌行类乐府

歌行类乐府作为宋代成就卓著的一类乐府诗,在文学史上有着重要地位。陆游的歌行类乐府数量居宋人之首,且题材广泛、诗风多变、立意深远,既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又兼具唐人风神。他的乐府歌行句式错落有致,音韵和谐悦美,善于通过独特的意象表现反映时代精神的政治隐喻、寄托微茫,于沿用、借用乐府旧题之同时赋予其新义,并在各个时期呈现出不尽相同的主题意蕴和艺术风格,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歌行类乐府创作大家。

陆游“戏作”诗的独创性

陆游作为中国文学史上屈指可数的高产诗人之一,创作了大量的"戏作"诗。《剑南诗稿》中"戏作"诗数量多、题材广,展现了陆游以"戏"为题的多姿多彩的生活、豁达开朗的心境与成熟练达的个性化诗风。无论是诙谐风趣或闲适平淡的诗风,其所折射出的均为一代爱国诗人陆游"戏作"背后的深沉悲慨之痛,幽默调侃并不是陆游"戏作"诗的主要风格。陆游的"戏作"诗立意深刻、取材广泛、风格变化多端,这些正是其"戏作"诗立足于自身并继承前人创作基础上的独特性之所在。

南宋统兵文臣家族与幕府文人集聚--以衡山赵氏、邵武杜氏、天台贾氏为中心

南宋中期以降与金、蒙古的持久战争,令宋代幕府得到全面、充分的发展,同时也使一些家族得以凭军功兴起,成为煜赫一时的统兵文臣世家。衡山赵氏、邵武杜氏、天台贾氏即为其间代表。与传统武将世家不同,他们兼具战将与文臣的双重身份,不仅以治边守备、军功卓著闻名于世,更借由浸染道学、诗文创作、精研书画及晶题文物等方式,养成推重学术与艺文的家族传统,在提升家族地位、形塑“诗书元帅”的过程中有着重要作用。统兵文臣家族中,又以赵葵与贾似道二人开阖时间最长、军功最著、幕下文士最多,对志在从戎游边的文人有着莫大的感召与吸引力。幕府不仅为江湖游士提供了物质资助与庇护,亦为他们创造了谈诗论文、中饱诗囊的空间,是江湖文人群体形成的促因之一。统兵文臣僚属,则多以文才与兵谋入幕,并凭借卓越的四六写作能力得到府主的汲弓I、延誉和提携,折射出清晰的选辟标准和幕府文学内部的文体秩序。统兵文臣家族及其幕府文人群体,是研究南宋幕府文学过程中不可忽略的一环。

南宋静江帅幕览游风尚与广西清雅诗风

南宋文人广西书写的转向,实与中原士大夫流寓、静江府的潜藩地位和经略安抚司的设置有关。建炎南渡后,经略安抚司驻地静江府成为士人积累年资、晋身京官的速化之地。名臣贤牧的相继出守,幕府文人的流动集聚,山川岩洞的清美奇绝,令静江帅幕形成了浓重的游宴氛围和稳固的览游风尚。帅幕文人在勾勒清幽景观群像之同时,融塑出以清雅疏朗为主的诗风,并在历时性书写中得到集中呈现,形成特定的创作风格传统。这种诗风对帅幕中的外籍诗人影响甚巨,如张孝祥、张栻、范成大、刘克庄、乐雷发、李曾伯等人的广西诗作便多顺应时俗,暂时性地向清新平淡、韵调和畅的一面转变。静江帅幕文人独具一格的诗歌创作,不仅增强了南宋幕府文学的地域性特征,亦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南宋诗坛演变的地理格局。

洪咨夔幕府生涯及其幕中五言古詩的創作成就

幕府經歷和幕主崔與之的提携,在洪咨夔仕履中發揮着關鍵作用。從戎淮蜀期間,借由參决籌帷、協理政事、幕府交遊,洪咨夔最終成功改秩晋身,突破仕宦困境。賓主政治主張相近、四六技藝的卓犖及自身强烈的用世之志,是洪咨夔得以入幕的重要原因。洪咨夔居幕期間,與淮東、四川地區的各職司長官往來頻繁、交遊密切,並構建出以崔與之爲核心的廣闊人際網絡。入幕對洪咨夔的詩歌創作轉型有着刺激和形塑作用,其入幕期間所作五言古詩,遠承漢唐、近紹北宋,表現出議論通達、結構匀整、境界超拔等方面的藝術特徵,呈現了幕府文人身份意識下的氣質個性與思維特點,是其詩學觀念的創作實踐和報國參政精神的外化,具有鮮明的獨創性。

陆游入幕行实考辨

关于陆游入幕的论题历来颇受学界瞩目,然迄今仍有若干问题值得商榷:一、陆游得入南郑幕实为主动上书求辟的结果,非应王炎二次辟举所致。二、陆游的成都幕府生涯始于乾道八年冬,终于淳熙三年春,未曾间断。三、辟陆游入四川幕者,系都大茶马兼权制置司公事赵彦博。四、汪澈首招陆游入幕的时间当为绍兴三十二年,非绍兴三十一年。五、张浚幕府对陆游交游范围之扩大、战略思想之形成及后续幕府生涯的展开有直接且深刻的影响。六、陆游入幕未受虞允文干预,求禄一官以解决生计问题进而东归是其上书虞氏的唯一动因。七、重新考订《与成都张阁学启》和《上虞丞相书》的系年。